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医疗纠纷调解“第三方”

南通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于2008 年2 月28 日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江苏省首家由政府出资成立的第三方独立的医患纠纷专业调解机构。该中心代表政府依法调处医患纠纷，对赔付额5000 元下

的一般性医患纠纷，以医院为调处责任主体，对赔付金额5000 元以上的一些疑难复杂的医患纠纷，由调处中心负责调处，医院积极配合。凡经医调中心或医院调解达成协议涉及经济赔偿的，由医调中心统一向患方支付。 图为2008 年5 月6 日，医患纠纷当事人来到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寻求帮助

设立独立于医院和患者的第三方机构来调解医患矛盾，这一国际通行模式在各地试点中艰难起步

湖南人黄石磊一家正在经历一场噩梦。8月16日，黄的妻子在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人民医院产下一名女婴。可这个新生命却严重畸形――左小臂和手掌缺失，左脚踝关节以上部分骨骼缺失，面部左下颌部分骨骼缺失。

“樟木头人民医院给孩子做过三次B超，结果都说正常。”8月21日，黄石磊的姐姐对《财经》记者说，他们一家认为医院存在过失，希望其赔偿孩子抚养费25万元。

但樟木头人民医院以广东省卫生厅2006年发出的《关于印发〈广东省卫生厅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实施细则〉相关配套文件的通知》为依据，认为自己属于基层医院，设备资质原本就检测不出婴儿的四肢畸形，因此没有过错。黄石磊一家则认定，医院从来没有告知上述信息，双方争执不下。

令黄石磊一家痛苦的是，他们竟然找不到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樟木头人民医院强硬表示：如家属坚持要求赔偿，就走法律程序。而如果提讼，黄石磊一家必然面对高额费用、繁琐的程序和漫长等待。因此，一家人决定用静坐、媒体报道的方式给医院施压。

这样的纠纷远非个案。在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表示，近几年，北京市医患纠纷案件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方也透露，上海医疗纠纷的增速每年约为30％。而深圳市医学会近两年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案件的数量，则以每年70％的速度递增。

在许多医患纠纷当中，患者都希望以“闹”来解决问题，或静坐、聚众吵闹、大打出手，或在医院大设灵堂。东莞市卫生局曾在2007年称，该市采用合法途径解决的医疗纠纷不超过10％。

“闹”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在专家们看来，患者的“闹”固然不够冷静，但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将患者“逼上梁山”。

“中立”困境

《财经》记者了解到，为探索医疗纠纷有效解决机制，目前部分地区已陆续开展“第三方调解”试点，模式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希望设立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机构，以调解医患之间的矛盾。

中国医疗纠纷的处理，历来是个难题。2002年，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这是中国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最直接法律依据。《条例》除明确了医疗事故的概念、等级、分类方法，还增加了医疗事故及相关争议的处理渠道。然而，从诞生之日起，这一法规就面临众多指责。

首先，《条例》的适用范围只是医疗事故。而医疗事故在当前的医患纠纷中只占大约20％，更为普遍的是，医院在服务态度、医院管理或医疗质量方面存在差错，从而引起纠纷，但并没有达到医疗事故的程度。也就是说，约80％的医疗纠纷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仍无法保障解决。

其次，按照《条例》，一旦医患双方发生民事责任争议，解决途径有三：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在现实当中，三条途径都存在问题。

――医患双方协商的途径最为常用。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倘若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协商就很难继续。

――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也常受到患者质疑。患者认为，卫生行政部门跟医院是“一家人”，必然会袒护医院，难以做到中立。

――至于司法诉讼，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且即使选择诉讼或者行政调解，还须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而由于进行鉴定的医学会与医院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遭民众质疑。

事实上，一些医学会的技术鉴定的确存在问题。《财经》记者了解到，贵州省医学会曾对省内各市医学会进行鉴定的54例医疗事故争议进行了重新鉴定，有一半的结论被。2002年至2007年5月，中华医学会曾对江苏省医学会进行鉴定的九例医疗事故争议重新鉴定，结果有两例与原鉴定结论不符。

在现有公立医院为主导的制度模式下，无论是医疗行政部门的调解，抑或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检验报告，都必然受到公众对于其中立性与客观性的质疑。这是医疗纠纷解决机制难获突破的深层原因。

“第三方调解”试点两难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当发生医疗纠纷时，除了诉讼，由医患之外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大部分患者更倾向于向调解机构求助。

国际上普遍做法有二：一是医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彼此共担医疗纠纷风险；二是医务人员行业协会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且调解的费用通常也由医疗保险责任公司支付，患方求助时，几乎不用支付费用。若患者对调解机构处理结果不满，仍可以向法院提讼。

中国已有不少地方展开了第三方调解的试点。然而，和国际惯例相比，中国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在维持专业水准的前提下，如何保持中立性，同时如何有效维持机构自身的运转，均是必须解决的难题。

中国医师协会会员部主任谢启林等专家指出，中国的医师协会目前还难以直接参与医疗纠纷的调解。在其他大部分国家，医生行医自由度很高，医院之间也存在竞争机制，行业协会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权威性。在行业自律、政府监督、媒体监督之下，加上法律界人士的制衡，行业协会可以较为“中立”地完成调解工作。

