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捷 我想和电视谈谈

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雷打不动。

他，坚持锻炼，适度饮食，不骄不躁。

他曾经少年成名，年少轻狂。他，也曾历经人生的低谷，看尽人间百态，尝尽酸甜苦辣。如今，他最大愿望就是饰演好当下的角色。其实，这个愿望打三十年前他踏进演艺圈那天起，就不曾变更。

他是谁？他是胡亚捷。

“不疯魔，不成活”

胡亚捷的故事是从东北一个叫齐齐哈尔的小城市开始的。这个字还没识全就开始看电影，在光影的世界里流连忘返的孩子，打小就立志要当演员。程蝶衣在《霸王别姬》里嫣然一笑说：“不疯魔，不成活”，俨然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胡亚捷。为了吊嗓子，胡亚捷曾对着水缸怒吼；他也曾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拿了檀香，晃来晃去，练眼神儿。他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却总是事与愿违，周遭的人只是把他当异类。

那些人生的低谷，如今只能在泛黄的追忆中细数。曾经下过田地，清过淤泥和垃圾，也曾干过分米分菜，跟演戏八杆子打不着边的工作。如果不是1984年，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如果不是大三那年，他成功出演了《便衣警察》男一号，胡亚捷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番模样。

1987年，《便衣警察》在电视上播出，“周志明”一夜走红，当然，随之而红的还有胡亚捷――周志明的扮演者。那一年胡亚捷还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那时候的胡亚捷还没来得及尝试过“配角”、“跑龙套”的滋味……命运仿佛一个巨大的齿轮，把他推到了舞台的前方，他就这样坐在男一号的位置上，一坐就是15年。人不轻狂枉少年，“男二号压根儿不演”――15年前的胡亚捷如是说。

幸运，狂妄，这是当年旁人对胡亚捷的印象。其实不然。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胡亚捷自己看来：“那时候演戏拼的是命；现在演戏拼的是劲儿。”当年，他为了拍好《便衣警察》，刨地搬砖上房揭瓦，都是赤胳膊赤腿真干的。为了演一场地震后刨土的戏，硬是刨到双手出血。一场人追车的戏份，能有多快跑多快，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大马路上，动弹不得。“那时候使的都是蛮劲儿，那时候的人干这行是真得吃苦才行。”

说实在的，干演员不用下狠心，不用吃大苦――这是胡亚捷想都不敢想的。就在胡亚捷还埋头苦干的时候，演艺界正在悄然地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变。突然，没有了男一号的戏份，别人拿着剧本问“男二号，你演么？”胡亚捷咬紧牙根，一拍大腿：“演，怎么不演。”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

《环球生活》：是什么让你在演艺生涯的低谷期坚持了下去？

胡亚捷：追求。演戏，当演员，有些人是为了名，有些人是为了利，而我是为了爱，我是真心的热爱演员这个行当，我愿意穷尽我的一生去摸索，去探寻，我是把演戏当成事业来对待的，所以我不会轻言放弃。其实，人生是很公平的，当年我的少年成名，就好似从地面一跃到了屋顶，我低头望下去，楼下是空的。所以，命运这个齿轮把我送回到地面，让我整装再出发。

《环球生活》：人往高处走，容易。往低处走，难。

胡亚捷：没错，是这个理儿。所以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环球生活》：经历过这些，心态上的改变？

胡亚捷：时间在流逝，岁数在增加，艺术在变化，阅历在丰富――我的心态自然会随之发生改变。但庆幸我对艺术的执着和追求没有变。

姗姗来迟的“钱学森”

置身演艺圈，谁不想出人头地，《金枝欲孽》的故事每天都在这个圈子里上演。胡亚捷却偏偏是个异类，埋头苦练，钻研艺术，纵然是成名了，他却不会抓住过去死不放手，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演好当下的角色。”所以，当《国家命运》这个剧本到他手中时，他的眼睛为之一亮。他很兴奋，如果说当年的周志明算是他的本色出演，拿捏起来更为容易的话，那么，钱学森才算得上他人生中真正的塑造人。“演一个军人、一个医生、一个知识分子，那都是在演员自身的形象基础上去塑造人物，演员去找一个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感觉。而钱学森不一样，他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是一个从某种角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他的形象就摆在那里，你得去钻研，走进他的世界，将他再现在观众面前。这种塑造，跟本色出演相比，绝对更难。”对胡亚捷而言，这几乎是他过去三十多年演艺生涯中最突出的一次塑造人物了。

