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地方政府的“动”与“能”

普陀区金迈路1号，是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的所在地。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慕名而来，希望通过对这个样本的观察与解读，去拉直关于平台经济发展的几个问号。

不见一辆车、一艘船，上海陆上交易中心的56135物流网，以颠覆式创新，在鼠标、键盘与指间，创造了平台经济的一个成功案例。

然而，考察之后，很多官员却发现，疑问随之更多了，“这与我们那里的物流园区有什么区别”，“与我们做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什么不同”……

诸多疑问的逻辑起点，仍然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到底什么才是平台经济。当下最流行的一个定义是：企业自身并不生产商品，却可以通过提供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而获得收益。

仍以上海市陆交中心为例，其通过提供物流供需信息进行撮合交易，达成贸易行为；合同形成后带动货运和物流，形成了大量航运的微观行为；到最后结算、支付、汇兑又产生大量的金融行为。

这种被定义为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正随着苹果、谷歌、淘宝等平台企业的成功风行全球。

以前人们常说，“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现在又加上一句，“顶级企业做平台”。

有人指出，乔布斯固然为苹果奠定了成功的基石，但其基业稳固仍然得益于平台建设。苹果公司通过搭建Appstore这个虚拟超市平台，左手牵着成千上万的产品提供商，右手则是苹果手机的移动用户，令双方或者多方在这个平台实现自由交易。

平台经济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整合配置多样化市场资源、促进三次产业融合等诸多方面的作用已无需赘言。甚至有学者称，平台经济将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承担着历史性责任。

同时，地方政府对于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动力与热情，已然显露无疑。“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从这个最经典的设问开始，加快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上海，因为电子商务平台市场交易规模落后于广东、浙江，一直积怀难释。在诸多会议上，“迎接平台经济时代的新挑战，重塑国际贸易中心微观基础”，此类官方话语的背后是一份急切之情。

而另一方面，更多省市则借助2011年以来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的机遇，积极而低调地开展了一系列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探索。

北京支持京东商城电商服务平台，一方面帮助流通企业打破渠道限制，以低成本快速覆盖全国；另一方面帮助生产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以需定产”的柔性化生产。

上海推进大宗商品贸易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建设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易贸化工、百联有色金属等交易平台产业群，形成了超千亿规模的交易平台。

越来越多成功案例，发挥了酵母效应，放大了地方政府的动力与雄心。然而，对于平台经济发展来说，地方政府有动力的同时，还必须有能力。

既然平台经济具有跨地域、跨部门、跨行业的特点，全新的业态必然对政府治理的能力提出挑战。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诸多平台企业反映的票据往来难题，高端人才蓄水难题等，都对政府综合化、无缝隙的公共服务提出了全新要求。

一方面，政府需要跟进平台经济业态创新的步伐，把握平台经济的属性和规律，制定科学、可行的监管方式，防范应对潜在经济风险；另一方面，还需按照现代服务业的内在特征，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助推新经济健康成长。

一言以蔽之，地方政府想要在日趋白热化的区域竞赛中，摘取平台经济这一现代服务业的耀眼“皇冠”，能力或许比动力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