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摘 要]关于陈云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和陈云是否与同行参加广州会议，这两个问题目前在陈云研究的相关论著中说法不一，还存在着凭据不足或缺乏凭据的现象。本文根据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考辨，旨在求索历史真相，深化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陈云；莫斯科；；广州会议

[中图分类号] D231/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22-03

目前关于陈云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对一些问题的说法凭据不足或缺乏凭据，兹选取其中两个问题做出考证和辨析，以求索历史真相，深化问题研究。

二、思想变化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机关遭敌破坏，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为恢复党在上海的组织和活动，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络，1935年6月，陈云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到达上海后，陈云发现上海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党组织通知在香港等待指示的潘汉年来沪见陈。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上海党组织面临的险恶形势后，决定让陈云及在上海的其他重要领导人速来莫斯科。于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陈云、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嗣、曾山等从上海出发，乘坐苏联客轮秘密地到达海参崴，两天后又启程赴莫斯科。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陈云、陈潭秋、杨之华一行到莫斯科的时间说法不一。历经十载艰辛劳动而成的《陈云年谱》具有较强的资料性，证实陈云赴苏时间应为9月下旬，但所据为何没有具体展开。因此，对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有说是8月20日，这主要源于陈云本人和孔原的回忆。陈云回忆说：“我和陈潭秋同志去苏联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记得当时天气炎热，我穿着绸衬衫。”“到莫斯科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廿五日开始，八月廿日结束），少共国际六次大会开幕。”[1]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孔原也回忆说：“潭秋同志从苏区出发，冲破白色恐怖的艰难险阻，大约8月底，同陈云、邓发、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同志同时到达莫斯科。”“潭秋同志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正值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2]乍一看，此说是符合史实的。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一说法有误。

第一，少共国际（即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并非紧接着共产国际七大立即召开，而是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一个多月后才召开的，时间是9月25日。且现有资料证明，陈潭秋等是在1935年10月才得到提名参加少共国际“六大”的。[3]既然陈云、陈潭秋等人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少共国际六大开幕”，其到莫时间就不应该是8月20日。第二，梁广回忆说，1935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见到曾山，第五天他才离开上海去莫斯科。[4]曾山是与陈云同行去莫斯科的，9月他还在上海，说明陈云不是8月20到达莫斯科的。第三，1978年5月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说：“一九三五年六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会议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派我、潘汉年、夏采三人到上海区恢复白区工作……大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来，机关被破坏，无法工作了，共产国际把文件和人全弄到莫斯科，我也去了莫斯科了。”[5]根据陈云本人自述，可以判定其8月20日绝无可能抵达莫斯科。关于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具体时间，目前有多种说法。根据陈云、李的回忆，结合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所述内容，可判断得出，陈云是在6月12日之后离开长征队伍。[6]从陈云的行程看，6月11日或12日离开长征队伍，绕道荥经县经雅安直奔成都和重庆，而后再到上海。到达上海后，“大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又赶去莫斯科。无论从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时间还是从成都出发的时间或是从上海出发的时间上推算“三、四个月”，陈云8月20日都不应该在莫而应在沪。第四，1935年8月19日《鲁迅日记》所记：“上午得文尹信。”文尹系瞿秋白之妻杨之华笔名。来信内容，大约是赴苏联前向鲁迅告别。[7]由此也可以看出，陈云8月20日不可能到莫斯科。

陈云一行究竟是什么时候到达莫斯科的呢？从陈云抵莫后的活动看，应该是1935年9月。至于是9月的上旬还是下旬到达莫斯科，笔者根据所看到的资料进一步考察，确定应该是9月下旬。

第一，前文梁广回忆，1935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见到曾山，第五天他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再据陈云回忆：“由上海到莫斯科全部行程约半个月时间。”[8]可以推算判定，陈云和曾山一道9月20日后到达莫斯科。第二，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英勇就义后，鲁迅集中精力收集整理瞿秋白遗文遗稿。9月11日，鲁迅给当时参加编印的郑振铎写信道：“关于集印遗文事，前曾与沈先生（指茅盾）商定，先印译文。”又说：“密斯杨（指杨之华）之意，又与我们有些不同。她以为写作要紧，翻译倒在其次。”[9]12月19日，杨之华去苏联三个月音信杳无，鲁迅十分挂念并致函当时在苏工作的曹靖华，托曹向萧三打听杨之华的下落。信中说：“史兄病故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三月无消息，兄如与三见通信，乞便中一问，究竟已到那边否。”[10]根据鲁迅这两封信函，杨之华是于9月11-19日间由上海出发赴苏的，再加之路上约半月时间，其与陈云到达莫斯科是在9月26日至30日之间。第三，陈云去上海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恢复白区工作。1935年8月26日，临时中央局老秦（刘仲华）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联名写的指示信：“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根据这一指示，上海临时中央局于8月宣告结束工作，陈云才不得不离沪赴莫。有研究者查阅档案证明，远在苏联莫斯科的康生组织有关人员将陈云等人从上海接至海参崴，然后送至莫斯科，此项接送工作至1935年9月才得以完成，而陈云确也是于1935年10月初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会议上的。[11]所以说陈云赴苏时间应该是9月下旬。第四，《曾山传》记载，1935年8月曾山在上海和组织接上关系，大约9月下旬，随陈云、陈潭秋一行到莫斯科。[12]第五，据陈云手稿《我的自传》记述，到莫后他“参听了少共产国际大会”。[13]这就是说，陈云是在9月25日至30日间到达莫斯科的。

