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伦理与中小学教育

人总是处在各种关系之中。我们的人生开始于关系，我们一开始便是母亲的一部分。我们个体的发展也离不开关系。我提出的关怀伦理，就是一种关系伦理。这意味着教育应当从关系入手，而不是从个人、个体开始。

在关怀伦理中，需要探讨处于关系中的关怀者和被关怀者所扮演的角色。关怀者要非常专注，非常注意倾听被关怀者，倾听他们的需要。当关怀者感觉到了“动机移位”时，“关心”这个过程就发生了。什么是“动机移位”？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关怀者暂时把他所想的和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先放一边，而把注意力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在试图系鞋带时，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头也在跟着动。这就是我所说的“动机移位”，即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动机能量从个人流向了被关怀者。当我做数学老师的时候，让学生解答一个问题时，很多时候也能体会到“动机移位”。我看到学生非常努力、辛苦地试图解决一个数学问题，有时候我的手、心都在跟着学生一起动。

关于关心和“动机移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方的“反应”。“反应”是关怀伦理和传统伦理最大的不同点。被关怀者对关怀者的反应是关怀伦理最重要的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关怀者要对关怀者报以感激，要鞠躬、要五体投地。我们需要的，只是从被关怀者身上得到“被关怀者接受了我的关心”这样一个非常积极的反应。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关心是真实的，特别是和关心、关怀有关的职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应”这种关系是多么重要。在护理行业，很多护工曾经告诉我，在照顾病人时，病人在接受了护工的关心之后，表现出了一种放松状态。这种状态使他们觉得完成了关怀关系。也就是说，只有病人向护工表达出他接受了他们的关心，护理过程中的关心关系才算完成。教育也是一种典型的和关心、关怀有关的职业，学生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学生做出了反应，教育的关怀关系才能得以完成。

“关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我所说的关怀关系，另一种是美德意义上的关心。关怀伦理注重的是如何建立、维系以及加强关怀者和被关怀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倾听非常重要，要专注地倾听被关心者的需要。但在教育当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很多教育政策、教育实践都是植根于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学生有哪些需要。比如课程设置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教师、决策者、成人对学生需要哪些课程的一种主观判断。我们认为学生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所以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课程。

事实上，我们必须去考虑学生的需要，去了解学生“需要什么”。几乎所有老师都可以称得上是美德意义上的教育者。他们勤勤恳恳工作，声称自己知道学生需要什么，他们总会对学生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现在不理解，但总有一天会理解的。”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教师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重视关怀伦理、重视关系的教师会更加认真地了解学生的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教师一定要改变让全体学生都学习同一种课程的现状，去发现学生的不同兴趣、不同发展路径，再来决定教师能够帮助学生什么。

富于关心的教师，总是试图为学生营造一个感觉舒服的环境。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回顾自己的学校生活时说，学校里的规章制度、教学、人际关系使得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学生，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所以，教师应该着重在教室里建立一种良好的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学生会自然成长。毕竟，学生在内心深处都是渴望自己成为好学生的，也愿意倾听老师所说的。有的教师很重视课堂里的规章制度，但是我认为在关怀关系中，课堂中的规章制度应该尽量少，我们不依赖这些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马丁・布伯，著名的德国犹太哲学家，在课堂教学方面有很多真知灼见。他说，有时教师似乎不需要说太多，只需要伸出你的手指，这时候学生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了。有的时候学生不需要长篇大论，不需要苦口婆心的说教，老师的一个表情就会使学生了解老师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试图达到的教与学的状态。在教育中，我们不仅仅要使学生学习数理化等知识，而且还应该使学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美国一些学校，有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叫人格教育或道德教育。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每个教师天然地是一个道德教育者。设置道德教育专门课程的一个后果是，其他教师认为既然有专门的教师进行道德教育，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了。

从关怀伦理角度出发，我认为学校的道德教育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榜样。这并不是一种教师有意识地塑造的榜样，不是像演员那样主动的、有计划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榜样。榜样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教师每天非常自然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在课堂、在学校里建立起富于关心的人际关系、气氛和文化，榜样在这之中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对话。我认为它在四个部分中最为重要。它意味着交谈和倾听，老师每天在不停地说，但是如果教师要想成为有效的关心者，就必须停止说话，有效地倾听。同时，还应该尝试让学生也成为关怀者，主动去关心别人。心理学家非常重视让学生发展同情别人的能力。如果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出口伤人，怎么办？从传统的伦理学角度出发，教师会说，如果别人对你说同样的话，你会怎么样？这不是一个最差的选择。但这种说法是有局限的，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会说：“要是别的孩子听到这些话，他会怎么样？”让说错话的孩子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个孩子那边想一想。

