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化价值观的嬗变与城市旅游活动的发展

摘 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明代文化价值观的嬗变。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肯定人性，崇尚现实、追求自我扩展与个性化的生活；肯定人世欢乐与生活享受；肯定俗欲，倡导人生自适的文化价值观逐渐建立。明代文化价值观的嬗变为其旅游观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和价值导向，丰富了当时的城市旅游活动。同时，城市旅游活动的发展又进一步扩宽了人们的视野，增添了新的文学素材，促进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

关键词：明代；文化价值观；城市旅游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41—05

明朝中后期，旅游活动表现出空前的普及化与大众化，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社会风尚。当时，旅游活动不仅是一种追求时尚的表现，而且还内化为某些文人雅士的文化品格，旅游与文化交互影响，共同发展。现有对明代的旅游活动的研究多从政治角度，如专制主义、科举制等；经济角度，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思想意识角度，如程朱理学的抑制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观点，深化了人们对明代旅游活动的认识。明代城市旅游活动能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是与当时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文化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的，人们在当时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追求旅游的“群体意识”，即新的文化价值观。①因此，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试图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研究明代的城市旅游活动，解读文化价值观的嬗变对城市旅游活动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城市旅游活动发展的认识。

一、明代文化价值观的嬗变

明朝中叶，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种类繁多，谷布丝绵，盐糖茶酒等日用消费品在商品中的比重上升。商品流通贸易的快速发展，无疑带动了城市的繁华，如北京城隍庙集市，由庙东“直摆到刑部街上来卖”，出现了所谓的“都市化运动”。②如成弘年间的黎里镇，形成了一种“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③的巨镇。到明朝中晚期，资本主义的手工工业开始在城市中兴起和发展，城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嬗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遭到强烈抵制，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出现了“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的社会现象；“弃本逐末”、“弃儒从商”、“工商皆本”的思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同时，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还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人们开始追逐于种种背德、颓废、、享乐、奢靡以及愉悦的文化与生活，反对封建程朱礼教的桎梏，封建礼法秩序开始受到冲击。另外，清朝后期，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西方文化的输入，以及治学印刷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市民文化的潮流涌动于传统文化的结构之中。

1.肯定人性、崇尚现实、追求自我扩展与个性化的生活

儒家思想在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在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了对孔孟思想的批判与叛逆。当时主要以王良、颜山农、何心隐以及李贽、公安三袁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市民意识的泰州学派；以冯梦龙、凌濛初、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创作的文学家，他们思想上带有明显的反对气息，政治上激进，表现出较强烈的对封建主义的叛逆精神。④随着市民学者对孔孟思想的叛逆，在市井价值观中开始关注于人性，崇尚更真切地现实生活，追求自我扩张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理论的依托则是“自具心眼”，不以前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其行为的方式乃至特征则是“大胆”。泰州学派认为顺应人性方可实现完美，王艮说：“道者，率性而已耳。”主张自然天真、任性而为。这种价值观逐渐演化成一种激荡思潮。李贽基于对人性自然、自由的认识提出了“童心说”，他还主张“以人治人，则条教禁约，皆不为用”，承认人性的差异。⑤

在文化领域中，这种肯定人性，崇尚现实、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思想表现在多个方面，即表现为对文艺作品的“真情”、“真人”的表现。如袁宏道主张诗歌要有“真性灵”，汤显祖主张戏曲贵在“真至情”，叶昼主张小说贵能“真传神”。

2.肯定人世欢乐与生活享受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之戒声色货利，佛家之戒色声香味，其终极的归宿都是要达到“无欲”境界。从本质上说，儒家也是一种快乐文化，如将“仁”当做己任，死而后已，这是一种大担当；希望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理想境界，并视此为己乐。但儒家所谓的“快乐”，是一种利他主义的东西，而不是利己。从明代人们的生活观念来看，所谓生活的享受，从其观念的层面来看，则完全是一种享乐主义，而这种享乐或者说快乐，其实也可以析为“世乐”与“世外之乐”两种。正如公安派文人袁中道所言，一个人如果处于繁华之中，还能做到不忘清净之乐，或者说处于寂寞之中，却又能断绝繁华之想，这当然属于上根之器，但实在很难做到。而对于—般的人来说，假若“世乐”可得，就享受这种世间之乐；如果世乐不可得，就只好去寻“世外之乐”。⑥

从物质层面来看，晚明生活的享乐化，又可析为俗、雅两个层面：世俗百姓所谓的愉快，无非就是喝酒、赌博，有二八佳人做伴，也即一些物质的享受与娱乐，诸如：兰膏明烛，二八递代，徘徊于觞俎之间，穷日夜而不能自休，稍为清雅并喜欢鉴古之人，看到这些，就会说：“此何其垢且浊也。”⑦于是，就追求一种清雅、旷达的生活享受，无非就是收藏书画、古董，弈棋弹琴，甚至招邀一些游伴，与名山胜水为侣，过一种情趣的生活。尽管生活的享受有清、俗之别，但其根本的特点则是—致的，这就是明人焦竑所说，都是“物”，“丧己以逐物”。这是明代生活内容趋于享受化世俗化的最大特点。⑧

3.肯定俗欲，倡导人生自适

泰州学派认为人们对于欲望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反映，对于欲望，应当顺应而不应对此进行压制。李贽肯定欲望的合理性，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同时，肯定了人性的“好货”、“好色”和“私欲”的正当性。⑨

李贽开创了人生自适观念的先河，这种生活的观念逐步发展为明代的社会风尚。该风尚表现出一种对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城市中聚居着一些富有的地主、商人、官僚和士大夫，他们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宴会社交等方面追求一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晚明一代“风尚奢靡”的世风。在市井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人们对金钱和经商致富欲望的描述及裸的描写，即表现为对数百年来禁欲主义的极端反叛；同时，又表现出大量的对真挚爱情的歌颂，如汤显祖把爱情看成能超越生死界限的伟大力量，他说：“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复生者，皆非情至也。”⑩冯梦龙“三言”、凌濛初刊刻的“二拍”及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都表现出对情爱的叩问。然而，这类作品往往又以“风鉴教训”作为掩饰，既反映了当时市井阶层的心理需求，又迫于传统的封建礼教对性的压制与束缚，使得市井文化从一种文化畸形（禁欲）走向另一种畸形（），表现出市井文化的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