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所谓真话,不说出来,等于说谎

2015年初，毕飞宇出版了新书《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51岁的他，立意用这本书梳理自己前半生的文学创作，意在给自己做一个阶段总结。作为一位传统作家，现在的他也会有自己的困惑，面对如今“信息爆炸”的社会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当然，他也能看开这个事儿，“不仅仅是我的难题，也是全世界作家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难题。至今我也没有解决，恐怕此生也不能解决”。

不能解决，不代表探索也将止步不前。对于“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的新书题目的缘起，毕飞宇说道，这个话有对象，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太复杂，有一个重要的外部特征就是含蓄，因为这种含蓄、模糊，每一个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都怀着一种特别的和光同尘、难得糊涂的智慧，我们也许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一个真理的问题。真理有没有也许人们不知道，但在局部的时间、空间里，有真话。我们非常明白，但嘴上很多时候不愿意说出来。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所谓真话，不说出来，等于说谎。”

在现场互动环节，除了写作，刚刚斩获金马奖并在国内上映引发争议的娄烨电影作品《推拿》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提到这部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毕飞宇欲扬先抑，他说如果自己是娄烨，断断是不会把《推拿》拍成电影的，“这个小说有十几个人物，五六对关系。如果大家看过小说《推拿》的话，你就会发现，小说的叙事时间是清晰的，每个人都有简史，这对小说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很可能在这个人物吃饭、哪怕睡觉时，我都可以把人物的简史交代清楚，可是对电影来讲，如果你在每个人出场以后再交代简史的话，交代完了，两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但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他则对电影表示了高度认可，并非常愿意回顾一下这部小说的诞生。

毕飞宇口述：

接触盲人，起初并不舒服

我1999年开始健身。99年之前我家在学校里头，窗户底下就是一个足球场，99年我家第一次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当时苦于找不到地方运动，我田径底子不错，喜欢跑步和踢球。当时，新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健身房，我就转去做无氧器械健身。当时中国的健身房也不告诉你练完了要做放松和拉伸，抻抻筋什么的。所以久而久之，左肩就伤了。大概2003年时，开始去推拿，由此接触到盲人按摩师。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和盲人接触，说起来我跟盲人的关系还比较悠久。我出生在1964年的苏北乡村，一个很贫穷的地方。过往，因为战争和贫穷，村子里面的残疾人非常多。我完全理解为什么赵本山刚出道的时候是靠演盲人火起来的，那时乡村里的盲人非常多，还有很多肢体残疾、失聪的人。他们可能是当年的老兵，也可能是患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但因为医疗条件不够和贫穷最后导致了残疾。我小时候随着父母辗转，每个村子里面都有为数不少的盲人，那是我第一次和盲人接触，也没有什么故事，也没有想到什么，觉得他们就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最开始可能还有一些好奇，时间长了也不好奇了。

真正跟盲人有接触，是命运安排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当老师。学生都是健全人，但是我作为一个班主任，每年都要带着学生去特小（特殊教育小学）见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接触了一部分盲人。实话实说，起初是并不舒服的，首先是视觉上不舒服，盲人在没有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时会不自觉地呈现出“盲态”，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古怪的表情，经常翻白眼。我们正常人都有体态语言，从笑到不笑，都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常人因为面对镜子，是看得见自己的表情的，会不停地修正。盲人的笑和不笑跟插了电一样，笑的时候一下就笑起来了，不笑的时候一下就没了，这之间是没有过渡地带的，是标准的盲态。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盲态就是后背跟脑袋的关系，正常人要是转动脑袋，动作完全是靠脖子去完成的，而盲人是不会转脖子的，他要是面对你的时候一定是整个身体旋转。再有就是走路，没有受过很好训练的盲人一定是用两个手去摸，受过训练的盲人是不会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后天的教育，通过盲校老师的教育，会慢慢消除的。

至于交谈的时候，你们不能够四目相接，这个对话和正常人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次，谈话过程中我所使用的汉语，跟他们所使用的汉语其实不是同一种语言，虽不完全割裂，但又有相当一部分无法重叠，比方说大量的抽象概念，一个学生就问我，坡的“山色空饔暌嗥妗钡摹翱鳌痹趺唇馐停课揖透嫠咚像“雾”一样的环境。他又问“雾”是什么？那你拿什么去打比方呢，你很快就会在语言面前走向绝境。我深深体会到语言对于“盲”这种状态的无能为力，所以才会有小说里的人物是那么渴望知道“美是什么”？美是什么呀！