总结上述，笔者认为，1935年9月下旬陈云到达莫斯科是准确的。

三、余论

1958年4月27日至29日，在广州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谈工业问题。对于陈云参加这次会议的情况，《陈云年谱》中卷作了这样的记述：“4月25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经济工作小组会议。下午，同等离北京赴广州。”“4月26日-29日，参加在广州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和几位国务院工业交通部门的负责人。”[14]按照这一记述，陈云不仅到会，还与同行一起离开北京赴广州参会。而《年谱》中卷对参加这次会议情况的记述是：“4月16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于4月20日赴三门峡开现场会议。”“4月20日，飞抵郑州。”“4月21日，本日到黄河三门峡水库工地视察……随后连日主持召开有四个省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门峡现场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4月25日……收到自广州致、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的信，说拟于近日研究工业问题，请即南来，开四天会。”“4月27日-29日，出席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15]话说得很清楚，4月25日不在北京而是在郑州郊区，不可能与陈云一道去广州参会。

陈云究竟有没有与同行参加4月广州会议？根据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笔者认为没有。

1958年4月25日，写信给等人，“恩来、陈云、德怀、富春、一波同志：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最好本日动身。以便开四天会，三十日回去，五月一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16]李锐被邀参加广州会议，他回忆说：“四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我从北京来到武汉，参加计划会议……就在二十五日，我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李颉伯的电话，要我立即住到武昌的住处去，一同去广州开会。”“二十五日晚上，我到东湖的宾馆住下。先遇见，没有谈几句，总理就来问我，晚上去不去看汉剧名演员陈伯华的《张羽煮海》。我虽然对旧戏兴趣不大，还是毫不犹豫答应了。”[17]根据李锐的回忆，是从武昌出发去广州开会的，而陈云时在北京不可能与同行。另外，李锐回忆中还提到：“名单中除陈云外，都于二十六日到达广州。”[18]根据《年谱》中卷记载，参加了27日召开的广州会议，应该26日到了广州，而陈云26日没有到达广州，也说明他没有与同行。

除李锐回忆外，还有其它史料证明，1958年4月25日不在北京，陈云不可能与他同行到广州。的秘书郑文瀚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中说：“（1958年）4月21日～30日，彭同到河南三门峡参加会议……25日又一路到广州，参加召开的座谈工业问题的会议，月底返回北京。”[19]《传》记载：“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赶到三门峡工地，召开为期三天的现场会。”“四月二十五日，从三门峡到达西安，收到从广州给他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的来信……立即赶到广州，参加为期四天的广州会议。”[20]王景森、邓少波、张静安主编《偃师县志》一书中写道：“1958年4月25日，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领导亲临东寺庄视察。”[21]《河南日报》记者惠明深在文章《同志参观地下渠》中说：“1958年4月25日，来到了洛河河畔的东寺农业社。”[22]原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第一任局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回忆说：“1958年4月21日至25日，与副总理、秘书长来三门峡工地视察，我亲自为总理带路。”[23]更为重要的是，武汉铁路局武汉客运段的工作人员们集体回忆：“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敬爱的乘坐他们的列车从武汉到广州。”时任列车长的肖世忠说：“当年乘飞机到广州时，途中遇上大雨，决定在武汉改乘火车。我们接受任务后，临时编了一列简陋的列车，餐车顶棚还漏雨，卫生还未来得及打扫，就踏上了列车，和我们乘务员亲切地打招呼。”[24]

以上材料证实，1958年4月25日，已到三门峡，不在北京。所以，当时在北京的陈云无法与同行参加4月27日召开的广州会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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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本报通讯员.亲切的回忆，巨大的鼓舞[N].长江日报，1976-12-22.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