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鸭:玩闹中国

由荷兰艺术家霍夫曼先生创作的大黄鸭—与在西方人的澡盆里泡了几十年的小橡皮鸭没什么不同，除了尺寸—与中国人开了一场大大的、童趣盎然又不无深意的玩笑。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在高16.5米、长逾19米的“巨鸭”面前，平时庞大的船只瞬间“缩水”。整个香港开始为这只漂洋过海的鸭子而疯狂，最多的一天，约有30万人围观，海运码头一带水泄不通，就连刘德华“朝拜”完后，也称“心情马上变轻松”。

在颐和园展览的32天里，它的媒体曝光率要超过任何一个明星。据园方统计，共有493篇报刊新闻，58条电视报道，平均每天都能上一次头条。

在北京展出期间，大黄鸭至少吸引来206.9万名观众，相当于十分之一的北京人。人们担心它孤单，对它呵护备至：用双手框出心形，将大黄鸭圈在一张张爱心照片里。人们担心它害羞，替它牵线表白：“我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发，只为见君一面，邂逅牛郎。” 于是，昆明湖畔200多岁的铜牛开始在各种影像里跟大黄鸭“热吻”。

主办方北京国际设计周专门为大黄鸭成立官方粉丝团“中国鸭迷会”，粉丝数量庞大，分布各个年龄层。其中一对老姐妹，年龄加起来超过一个世纪。虽然这只鸭子与她们的童年记忆没有半点关系，然而两个人分别从广州和西安赶来北京，与大黄鸭合一张影。

大黄鸭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没有情绪，却有近千名工作人员全天候围着它转。每次亮相前，都得30个工人花上将近72小时为它筑巢，先用吊车拼装一架由6个部分组成的重达5吨的钢材底座，再绑上150个调节水平的浮筒，然后再由2台2.2千瓦和3台1.1千瓦的鼓风机同时充气2个小时。

为了迎接大黄鸭，颐和园增加了600名疏导人员。园长亲自牵头成立“大黄鸭”安保工作小组，包括由民警、保安、职工等40人组成的应急分队和由2名医务人员组成的急救分队。组员们忙到脚不沾地，从早上7点半到岗到晚上七八点钟下班，中间一直不能休息，吃饭得轮流，上趟厕所都得一溜儿小跑。

为了保障安全，小组几乎武装到牙齿。他们配备了对讲机10台，担架1副，喇叭10部，警戒线300米，防爆毯1副，灭火器5具，水上救护艇3艘，巡逻艇1艘，救生圈10个，救生衣10套，绳索10根，竹竿10根。游船队出动1艘快艇，每天在昆明湖不间断巡逻，3艘快艇及4名工作人员随时待命。为了杜绝意外，主办方特派2个工作人员对大黄鸭进行24小时监护。展出期间，两个大男人吃住都在水边。每当四级以上的大风预警出现，他们就必须枕戈待旦，随时做好给大黄鸭放气的准备。

颐和园管理处主任白首同告诉《人物》记者，他从9月26日到10月27日天天盯在展览现场，却没抽出时间带家人来看上一眼。看大黄鸭洗澡成了他仅有的福利：“一般游客看不着呢。”

艺术家把大黄鸭看做一个“与艺术既有关又无关”的话题，专门组织沙龙，邀请26位业界精英，探讨它身上的正能量和负能量。就连公务员考试模拟卷都把大黄鸭当做考题，向万千想要进入体制内的中国年轻人发问：大黄鸭在中国的走红给我们什么启示？

虽然出发点并非商业作品，但大黄鸭在中国的商业潜能毋庸置疑。在北京展出期间，由主办方和霍夫曼共同开发的小黄鸭公仔卖掉了4.5万个，收入近400万元。主办方最初订制的3万只小黄鸭展出尚未结束就被抢购一空，他们紧急加订，用十几天又赶出2万只。

在淘宝网12月12日公布的“2013中国消费年度关键词”榜单上，大黄鸭赫然在列。2013年，有至少10万用户在淘宝网购买了大黄鸭相关用品，包括公仔娃娃、书包、拖鞋、车饰等等。广东的网购人群在大黄鸭上花费最高，约为121.5万人民币。

越来越多的商人手脚麻利地效仿起来。全国至少有10座城市出现了山寨大黄鸭：武汉大黄鸭跟霍夫曼的作品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东莞大黄鸭戴着个蓝色蝴蝶结，头顶还竖着3根黄毛；北京玉渊潭公园的大黄鸭跟园博园正版几乎同日出现，披着绿马甲，身后还有7个椭圆形的“鸭蛋”。

设计师霍夫曼本人对此表示无奈：“我完全没想到大黄鸭在中国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对此我很开心。可是那些山寨鸭子，怎么说呢，它们的颜色、脖子、眼睛，实在是太丑了。中国是个富有创造力的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山寨一个荷兰设计师的作品。”

霍夫曼告诉《人物》记者，“尺寸”是大黄鸭成功的秘密，它庞大的身躯让成人变小，让孩子变大。在他的印象里，中国少有类似的巨型室外雕塑作品，中国大型雕塑作品往往同政治相关：“只要在北京走一走，很明显就能感觉得到。”

作为一只没有国界的鸭子，霍夫曼形容大黄鸭“没有政治立场，不歧视任何人，对全世界友好而柔软，适合所有年龄层”。他对《人物》记者说：“我希望我的大黄鸭能够改变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在它来北京之前，所有人都闷在家里对着电视电脑和手机，大黄鸭让人们建立了新的联系。”

也有分析指出，大黄鸭在中国受到如此瞩目，恰恰是因为它的“奇怪”。“我们的文化不缺少内涵，也不缺少标准，缺少的就是‘标新立异’，就是对奇怪且奇怪得理直气壮的事物的包容。而大黄鸭的出现，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中国人对它的殷切和友善中，其实寄存着人们对文化变迁的期望。当一个“奇怪”的东西可以公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而不会被立刻“绞杀”，意味着这种文化有了更丰富、更细腻的可能性。另类的存在，不妨碍主流依然是主流，却可以令社会更加斑斓多彩，从而在长远的语境下，为社会的公正创造更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