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那些事

过罢年，我的年龄就三十有三了，粗算一下，于书法一道也已摸索了二十多年，这让我有点惶然，因为我时常觉得自己依然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站在书法大门之外，一只手紧握着毛笔，一只手却缠绕着迷惑。只有在回头望时，那些或远或近的记忆才提醒自己的确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她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的一切，承载了我许许多多的忧伤与快乐。

小学五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年轻的美术老师，我参加了他的美术兴趣小组。在他的办公室里，每天晚上，七八个同学端着简易的画夹围在办公桌前，桌上是陶罐、水果、鸡蛋等各种静物，开始学习画画。我们还经常在周末坐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画山下纷忙的矿山，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岁月。我记得很清楚，寒假前，老师对大家说：学画画最好同时学书法，寒假都让家长买点字帖，没事写写毛笔字。于是我有了今生最早的字帖，一本《九成宫》，一本《勤礼碑》和一本《神策军碑》。依我最初的审美眼光，《九成宫》字有点小，试着写一下，外方内圆的横折怎么都写不出来；《勤礼碑》肥肥胖胖的不精神，有些笔画怎么看都显得笨拙；还是《神策军碑》漂亮，铁骨铮铮，威风凛凛，从此就开始了我的书法人生。

学书的环境很松散，我只是把一个少年最重要的玩耍时间分了一点来练字，总是要给老师有个交代的，这种情况直到有一天才发生了彻底改变。那天，母亲下班回家，指着我写的一个“大”字说：这字写得不错，跟字帖有点像。就是这句来自一个母亲对儿子出于本能的夸奖，让我练字的热情熊熊燃烧。对书法我开始有了目标，有了理想，有了一种对成就感最纯真的追求与渴望。多少年后，谈及此事，母亲没有任何印象。

又一年寒假，我已经能把毛笔字写得有点模样了。父亲同意家里的春联由我来写，这真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后来有邻居也来求春联，再后来不大的矿区有更多的人来求春联。爸爸一激动，买了一刀红纸回来，还为来家里的人沏茶递烟，家里顿时一片喜气洋洋。过了年三十，写春联工作结束，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一个人裹着厚厚的棉衣游荡在矿区的大街小巷，偷偷欣赏那些贴在各式大门上我写的春联，心情无比喜悦。那年我13岁。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不记得是哪年了。听人说，要想进步更快，写字时必须用悬肘，这让我很苦恼。练字以来一直枕腕，悬肘实在是一个难关，但又怕因此有损我“矿山小书家”的名号。怎么办？后来在电视上见到练射击时，为了提高稳定性在枪管上挂几块砖。正好家里有一块水泥小方砖，约二三斤重，找了段麻绳就吊在了瘦瘦的右腕上，咬紧牙关，写！手却抖得更厉害了，根本无法落笔，直让父母心疼得在一旁不停地劝说，可我还是每天都坚持一会儿。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悬肘写字的，记不清了，那一段时间超常规训练是否起到作用，也不得而知。但这件事我记得很清，父母亲也记得很清。每年春节回老家，也成了一家人常说常乐的笑谈。

我是在老家鲁山县读的中学。住校，没了写毛笔字的条件，转而苦练钢笔字，学得最多的是李洪川的行书和顾仲安的楷书。这时候我学书法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不论时间，不论地点，课外时间写，课堂上照样写。不记得多少次上课时正埋头苦干，被老师从课本下面把字帖拽出来，然后被班主任训斥。当然有付出就有收获，我收获的是因成绩骤降而造成的留级一年，班上同学们也收获了我为他们写的一本本“乔延坤硬笔书法集”。这是一大摞倾注了我很多心思的比较高级的塑料皮笔记本，每页一幅作品，用黑色钢笔打格，写上古诗或名句，最后落款还用红色圆珠笔画一个小小的方章。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小时候的这些事，如今想起来，内心深处依然会泛起温暖的旋涡。早早地踏上了这条寂寞之路，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无欲无求，清静惬意。我知道，水平的高低，已不完全取决于下了多少工夫，更依赖于天资和悟性，不必难为自己。但伏案临池，已是繁忙工作之外的一种生活方式，书法已不单单是一种兴趣爱好，她更像是一份情感的寄托和一种处世的信念。

书法为伴，今生注定，寂寞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