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的尴尬

“现在，我们的家政行业还没有上升到一个产业的程度，还没出台部级的产业政策，现在家政行业最大的问题是政策缺失，真正的国家扶持政策没有落到实处。那样的话就会出现无序竞争，规范化竞争的企业就会遭到很大的干扰。有了行业政策，有了行业监管，加强政府监管的话，不出一年，这个行业肯定就会好起来。”

提到家政，大家几乎都会想到“菲佣”这个词，而与这个词相关联的则是“勤勤恳恳”、“善良忠诚”。菲佣，顾名思义就是来自菲律宾的佣工，也就是家政服务专业人员。一般来说，菲佣稍有文化、稍懂英语，足迹遍布全世界，素有“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之美誉。而在世界家政行业中“菲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世界知名品牌。这与菲律宾多年来树立起的“世界家政服务”品牌密不可分。

而同样是家政行业，在中国的境况则有着很大的不同。

纠结的雇主

“我家宝宝小时候找保姆可真是头疼死了，一个礼拜换了3个阿姨，一个月换了不下10个，你想想，这样惨烈的情况八个月大的孩子受得了吗？每天都有新乐子，有的阿姨有严重的生理疾病、有的阿姨不会说普通话、有的阿姨晕车、有的阿姨嫌家里活多……都能拍成电视剧了。最后没办法，只能请老家的亲戚来帮忙带，虽然北京保姆很多，但好保姆太难找了。”北京市丰台区久敬佳园的王先生提起当年的情形依然心有余悸。

事实上，像王先生这样的情况在北京比比皆是，仅王先生居住的小区就有很多家这样的案例。据王先生介绍，与他女儿一起长大的同龄玩伴中，有保姆需求的就有不下10家，但两年过去了，真正找到合适保姆，并雇佣三个月以上的，也仅仅只有一家而已。

王先生表示，“保姆工资从一开始的每月1，800涨到后来的每月3，600，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仍没有合适的，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不再需要全职带孩子的阿姨，但我们还是想找个能接孩子放学、白天做做家务的人。可这比带孩子的保姆更难找，当初家里至少还有老人，就想找个保姆帮忙搭把手带孩子都那么难，现在老人都回去了，家里白天没有人，我们下班晚，保姆成天要单独待在家里，晚上有好几个小时要单独与孩子共处。这对保姆的要求更高，没有合适的，真是不敢请。”

一方面，“不敢请”是很多孩子家长担心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伺候不起”却是很多为人子女的困惑。北京市丰台区的郭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惑。其独居的父亲患有半身不遂，而郭先生经常出差，没有时间照顾老人，便决定请一个能照顾父亲日常起居的保姆。“其实我对保姆的要求并不高，就是每天打扫打扫卫生，做做饭，平常带我爸下去晒晒太阳，扶着活动活动腿脚。他自己也不是完全不能走，就是费点劲，要人照顾。而且我爸有糖尿病、高血压，所以一般我都把菜谱提前列好，保姆只要照单做就行了，挺简单一个事儿。”

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郭先生意料，“我就怕照顾起来不方便，还专门找的是年龄大点的男保姆，结果这大哥真是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家里乱糟糟的，饭也不好好做，我在家一个样，我不在家又一个样，然后我爸就自个儿生闷气。那咱就换吧，可换来换去，总是不合适，要么嫌伺候老人脏待不住，要么就糊弄，真不知道谁伺候谁呢。”

而从事四年家政的张大姐坦言，“我们做这个的（保姆）分两种，一种愿意带孩子，钱多，干净，但带孩子的活儿累，要求高，而且一般家里有老人，老被人指使，摩擦也多；还有些人就愿意伺候老人，清闲，一般这种家庭对做饭和卫生都没啥要求，就是伺候老人太脏了。”

恰恰是这样没有归属感的心态，使得很多家政服务都存在着自身的质量瑕疵。而除去这些服务质量的问题，一些人身及财产的安全隐患也是现在很多家庭纠结的症结所在。

而这些问题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家政行业真正“站”起来。

纷繁的行业百态

“其实我也能理解保姆，他们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旦进入雇主家里，往往会不那么自由，有时也会受到伤害。所以我觉得那些家政公司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王先生表示，“我当初去家政公司，他们只看了看我的身份证，然后就让我交300元，并给我一个‘300元中介费，一年内免费更换’的收据就完事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家政公司的人当场让我在一堆坐等在那里的阿姨中挑自己喜欢的，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看不上，下一个，挑上了，当时就背上包袱卷跟你走。这样的感觉很不好，好像贩卖人口一样。”

