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了断的青春

一

陈少白给李玉堂写信,起首一句“与君相识八载有余,少白始终视兄为高友,尊崇备至”。李玉堂看到这句时,泪水恐怕已经将信打湿。而陈少白在立誓革命之日,也早把自己的性命视如草芥,提笔写信的那一刻,相信他的心头一定荡漾着为革命洒热血的幸福。

在电影《十月围城》中,李玉堂半躺在椅子上,抬眼看到陈少白照片里爽朗的笑容,然后展信而读。这一幕场景,最是打动人心。照常理推测,陈少白很难活着回来,而这封信也就有了生死相托的意味。李玉堂虽然还不甚明了“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的真意,但不负故人所托的肝胆还是有的。

历史上的陈少白并没有写过这样的信,而且也没有梁家辉那样儒雅,反而更有几分“百尺阑干横海立”的狂飙气魄。当年在日本,孙中山、陈少白曾被梁启超骗去叩拜光绪皇帝的衣带诏。陈少白不说二话,抓住梁的衣领,抬手就是一记耳光,打得对方险些摔倒,接着又踢翻香案,扯碎衣带诏。“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陈少白大声怒斥,仿佛一阕稼轩词,扫空万古。

二

与陈少白的信相比,林觉民的《与妻书》倒更像是一首长调,有志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心,也有小儿女轻声细语的呢喃。十几年前,上高中的我读《与妻书》,只开头一句“意映卿卿如晤”,便让人齿颊生香。

1911年4月24日晚,在香港的滨江楼里,林觉民一夜未眠,耳畔是滔滔而去的江声,他凭着手中饱蘸浓情蜜意的笔,以绢秀的小楷,写尽千愁万绪。那男儿的泪水一滴滴浸湿了写信用的方形手帕。

古人写信用“天样纸”,必是怀着庄严、欢喜、期待的心情,彩笔新题的字句化作一片岚山雾水,氤氲着贴己的挂念和“天涯共此时”的默契。青鸟殷勤,雁足传书,把一个个美丽的日子定格在生命里。

当林觉民深情地回忆与妻子月下私语时,他一定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生活想象的空间。黄黄的毛月亮摇碎一地梅花的幽香,二人并肩携手,挽住光阴的脚步,让一时的缱绻变成一世的念想。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人间,能有这样一种相依相守,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但我知道,林觉民即便与妻子拥抱在一起,也还是孤独的。儿子只有5岁、娇妻身怀六甲的他只有在革命的群体中,怀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梦想,“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才会觉得充实,才会获得大欢欣。如果说这是一种高度的话,那么我并不想去仰望它。

三

当我们还在考场上绞尽脑汁地想作文如何不跑题时,100多年前,13岁的林觉民科场之上竟挥笔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莺声初啼,便不同凡响。后来他又在窄巷里演说,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忧心忡忡地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注定了,林觉民要走一条叛逆之途;注定了,他要在24岁了断自己的青春,把革命的激情挥洒成后人永久的叹息与痛惜。

1911年4月27日,一个美丽的春天,灿烂的碧血热情地绽放。而一个个英气勃发的年轻人,臂缠白布,脚穿黑面胶鞋,腰缠炸药,手执枪械,在韶华正盛的时候,为追求二十世纪的曙光而甘心赴死;他们青春的面容在喊杀中失掉了血色。

作为敢死队队长的林觉民最后腰部中弹被俘,审讯时用英语慷慨陈词,挥笔万言,在飞溅的墨迹中,尽显横溢的才情。有人以保存国家元气为由劝两广总督张鸣岐刀下留情,张鸣岐说:“此人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也称得上奇男子……这样的人才留给革命党,为虎添翼,这还了得!”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们得各自上路――我走向死亡,你们继续活下去。至于生与死孰优,只有神明方知。”苏格拉底在死亡申辩中的话或许可以让我们稍稍感到安慰些。

四

陈少白的死里逃生,只是艺术工作者的一厢情愿。真实的历史情境里,没有大团圆,有的只是李重光那样的意外。他们都没有看到国家民族的日出,在生命最后的荒凉里惦记着中国的明天,然后幸福地闭上了眼。

与李重光相比,他的车夫阿四闭上眼梦到的全是阿纯,自己的心上人。对阿四来说,这就是他的光明,就是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他尘世最大也最卑微的梦想。

我们敬佩像陈少白、林觉民、李重光那样的革命者,他们有自己为之仗剑挥刀的“乌托邦”;但不能因此就苛责“高枝啼鸟,小川游鱼”的闲情。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向死而生,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我们活在当下的意义。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拥有的最大幸福就是可以自由地去追求自己想要过那样一种生活,而不必忧心“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在宏大的叙事中,我们不渴望激情地书写,也庆幸在我们青春的色彩里没有染上革命的殷红。

一百年前的那个春天,花开似锦,在通往自由、幸福、尊严的路上,一群年轻人在呐喊在拼杀。一百年后的这个春天,同样花开似锦,我们早已了断的不是青春,而是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