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初探

摘 要：新写实小说是90年代小说创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写实小说着意用“零度情感”来写“纯态事实”；新写实小说过度通俗化、大众化地叙述使作品显得不够高明，甚至显得有些小市民般的庸俗；文学应该书写崇高，而非流于描绘庸俗。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 浮世绘 庸俗的窠臼

置身于全球化和市场化语境的90年代小说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多元性。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同一的社会同质性的瓦解，文学逐渐淡出社会文化中心而进入边缘，获得了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市场规则的限制，使小说在与商业化、世俗化的冲突与矛盾中呈现出复杂暧昧的纠葛，形成了90年代小说独特的存在方式、思想内涵、审美特征。在纷繁的90年代小说创作中不得不提到新写实小说这一富有特色的分支。[1]

一、百态浮世绘

如果说兴盛于当代文坛的现实主义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现实主义的经典创作方法：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它着意向我们展现的宏大历史叙事和理想化英雄主义精神是后世文学创作所无法企及的。那么，同样是描绘现实的新写实小说无疑会颠覆了我们的理解和认知。

文本中塑造的人物也都是不畏艰险、敢于为革命义无反顾献身的人，如成瑶（吴强《红日》），在得知二哥被敌人捕获后，这位女子不但没有露出丝毫的胆怯和后退，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革命的意识，并立誓“继承二哥的工作，就是牺牲性命也情愿”，心中“充满着庄严的、自我献身的激动”，这种“革命者在死面前，永远不会畏怯”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在小说中刻画的淋漓尽致，令人读罢三日依旧热血沸腾，非要仰天长啸一番才够过瘾。但反观新写实小说，“特别注重现实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注重在作品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

这天，大约是下午四点钟光景，有个赤膊男子骑辆破自行车，“嗤”地刹车在小初开堂门前的马路牙子边，不下车，脚尖蹭在地上，将汗湿透的一张钱揉成一坨，两手指一弹，准确地弹到小初开堂的柜台上。

这近乎拿着放大镜来观摩生活的做法，文本中白描手法地使用伴随着叙述着近乎冷漠的叙述态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件活中很常见的事情。池莉用她旁观者的身份来展示生活在武汉这座中的市民的生活百态，无论是记录普通工人印家厚烦恼的似流水帐一样、没有丝毫波澜和突兀的“从半夜开始”的生活流程，还是围绕小市民猫子和公交车司机燕华之间的琐碎的生活，这位“武汉味”十足的女作家用自己的笔冷峻的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普通民众的形象。在写实小说中没有对全人类伟大复兴事业而不懈努力的崇高理想，有的只是生存的世俗、庸常、卑微和琐碎，但不得不承认这才是生活更加真实的存在状态。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充斥着的是宣传教化的功利性作用，文学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但在新写实小说这里，叙述者的态度是非功利的，文本的展现不过是用“零度情感”来讲述“纯态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着社会历史的原因，但新写实小说在创作题材取向、叙事方式以及情感表达上呈现出的一种新的风格和气息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它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对象，作品不在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是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以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层次上更为基本的人性内容，其中强烈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过去少有的生存意识。

新写实小说写的是平凡的生活，展现的是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但我们珍视的却也是这份“真”。

二、庸俗的窠臼

尽管新写实在其创作上有其创新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消极的生活状况。在这里，无数的普通人能够无下限地忍受并认同现世的无奈与混浊，“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让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琐事”[2]，然而生活琐事的工笔刻画却既没有汲及人的灵魂的慰藉或拯救，也不朝向理想的期盼与张扬，仅仅只是流于表面，如同轻飘飘的“一地鸡毛”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样的模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发端于20世纪初叶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

小林这才着了急，知道自己犯了路线性错误。找人办事，如同在单位混事，只能投靠一个主子，人家才死力给你办；找的人多了，大家都不会出力；何况你找多了，证明你认识得人多，显得你很高明，既然你高明能再找人，何必再找我？这时除了不帮忙不说，还容易产生抵触心理，说不定在背后再给你帮点倒忙，看你不依靠我依靠别人这事能办成？

而他们的身体，经过这么多搏斗的锻炼，日益坚强而麻木，需很大的力量才能觉出疼痛，互相都很知道彼此的需要，便往对方最敏感最软弱的地方袭击，似乎，互相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彼此又是一副死而无悔的坦然神色。他们越来越失去控制，已经没有理性，如同似的，互相挑衅生事，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剧烈的摩擦着，犹如狂热的。

苏童等作家展览式地陈列出那些卑微生命的浑浑噩噩又令人悲悯的生死，这样的描写本身就意味着人的存在中确实有着致命的缺失和匮乏，也正是因此，才应该引起对于生命激情的向往，对于完美生活的期盼，对于健康人性和文明的呼唤。新历史小说中虽然不乏血腥、暴力、的情节，但其绵里藏针的批判意识及背后对真善美的呼唤意义令作品雄立于当代文坛不倒。

由以上比较看来，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虽是同根异枝而生，但分量显然差别巨大。新写实小说无论是在思想深度和创作实践中远远比不上新历史小说，对于生活浅显化的叙述也容易使文本沦为大众消遣时光、迎合世俗口味的“快消品”，这无疑是文学创作的悲哀。

三、结语

文学应该书写崇高，而非描绘庸俗。正如有论者指出池莉小说的精神缺陷般：“作为一个作家，轻视和排斥知识分子，轻视和放弃思想的力量，作品缺乏深刻的灵魂拷问，缺少情感的力度和震撼，缺少人们追寻生存意义和提升审美理想的强大动力，也缺少对于妨碍社会发展，妨碍人性完善的真正障碍的严肃思考和犀利判断。……价值观的单向性，难以涵盖生活的丰富性；作品的可读性，也不能遮掩作品的单薄感。”一部作品如果只能流于真实还原生活，再现时代剪影，却很难有对灵魂的追思，这样的作品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文学创作的“新”不能只停留在形式和内容的“新”，更应该深入“生活中本来有的重大社会现实和标志不同社会形态的带有本质性的社会关系以及受这种社会关系制约的人物性格的社会内涵。”（作者单位：1、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2、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