为此记者也以雇主的身份暗访了该家政公司。记者发现，那本来不大的办公室套间里全是高低床，又黑又脏，那些在北京没有家的保姆吃住都在那里。有位阿姨偷偷告诉记者，“收我们的中介费很低，是雇主中介费的一半，也管一年，没有地方住的还免费让我们住，这里也能做饭，但要自己买东西。公司的大姐很能说，一般新来的人没几天就推销出去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给我们推荐干小时工，反正不闲着。有经验的人工资自己可以提，没干过的一般公司的大姐给定。”另外该阿姨还表示，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公司只收取中介费，其他的工资和小时工收入公司并不提成。当被问及是否进行健康体检时，该阿姨表示，“一般让我们自己花钱体检办健康证，我们不做或者健康证过期了也不管。”

有专家指出，家政行业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最大差别是心态，一般保姆不会把家政作为一种事业来看待。人们的观念普遍没有扭转，雇主对家政人员仍存在歧视。而保姆来源，主要是家政中介公司介绍或者经朋友介绍，跟雇主直接建立雇佣关系。无论哪种方式，保姆都是形单影只的，无法享受“员工制”的待遇。大多数家庭服务企业都采取中介制，保姆和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劳资关系，公司难以对保姆进行有效管理和劳动力的调配、储备。因而才会造成如今的状况百出。

鉴于这样的市场状况，各地政府纷纷提出了家政行业“员工制”的管理模式。

今年26岁的曹小姐在去年6月与朋友一起投资10万元在北京市三里屯成立了家政公司，她告诉记者，“我们公司就采取的是员工制，跟阿姨签劳动合同，跟公司员工一样进行统一管理，制定统一制服，规定统一服务标准。我们先和客户谈好价格，然后再跟阿姨谈好工资，我们对阿姨的工作质量进行管理和监督，客户有什么意见，我们来跟阿姨协调，如果协调不了，那就只能换阿姨了。事实上，如果协调好，有的阿姨还是挺稳定的，我们就有个阿姨已经在那个客户家里干了一年多了，如果不出意外，还会继续干下去。”但曹小姐也坦言，“我也实话实说，员工制按道理是应该上社保的，但阿姨太不稳定，经常是在你这里刚签完合同，也去入户开始工作了，但如果有另外一家多给个200、300的，她马上就走，甚至连押金也不要了，所以我们除了给上家政责任险之外也没有给他们上社保。”

然而，曹小姐的公司现在已经搁置了起来，不再开拓新客户，只维持现有的服务对象。“其实创业之初我们有很多选择，比如服装店什么的，但经过多方考察，最后还是锁定了做家政公司，因为北京的家政市场非常大，但大多数都做得很乱，给很多客户带来了伤害。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但还是想通过自己摸索着学习，创办一个好口碑的家政品牌。但事实与我们的设想完全不同，客户源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即使现在我们已经不开拓市场了，400电话每天还是有人打，周边的居民还是会主动找上门来。但我们真的找不到靠谱的阿姨，阿姨的流动性非常大，经常刚培训好，就跑了，而且阿姨都有自己的固定思维，我们很难在对客服的服务标准上对其进行改善。我们通过发广告、找中介，找了很多阿姨，但真正能留下来成为我们稳定员工的非常少。”曹小姐坦言。

如今，曹小姐与合作伙伴都已在其他公司入职上班，因为10万元的启动资金对于这样的运作来说明显太少，经过一年的运作已经所剩无几，而他们也没有后续资金再跟上。“现在的公司每月基本上是不赔不赚，自己能养活自己，但想要做好需要更多的钱。我们的办公室还留着，这么好的模式，我们想着有一天还要把它做起来。其实也有一些人想跟我们合作，他们来主管运营，我们只等着分利就好。但我们都拒绝了，还是想自己做，或者有天使投资人能带来足够的资金也是比较理想的。可惜现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是努力保留下这个品牌。”

