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小说评论研究

一、重新关注文学伦理问题

这一著作的中文标题是《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但在此中文标题下写有其英文标题：ArtandMorals:IrisMurdoch’sFictionalWorld。直译成中文就是《艺术与道德：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世界》。只要阅读了《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读者就知道这英文标题实际更贴切该著的内容。文学必然涉及伦理，只是在20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奉行文学自治论(autonomism)的批评家，太专注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文本性”、“互文性”等文学本体论问题，将文学中的伦理问题抛之脑后，因此明确主张文学与伦理关系密切的作家就受到了冷落，默多克也不例外。“虽然常有人说，她当属讨论文学对伦理之影响的第一人，但很少有人详细评论她这方面的观点，而总体评论她对伦理学和美学的相互关系所持的观点的，就更少了”(Ruokonen15)。不过，在我们进入21世纪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伦理转向”(EthicalTurn)(Araújo1)。这“伦理转向”的出现给默多克研究带来勃勃生机，一如英国的艾丽丝•默多克研究中心注意到的，“过去的10年见证了全球范围默多克研究的复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批评理论中出现了‘伦理转向’。”“如今，她被引用为伦理转向的主要思想家和实践者之一”(3)。好像是与西方的“伦理转向”相呼应，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开始注重文学中的伦理问题。这当中的领军人物便是聂珍钊教授。他是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创立者、阐发者和实践者。2004年，针对国内的“理论情结”，他发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评判了那种伪批评的倾向，即“假借新的批评方法的外衣,把对文学的具体的批评变成了美学的、哲学的抽象分析,甚至变成了对理论自身的研究,文学批评的论文性质出现了变异,即变成了哲学论文、美学论文”，他提出要“开始思考另一种批评的可能性,即作为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17,18)。此后，他连发数文，阐释并实践这种批评，给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催发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做成的。虽然《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未有明言，但我们还是可以视它为“全球范围默多克研究的复兴”之作，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大实践，启迪我们重新思考这个古老的、但却在上个世纪被遗忘了的文学伦理问题。

二、不入先理论后解读的俗套

不知从何时开始，如今的一些著述或博士论文，都落入一种近似八股的俗套：先理论后解读。大凡研究某个作家的小说、诗歌或戏剧，先找出一种理论大谈一番，然后用来解读作家、作品。这种做法虽无可厚非，然天下文章一般造，岂非近似八股？再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又岂能用一种理论解读得了，且这种研究方法恐怕实际就是先给作家、作品定位，然后再找相对应的文学批评理论，用来解读作品。这种做法，说到底，岂不就是先给结论再找证据？但文学评论没有这么轻易的事，尤其是遇上那些难以定位的作家，比如默多克。默多克既多产又多样，即是小说家又是哲学家，该用何种理论来解读她呢？只因为她著书讨论了萨特就用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可她却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只因为她承认“我当然是个女权主义者”（Dooley430）就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可这样读下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角度切入而得的心得，也就是说只涉及该作家的一个方面，绝非“全面、系统”得了；就算在这一方面做到了“全面、系统”，那也只是一个方面的“全面、系统”而已。相比之下，较为有趣的做法，窃以为是文本分析（即解读）先行，细读中渗透着理性的辨析。《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一书正是这样研究默多克小说的。它不求所谓的“系统化理论框架”；它根本就没有“理论框架”章节。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作者明白，无论用哪一种理论，都可能难以企及默多克小说的全部精髓；二是作者在评论默多克的小说时还遵循默多克的教导——“远离理论和概念就是驶向真理”（8），因为她认为“避开给默多克这样复杂而又艰深的作家下定义或者找到对之进行论述的系统化理论框架，也许是明智之举”（9）。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只管分析默多克的作品，其中以小说为重，哲学和文论著述为辅，着眼于默多克小说最核心的问题。这就是《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的第三大特征了。

三、浓墨重彩默多克的“朝圣之旅”

艺术与道德关系如何，可谓默多克穷其一生求索解答的问题，并在这求索中经历了“从‘迷惑’经过‘关注’走向‘善的真实’的朝圣之旅”（2）。可以说，《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全书论述的就是这“朝圣之旅”的三个阶段。这一点，连篇目也标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艺术和道德”，第二章讨论“迷惑”，第三章讨论“关注”，第四章讨论“善的真实”。毋庸置疑，《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的精华在二、三、四章。这三章共解读了默多克的九部小说（每章三部），精辟地阐述了“朝圣之旅”的三个阶段，填补了我国默多克研究中的空白，因为在国内众多的默多克小说研究中，注意到艺术与道德为默多克小说的核心问题的有不少，但是能看清并证实默多克在求索解答艺术与道德是何等关系的路上实际经历了三阶段“朝圣之旅”的，却尚无他人。从这点上说，《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丰富了我国的默多克研究。或许太专注于这“朝圣之旅”的三个阶段，何伟文教授未将自己研究默多克的成果全都收入其中，有的仅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里，窃以为此非明智之举。两篇“附录”均有深度且不乏洞见，但一旦以“附录”而设，其光彩便暗淡了许多。其实，它们还是完全可以放入正文内的，只需找个适当的地方便行。比如“附录二”“语言之病痛，再现之危机——论艾丽丝•默多克的语言观”一文。既然认为默多克的“语言观与她独特的‘崇高’小说理论密切相关”，既然知道默多克“指出当把观照的对象从自然景象换成人类生活的景象时，康德的崇高理论可以转化成艺术理论”（270），而且，既然“我仍想概括性地说，她回到她的道德哲学的中心”（278），那就说明，默多克的语言观归根结蒂还是与她的道德观密切相关，而这也就说明，对语言观的研究，实际还是属于默多克的“朝圣之旅”部分，涉及了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因为对于作为小说家的默多克来说，艺术指的就是语言艺术。默多克之所以不接受德里达的语言观，乃是因为她不认同“文本之外别无它物”，而是认为文本之外还有道德。

作者：胡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