找到了解决老问题的钥匙

徐寅生同志讲的是打乒乓球的事，但和我们的工作也同样是一个理。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徐寅生同志这篇讲话，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读了这篇讲话，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象徐寅生同志那样，把辩证唯物论用到工作中去了呢？我看差得很远。拿我个人和我们车间的一些青年工人来说吧，往往是在谈问题时用上一句半句辩证法的词句，而碰到实际问题时，就不会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具体分析了。

比如，我们车间有些青年技工的产量很低。有的青年技工产量较高，但质量却比较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几年来就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人和人不一样呀！有的人就是脑子机灵，动作快；有的人就是脑子笨，动作慢。”大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也找不出原因。一位老工人却指出：“你们的产量低，质量差，是钻研技术不狠，不得法。”

这两种看法的分歧，在我们车间已经是个老问题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没有十分在意，也没有找到思想武器把这样一个老问题弄得一清二楚。而今天徐寅生同志却用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给我们解决了。徐寅生同志说：“自己就承认不是打球的‘材料’，这样就没办法练成材。”可不是吗？我们车间的一些青年工人，自认为自己生来脑子笨，动作慢。正是这种悲观思想，使他们在右手拣字，左手跟托、带字、自动移稿等行之有效的排字先进技术面前，望而生畏，裹足不前。老工人批评我们钻研技术不“狠”，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真的有的人生来就笨，动作就慢吗？没有的事。这不仅在道理上说不通，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我们车间，一九六一年前后，来了几位青年学徒工。其中有一位名叫张惠珍，表面看，她不怎么灵活，说话也是慢腾腾的。就凭这点表面现象，当时就有人在背后说：“张惠珍定弦了。干咱们这行产量高不了。”她听到这些泄气话后，也有过思想斗争，还偷着哭了两次。但当她在团组织的帮助下，学习了的《愚公移山》一文后，增强了信心。她每天早起晚睡，把放铅字的架子背得滚熟，一个连续动作一天要练无数次。这样从难、从严，从生产的实际出发，苦学苦练，结果，不到半年，她在生产上的质量和数量，都超过了原来大家认为脑子灵、动作快的另一位同志。现在，张惠珍同志不仅成了小组里的技术能手，而且曾被评为五好职工。

当然，信心问题解决了，不等于就万事大吉。这里面还有个得不得法的问题。我们车间有些青年工人，包括我在内，学习技术的信心也很足，可就是不得法。看到一种先进技术，往往死板板地照人家的搬来，不管自己的具体条件，结果，一用两用产量还是上不去。比如，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位老师傅，在操作上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我也想把它学到手。一开始，我经常照着他的形状练，工具材料也照着他的样子放，辛苦没少下，却是形式主义地只学了人家一点皮毛，没有学人家的实质，产量当然上不去。后来我就想，论文化我不比老师傅低，论体力也不比老师傅弱，可是为什么产量就追不上人家呢？老师傅虽说有经验，可他也是从生产中练出来的呀！后来在一次排表竞赛中，我发现老师傅经常这样试一试，那样搞一搞。我沉不住气了，就向他请教。他说：“人是活的，活儿是死的。你拿到活儿后，首先要看活儿是什么情况，然后再考虑用什么方法做最快、最好。一成不变的办法是没有的。这些都必须靠自己动脑筋去琢磨。”老师傅的话，说中了我的要害。不随时了解分析生产上的实际情况，不从实际出发，总是照着老样子干，结果，别人的先进经验就学不到手。回去我就照着老师傅的指点揣摩着干，果然产量就有显著提高。

我们车间的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都非常喜欢徐寅生同志这篇讲话。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是乒乓球的爱好者，而是因为我们干的都是革命工作，是革命者。我们要象徐寅生同志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的辩证唯物论，就必须坚决反对自己头脑里的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