尴尬的境地

曹小姐的困境是很多中小家政公司共同存在的问题，招聘不到合适的员工与后续资金难以为继都是其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绊脚石。然而对于没有资金困扰的家政企业来说，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嘉佣坊家政连锁机构在北京市高端市场中属于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总经理殷剑峰告诉记者，“当时我和朋友做了调研之后觉得，这个行业是可以做的，而且比想象中还要好，于是2009年7月投资100万注册成立嘉佣坊；2009年7月到2010年3月，增资到200万；从2010年3月到2011年1月，又增资到500万。资金问题才算基本解决。要知道，现在北京有4，000家家政公司，注册资金在10万元以上的不到100家；注册资金在100万以上的家政公司，全北京只5家，注册资金200万以上的几乎没有，而嘉佣坊已经增资到500万了。因为无论多好的模式，想要规范性地去做这个行业，成本肯定高，钱少了根本转不起来。”

事实上，解决了资金问题并非能万事大吉，运营模式则成了决定其成败的关键。

“刚开始半年多，我们都只是在做调研，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后期的发展及整个公司的架构。经过了这三年的发展，在高端的家政市场上，无论是从企业预期，还是商业模式，还是从我们团队的执行力，都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市场太大了，尤其高端市场，事业稍微有点成就，家庭比较稳定，又开始生小孩了，房子也买得比较大了，在这种你开始要享受生活的时候，会出现孩子没人带，家里没人打扫卫生等状况，就会考虑到保姆问题了。所以我认为家政业的发展解决的是硬件问题——生活的硬件问题。房地产业的发展直接带动的就是服务业。经过10年的房地产业发展，特别是高端的房地产业发展，有多少人能给他提供好的服务呢？那么多人解决不了只能说明我们没有发展好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可以试试，也没有觉得一定会成功，就这么做了，做了之后还行吧，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来打造这样一个品牌，纯亏损300多万，现在我们终于实现连续四个月盈利。”殷剑峰说。

殷剑峰坦言，“但是嘉佣坊今天能发展成这样的规模，并不是没有遇到过问题，事实上问题一直存在。谁都不希望承担那么高的风险，如果能赚同样多的钱，风险自然越低越好。但我们发现，你只要做这行，不管是做中介还是实行员工制，只要发生问题公司都承担一样的法律风险。既然这样，我们反倒觉得员工制会更好点，便于管理。做员工制的成本高，我们就只能做高端市场了，而我们也一直都是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做下来的。这个行业大多数的劳务机构，都是下岗的人做的，别的行业不太好找活儿。大而不强，数量很庞大，但没有质量，就是这个行业的特点，很松散。我们实行员工制，员工从哪儿来？仍然是从北京这40万提供家庭劳务的个体流动人员里面找那些愿意成为员工的、愿意关心自己的劳动者权益的、关心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那些人。但怎么让这些人认识到你的好处呢？我们的员工制有吃的有喝的有住的，有社保，有医疗保险。而中国城乡二元制情况下农民是没社保的，但农民工从事这个行当的是绝大多数，很多人又不理解合同制，不愿意受束缚。所以一开始实行员工制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

“事实上，当初不太有人愿意签劳动合同，还有人是先签了再说，该走的时候还是照样走。而我们还得按照劳动法给他钱。第一批招了5个人，跑了4个，就留了1个。所以，干这行成本很高，法律风险也极大，一些法律责任都是公司在担着。”殷剑峰说，“现在好一点了，员工制的政策大家都通过媒体了解到了，舆论环境也慢慢好了一些，他们都明白当我们的员工并不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是政府正在做这个事情，虽然很慢，也很少有这样的公司出现，但毕竟还是有的。所以服务人员对员工制不再陌生了，不再排斥、恐惧了。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相对来说人就好招一些，扩张快一些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将近200在岗的人，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增加的。”

有网友说，“找保姆是要看缘分的。”其实，无论是对于嘉佣坊家政连锁还是曹小姐的小资本运作来说，寻找合适的员工也是要靠缘分的。殷剑峰表示，“我们缺的不是客户，有好的品牌与口碑，客户源不缺，基本上我们每个服务人员在培训阶段就已经被客户订走，很少出现待岗的情况。我们的服务人员工资都非常高，同等学历和阅历的人，做家政绝对要比在公司做赚得多，但我们的发展还是受到服务人员招聘难的困扰。在国外什么东西最贵？你会发现纯手工的东西卖得最贵，劳动力最贵；在中国正好倒过来。现在，我们的家政行业还没有上升到一个产业的程度，还没出台部级的产业政策，现在家政行业最大的问题是政策缺失，真正的国家扶持政策没有落到实处。那样的话就会出现无序竞争，规范化竞争的企业就会遭到很大的干扰。有了行业政策，有了行业监管，加强政府监管的话，不出一年，这个行业肯定就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