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四国”梦

四个国情迥异、差异显著的新兴经济体,在重塑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诉求中找到了共同日程

《财经》记者 钱亦楠

当2003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首次提出由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四个主要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四国”(BRICs)概念时,更多的理由是经济因素――四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发展中或转型国家――而不是所谓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毕竟,相对传统的由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要想在这四个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差异显著、地缘跨度甚广的国家之间,单独形成一种协商机制,抑或将其发展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原本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但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传统的由西方发达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秩序,正发生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变。因此,这四个国家顺势借着概念的东风,准备在重塑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金融秩序的过程中谋求更大的作为。

2009年6月16日,首届“金砖四国”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峰会将其主要注意力投射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国集团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上。

发言权

早在峰会前一天,克里姆林宫就发表声明称,八国集团(G8)首脑会议于7月初在意大利举行,而“金砖四国”首脑会议在此前召开,将就“与G8以及传统伙伴国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进行协商,以推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

这里所说的G8以及传统伙伴国的对话指的是“8+5”对话,即G8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这是一种为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国际重大问题进行对话而设立的协调机制。

此前一周,这四个国家纷纷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异动”――俄罗斯和巴西都宣布,各自认购1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券,同时宣布将减持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也表示,考虑认购不超过500亿美元的IMF债券。另据巴西财长曼特加6月10日透露,“金砖四国”的另一成员印度,也可能宣布类似举措。更有消息透露,印度可能会宣布购买与巴西和俄罗斯的承诺额接近的IMF债券。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金砖四国”认购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的IMF债券,目的是为了增加在IMF的话语权。

“金砖四国”拥有全球42%左右的人口、世界经济总量的14.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但中、印、巴、俄这四国在IMF中的份额分别为3.7%、1.9%、1.4%和2.7%,总计还不到10%。

“在诸如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战略层面的问题上,这四国只要能坐下来谈,在重大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到时发出同一种声音,而且是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声音,这在20国集团框架内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祖贵对《财经》记者说。

从6月16日四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声明被置于突出位置。《联合声明》称,“四国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巴西驻华大使胡格内(Clodoaldo Hugueney)对《财经》记者表示,本届峰会所要传达的政治意愿非常明显,即四国在形式上的联合和利益上的一致。在形式上,四国将在G20框架下维护这些想法。

与外界预期不同的是,《联合声明》中对用新的储备货币来代替美元只字未提,丝毫不见之前的“共商减持美元大计”的苗头,只是声明“四国一致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有分析称,中国可能担心削弱美元的价值也会影响到本国外汇储备。另有观点认为,“金砖四国”首届峰会相对低调,既避免给人留下“针对第三方”的口实,也是摆正自己位置的务实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告诉《财经》记者,超货币的构想不是一下子能实现的,此前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主要是对于欧美国家的一种警示。与之相比,购买IMF债券则是可以提上日程的现实话题。

“IMF现在要将25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提高到5000亿美元,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这个钱朝什么方向用?究竟是填补欧美国家的窟窿,还是用来稳定金融体系、加强监管,或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这里就牵涉到来自新兴大国的发言权问题。当然,作为债权国,你也有更多的发言权。”王逸舟说。

从这一角度看,四国在宣布出资购买IMF债券的同时,也委婉、巧妙地将如何分配使用IMF资金的主张写进了《联合声明》,“四国认为,最贫困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向这些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力度,努力将危机对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何以为“砖”?

“金砖四国”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告诉《财经》记者,他不久前参加了加拿大著名智库加拿大国际理事会(CIC)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主题便是――“金砖四国”如何定位?

在研讨会上,大多数专家都不认为这四个国家是一个自然的政治社会组织。“很多人不停地问:为什么是这四个国家,而不是墨西哥、印尼或土耳其?”奥尼尔说。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随着“金砖四国”的概念被越炒越热,各种质疑随之而来。英国《金融时报》6月16日发表文章,列举了四国的种种不一致之处,既包括了由经济结构的差异导致其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巴西以农业为主,俄罗斯以大宗商品为主,印度以服务业为主,而中国则侧重于制造业),也包括了这四个国家在多哈贸易谈判中的分歧。

此外,地缘距离、经贸问题(目前,巴西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贸易量较小)以及边境之争(中印之间、中俄之间)也都可能是影响“金砖四国”进一步发展合作的障碍。

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全球外汇分析战略主管Marc Chandler也在6月12日发表文章称,“金砖四国”倾向于不同的贸易政策,巴西和俄罗斯希望从大宗商品的高价中获益,而印度和中国却受惠于这些商品的低价。

对于这些疑虑,奥尼尔则不以为然。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三大理由:首先,贸易互补可以是四国未来发展的源泉之一,近十年来,四国成员间的贸易增长要快于全球贸易;其次,鉴于四国正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些共同的话题,“金砖四国”正越来越多地向一个政治组织发展;第三,“金砖”是一个开放式的概念,即任何GDP总量超过全球总量5%的国家都可被吸纳在内,比如,印尼和墨西哥都是有潜力的潜在成员。

无论是“金砖”(BRICs)还是“金砖们”(BRICS),抑或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吸纳在内的“金砖俱乐部”,在日益强调全球治理、政治经济格局悄然变化的未来,新兴发展中大国面对一些共同的议题,形成一致的诉求,或许正是这一机制的生命力所在。

“这四个国家都处于发展的阶段,在世界语境中分享着共同的话题。如果你看一下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想为这些问题找到解决方式,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四个国家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巴西驻华大使胡格内说。

从这一角度看,日益增多的全球谈判,为“金砖四国”注入了更多的活力。王逸舟对《财经》记者表示,“金砖四国”这一平台,将有助于中、印、俄、巴在一系列国际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如9月即将展开的安理会改革及其涉及的巴西和印度寻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尚未完成的全球贸易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年底关于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议。

对“金砖四国”的长期发展,有这样的设想,即将这种平台变成不定期的协商会晤机制,不仅限于首脑层面的交流,还贯穿于外长、财长、相关专家小组等各个层次;讨论的主题也不仅局限在金融、财政、经贸领域,而是随着不同时期的主题转化和形势变化加以调整。

相较而言,“七国集团”诞生背景与今天的“金砖四国”有几分类似。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一度恶化,接连发生的“美元危机”“石油危机”,以及1973年至197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把西方国家弄得焦头烂额。为共同应对危机,重振经济,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邀请当时的西德、日本、英国、美国和意大利政府首脑,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举行非正式聚会,讨论当时世界上的重要问题。

在首次非正式峰会后,此类会议便成为每年一次的例会,由各国轮流举办。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炉边会晤”,最早时只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内部信息的交换。但历经30多年发展,这一机制已成为全球主要大国之间一种多层次的协商机制,并曾一度成为“世界规则的制订者”。

当然,在畅想未来的同时,也应理性地看到,“金砖四国”这一机制毕竟刚刚起步,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应该先易后难,即先从促进贸易、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重大国家政治安全问题的沟通开始做起。”王逸舟表示。“如果能取得进展,‘金砖四国’峰会可以很自然地变成更正式的机制。”巴西驻华大使胡格内说。

而《联合声明》已经宣布,“金砖四国”第二次峰会将于2010年在巴西举行。■

本刊实习记者安琪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