为了演好钱学森这个角色，他放弃了自己坚持了一辈子的健身锻炼，因为钱学森忙于科学研究，没时间锻炼身体；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不惜剃发，因为钱老年轻时便“贵人不顶重发”。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将钱学森的纪录片翻来覆去地看了数十遍，并将钱老的照片贴满了家中的各个角落，让自己真正地走进了一个科学家的世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过了一个酷夏里的寒冬。今年，夏，在新疆和甘肃，白天里地表温度高达50多度，一帮人马在那里拍《国家命运》的戏，胡亚捷身着棉衣棉裤，酷暑难耐，还必须缩脖叉腰，装出一副寒冬腊月的模样，其实，棉袄里的衬衣早已湿透。

既然这么累，有没有想过转行。“转行？不演戏？我从来没有想过。嗯，从来没有。”

《环球生活》：钱学森算你演艺生涯上的一次突破么？

胡亚捷：算。我都成特型演员了，还不算嘛？

《环球生活》：听说拍《国家命运》的环境特别艰苦？

胡亚捷：我们过了一个酷夏里的寒冬。因为它都是冬天里的戏。尤其在新疆和甘肃，白天地表温度在50度以上，我们这帮演员还得把棉衣捂上，那都是沙漠，很强的日晒，周遭连棵树都没有。我们穿上棉衣棉裤，最关键的是还得做出寒冷的感觉。我是缩脖又叉腰的，就差没有“哈气”了。我把耳朵藏在帽子里，把领子竖起来。其实，棉袄里早已湿透。

《环球生活》：除了曾红极一时的周志明和现在的钱学森，还有哪个角色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亚捷：《守望我们的幸福》。我在里面演了一个军队医院里的外科主任――刘红战。这个人物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刘红战是一个观念老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奉公守法的人。但他骨子里很多东西是现实生活中的我所瞧不起，不屑一顾的，所以，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必须把真实的自己全部藏起来，捂得严严实实的，把不喜欢的东西捡起来，堆在自己身上，演一个跟自己性格完全不同的人。说实话，难度系数不亚于钱学森。

《环球生活》：最满意的角色呢？

胡亚捷：不同时期自己对自己所饰演的角色的感悟是不同的。因为随着人的成长，艺术的改变，生活阅历的丰富，人内在的东西是越来越厚实，对角色的领悟是完全不同的。我初出道的时候，演《便衣警察》，那就是那时候的本我，你要想知道那时候的我是什么样子，你就看《便衣警察》。那时候我对周志明这个角色是非常满意的。后来演《道北人》、《老娘土》，我也非常得心应手。再后来，我大学毕业，开始演一些军旅题材的戏，总是充当敢拼、敢打的角色，跟我血气方刚的年纪亦十分吻合。40岁以后，我扮演的角色也随之转型，《垂直打击》里的教导员，《鹰隼大队》里的政委，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40岁的我演这样的角色易如反掌。

《环球生活》：你塑造的似乎都是一些正面形象，反面人物的戏你会接吗？

胡亚捷：我会接，但不大容易，我是说这样的机会。因为人挂相，很坏的人，我演不了。不是我不演，是我演坏人，别人不信啊。但是我可以演一个“高级骗子”。以前说这个人很自私，这就是个坏人。以前的“坏”和现在“坏”，定义不同了。我能豁出去，只要观众能接受。

演戏之外的另一种幸福

如果要在演艺圈的一众男艺人里挑个好男人，胡亚捷肯定能排在前十。

不烟，不酒，不爱玩，待人坦诚为人亲切。还早早的把自己圈进了婚姻的围城。在胡亚捷看来，老婆、孩子、热炕头，是除却“演戏”之外的人生的另一种幸福，不可或缺。对待妻子，他严格要求。对待朋友，他坦诚相待。“我说对妻子严格要求，其实不过是要求她如我一样，善待长辈，坦诚待人。”对待儿子，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他做一个正直、坚强的男子汉，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胡亚捷的做人原则中，一旦发现朋友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他绝对好言相劝。“如果我看到了，我一定要告诉他，不是说不怕得罪他，而是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有时候也失去了，就是听不了好人相劝。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回来找我，最终他会知道我是为他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写到这里，突然就想起了胡亚捷不久前在微博上讲的一句话：“现在，在影视圈，全凭着那些有良知、有本事的少数专业、敬业的演员和主创在支撑着这个产业啦。遇上有良知、有本事的专业、敬业的演员和主创，真是一种幸福啊！”而胡亚捷的幸福就在路上，在他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脚印里。

那些人生的低谷，如今只能在泛黄的追忆中细数。曾经下过田地，清过淤泥和垃圾，也曾干过分米分菜，跟演戏八杆子打不着边的工作。如果不是1984年，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如果不是大三那年，他成功出演了《便衣警察》男一号，胡亚捷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