三是实践。成人需要提供机会，让孩子去实践。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提供机会让学生一起工作、互相帮助。听起来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很难，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校园里都有互相竞争的情况，很多青少年在学校里不愿意与其他孩子分享自己的信息。竞争与协作总是无处不在。我到达中国后，每天都读《中国日报》。从这份报纸中，我看到了中国现有的许多问题，它们也同时存在于美国。我感觉到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合作氛围。同时，竞争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为争夺第一的竞争无处不在。假如IMF（国际货币组织）的187个国家都想成为第一，怎么办呢？每个国家都在这场竞争之中，但我们必须超越简单的竞争。在21世纪，应该超越竞争思维去发展，用协作来获得和平与繁荣。

四是认可。这种认可是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为了这种认可，我们必须了解孩子。举例来说，假设你抓到一个考试作弊的孩子，如果你了解他，你就可以说：“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让你的父亲开心，但是你本可以选择另一种更好的方式。”然后，你说，你可以是一个更好的孩子。这将会成为孩子的一次特殊经历。当他下次想要作弊时，就会想到你曾经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不需要方程式，每一名教师都能做到。

从关怀伦理出发，学校改革应该走一条精简的道路。课堂规模一定要小，这不仅在教学，而且在教育研究上也很重要。在美国，一些政策制定者说，中国课堂非常大，学生成绩照样很好。但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培养出幸福快乐的学生，但现在学校教育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紧张的状况，学生和老师都不快乐。我做老师已经很久，当我憧憬和学生交流时，我感到非常快乐，因为我希望和学生一起讨论，而不是紧张地告诉同学要做哪些作业或者是考试。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小规模教育的原因，因为我可以和学生做一对一的交流。

另外，教育应该注重连续性。如果同一组老师和学生一起生活超过三年的话，效果将会比只在一起一年好，所以连续性很重要。当然这种连续性必须基于自愿，不能强迫。当我跟学校管理者说这些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回到学校强迫教师教学生三年。但效果并不好，因为学生不会喜欢跟自己讨厌的老师一起生活三年。于是我告诉学校管理者，他回去可以向老师和学生说：“你们愿意一起共同生活三年吗？”作为一个领导者，你其实在行使一个关心者的角色。作为学校行政者，你不能要求老师做什么，一定要商量，要倾听他们的需要。我有一些事例可以支持这一看法。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学生和导师建立的关系。研究生或者博士生能够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导师建立的这种关系。为什么不能把这种思维模式运用到其他方面呢？我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在六年级当一名全科教师，即要教授每一个科目。但我所受的训练是高中数学。这是一项全新的尝试，那时候我非常年轻，刚刚结婚，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学业，而我的丈夫还在上学。他下课后会陪男生玩篮球，我们一起教孩子跳舞、下棋，像一个家庭一样。学期结束时，校长问我是否愿意继续教这班孩子。因为下一年这些孩子该读初中了，他们会转到另一个初中。校长的意思是，要是你愿意，学生也愿意，那么你们可以在这个学校继续学习，不需要转到那个初中学习。最后，只有三个女生选择离开，其他学生决定留下来。我们在一起三年，干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办报纸。在学校餐厅，稍大的孩子指导较小的孩子。在这种互帮的关系中，作为教师的我不需要去维持秩序，年长的学生会告诉小孩子说：“你妈妈要你吃这个苹果。”可以想象那三年的工作经历是多么美好，到现在我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还见面和通信。这个经历是非常有力量的，使我年轻的时候产生充沛感，比我教了孩子们多少数学知识更重要。

后来我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次调动，但不管我在哪里教书，我都强调这种连续性。我总想和同一组学生一起生活超过三年，我会选择一个连续的课程，从简单到复杂，就好比从初一教到初三。很多学生我已熟悉，教书从一个非常正式的方式变成一个非常友好的方式，第二年、第三年，你说话的语言方式和第一年相比，都会不一样。大家想想，这不会花费太多。很多教育改革尝试都是要花钱的，但是有很多改革是不需要花钱的，但我们一样能做到。像对教师提出来的“需要了解学生”，像连续性的教育教学。当然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将赋予教师，一个高中生的三年都是被一个数学老师教的，如果到高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学生在数学上还差很多，你不能责备这个学生，因为是你从高一开始就教这个学生。最后，我想引用马丁・布伯的话，是我特别欣赏的一句话，他说：“信任，相信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作为人而存在，这是在教育中我们所能达到的极致，因为我们作为人而存在，因为我们彼此相信，我们生活充满意义，我们心中真理永存。”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供稿。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