买一杯咖啡坐在那儿和他们一起抽烟

和盲人交上朋友是在推拿中心，就是2003年的时候。那些盲人里面的很多人是知道我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过好几次我的小说，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老师们告诉他们：老师的老师是写小说的作家。所以在跟他们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与其他人相比我的幸运就在于很快能获得他们的信任。盲人是不信任人的，非常难信任别人的。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从来不可能把关于他自己的事谈得很深。但他们信任我，到最后我就成为了推拿中心的一个知心大哥，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找我，喜欢听听我的看法。

当一个人说话涉及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文化的区别，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是用怎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在看自己。在与他们对话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区别。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又会忘记他们是盲人，就像在家里你面对老婆，反而忘记她是个女的。对特殊性的体察跟对普遍性的不自觉这两种力量促成了我写《推拿》，如果仅仅有特殊性，仅仅看到区分，我可能不一定会写。直到我写的时候还是无意地与他们接触，我没有想过要写他们，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要见面，我好了以后还是会去，有的时候就是买一杯咖啡，就坐在那儿跟他们一起抽根烟。

盲人的性压抑在生活中的确是书里写的样子，这个问题不用回避。对此我们交流的不多，但他们私底下聊起过这个话题，如果他们没有聊起过，我是不敢把笔写到那儿去的。中国内地没有妓院嘛，那他们会去南京话叫“小粉房”的地方。

我在小说中几乎把盲的几种类型都概括进去了，比方说先天就盲的人和后天盲了的人的不同生活状况和内心结构，还有一边生活一边走向失明的人的状态，他们是很不一样的。至于哪一种命运更好，这个也说不好，因为他们每个人总是觉得自己的状况更糟糕。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面对的困难更大一些。

人，是高于一切的

在我看来，过往的中国文艺作品当中的盲人形象其实并没有真正面对生命，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证明，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从来没有以正视生命这样的方式面对过他们，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作品是有意义的。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盲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有软件可以把文字变成声音，像《推拿》这本书他们可以通过盲文软件去听，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盲人的耳朵比一般人要灵光太多太多了，在我们听来全是噪音，根本已经不像汉语的东西，他们能听得清清楚楚，这是后天练出来的。当然，与此同时，这本小说的盲文版也有，它在盲人群体里面还是很受欢迎的。他们也有遗憾，遗憾就是觉得我写得还不够全面，因为小说有自身的结构问题，我不可能把那么多的故事都写进去。

他们还做了一个最无聊最无聊的工作，就是把跟我认识的每一个盲人都对号入座，这是一个定向思维，他们想，既然毕老师认识我们，又写了一个这样的小说，那谁是谁就可以往里面套。从这件事你也可以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渴望从文学作品当中去把控自己的命运，很有意思。其实文学作品跟他们是不相干的，但他们的这种感觉比正常人还要强烈，因为他们的存在感不够，所以他们内心对存在感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娄烨的电影，需要正常演员和盲人一起来完成表演。我到南京拍摄现场看过，刚刚进入剧组的时候，那些明星们自我感觉都非常好，而那些盲人演员则比较自卑，觉得跟正常演员在一起演戏，肯定干不过人家，可到后来完全反过来了。我觉得娄烨在处理群众演员跟职业演员间磨合的问题上特别到位，我不认为这是演员表演艺术的胜利，我反而觉得这是娄烨善良的能量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娄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在剧组里面营造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文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健全人跟残疾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慢慢地在抹平，他是非常讲究这个东西的。

我举一个例子，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光线不太好，有人就认为因为这是一部表达盲人的电影，所以故意让灯光变得暗淡，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在拍摄现场，那些盲人演员在走位时好几次会撞到那个挡光板，影响了盲人演员日常的工作。娄烨作为导演做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同时也是具有牺牲性的决定，就是把挡光板全撤掉了。所以很多时候画面里的暗淡的效果不是刻意追求一种艺术实验，就是因为挡光板影响到了盲人正常生活，让他们在表演中觉得不便。那么，导演看来这个东西就是多余的，就不应当存在。我非常赞同娄烨的这个做法：人，是高于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