但在中国，医生的行医资格必须依附于医院才能生效，而只有公立医院的医生才比较容易获得职称等资格的认可和晋升。公立医院又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这就使医师协会很难成为中立的第三方获得患者的信任。而脱离医疗卫生现有体系而成立的调解机构，一方面在专业性方面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也常常遭到医院的抵制。因此，中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现有的几种试点模式，均走得比较艰难。

北京、吉林等地采取的是医疗责任保险加调解中心的模式。具体由政府规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公司自己出资成立或者委托调解机构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确定纠纷为医院责任时，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是受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委托的调解机构。中心主任周东海告诉《财经》记者，该中心目前每年受理200多件医疗纠纷调解案件，成功率在90％以上，绝大部分案件患者都得到了赔偿。

另一接受委托的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信息显示，该中心2005年运行以来，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以每年41％的速度递增。截至2008年4月30日，该中心共受理调处医疗责任保险医疗纠纷案3318例，调解成功2276例，经调处成功的零赔付结案484例。

实际上，这一模式受到不少医院和患者的质疑。若非行政命令，相当一部分医院不愿购买责任保险，他们认为自己协调的效果更好，赔偿额甚至低于保费。医疗责任险在吉林省启动一年多来，数百家国有医疗机构只有40多家参保。而在患者一方，普遍怀疑调解中心有偏袒医院的驱动力，为保险公司“省钱”，因而仍有怨言。

天津市采用由营利性机构参与调解的模式。具体由天津市金必达医疗事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金必达公司）与天津市仲裁委员会联合成立的天津市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患者需要缴纳医院最终赔款的10％作为报酬。调解成功之后，如果双方自愿，还可以由天津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不过，由于公司利润与医院赔款挂钩，金必达公司几乎无疑会偏向于患方，这遭到医院的质疑。

在山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则由属于群众自治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由于不受卫生行政部门管辖，其中立性毋庸置疑。不过，鉴于医疗纠纷专业性强，普通的调解员难以胜任。由此，山西省在2006年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该会有医学专家46名，既有医学学历又有律师资格的专家有三名。

不过，山西省医调委主任韩学军告诉《财经》记者，医调委目前首要解决的是经费紧张难题。由于其提供的调解服务是免费的，医调委自身的运行经费需要由地方政府支持，而经费的到位颇为困难。为此，韩学军不得不创办培训公司以增加收入，甚至也计划与保险经纪公司合作，在医疗机构中推广实施医疗责任险。

《财经》记者了解到，深圳市卫生局目前正在筹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下称调委会），它由具有医学、法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组成，归深圳市司法局领导，隶属于深圳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运行资金则由深圳市财政支持。调委会将在司法局、司法所、医疗机构设置派出机构，纠纷双方可以自愿由调委会调解。

但深圳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调委会的筹建“困难重重”，可能短时间内难以推行。参与此事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庹明生则分析，如果调解员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就难以胜任；如果把调解工作全部交给医疗系统人员，又难以保证中立性。

中国医师协会会员部主任谢启林也表示，由于大部分的医疗纠纷最终以经济赔偿了结，因此调解员还应具备经济评估的专业技能。目前，有资质的调解员不足是最大的瓶颈。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广东省东莞市也曾经有政协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但据东莞市卫生局回应，同样由于受到人手限制，此类机构尚无法建立。

根本措施在推进医改

尽管存在局限，但种种迹象表明，“第三方调解”目前备受卫生行政部门推崇，各地的试点也得到认可。

业内专家也表示，虽然各种模式均存在缺陷，但仍应积极尝试，探索适合国情的纠纷解决机制。专家们也提醒，“第三方调解”并非万能。因此，构建全方位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至关重要。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贾红英强调，政府应该在立法上做出更多突破。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太多局限性，政府应该制定《医疗纠纷处理办法》，使包括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在内的各种医疗纠纷都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获得解决。同时，完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也很重要，应允许更多的机构参与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来，并通过异地鉴定、双盲鉴定等制度，保障技术鉴定的中立性。

专家还指出，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各种调解机制都获得发展，例如完善制度，通过立法推广医疗责任险，既加强对医疗责任险的监督和指导，又给医疗责任险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政府不仅自身要加大对于调解机构的财政支持，还应创造政策环境，使调解机构可获得更多资金来源，例如保险公司的支付、慈善组织的捐款等。

更重要的是，只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才能获得最根本的改善。例如，如果卫生行政机构与医疗机构做到“管办分离”“政事分离”，卫生行政机构就可以真正以医疗机构监督者的身份存在，而不会被民众认为是公立医院的“总院长”，从而失去行政调解的权威。

此外，强化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职能、建立医院之间的竞争机制，还可以督促医疗机构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和患者的沟通，在起点上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完善对民众的医疗保障体系、强化患者在就医过程中的权利，也可以让患者更加放心地就医，减少冲突。

同时，完善执业医师制度和医生的行业协会体系，也是不容忽视的手段。医生可以自由流动却又不乏行业自律，这将大大减弱医学会、医师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官方色彩，从而有利于他们在医疗纠纷调解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据悉，在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的联合倡议下，中国已成立了全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协作组，以探讨新形势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的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该协作组由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牵头，北京、山西、上海、南京、吉林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机构作为成员单位成立首届协作组，不久将正式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