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早期影片对台湾社会生活的影响

［摘 要］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0年，由琼瑶小说改编的影片已多达16部。这些影片，对台湾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显著的影响，其中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男女主人公惊为天人般的扮相曾经倾倒了台湾和内地的无数年轻人，引起他们风一样的追逐。琼瑶的名字似乎很快地风靡了整个中国，甚至产生了“琼瑶片”这个专用名词，可见琼瑶影片的威力之大。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论证琼瑶影片对台湾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关键词］ 琼瑶；早期影片；台湾；影响

自1963年，中影公司推出了琼瑶作品改编的《婉君表妹》一片之后，台湾影坛便刮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琼瑶热风。天南公司推出了《烟雨蒙蒙》，邵氏公司拍摄了《船》《紫贝壳》《寒烟翠》等。随之琼瑶又于1967年自组火鸟公司，拍摄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月满西楼》《幸运草》等影片。据不完全统计，到1970年，由琼瑶小说改编的影片已多达16部，这些影片，即为本文所提及的琼瑶早期影片。虽然早期琼瑶影片数目已很惊人，但与后来30余年里积累至数十部的琼瑶影视作品相比，仍然只是较小的一部分。但正是这16部影片，对台湾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显著的影响，其中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男女主人公惊为天人般的扮相曾经倾倒了台湾和内地的无数年轻人，引起他们风一样的追逐。琼瑶的名字似乎很快地风靡了整个中国，甚至产生了“琼瑶片”这个专用名词，可见琼瑶影片的威力之大，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论证琼瑶早期影片对台湾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一、“琼瑶片”掀起了台湾言情片的风潮

所谓言情片是指以爱情为核心、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以及克服误会的曲折过程为线索，最终达到大团圆或悲剧性离散结局的电影种类。中国言情片的起源在香港，陈飞宝在《台湾电影史简编》中指出：“一九六三年，香港邵式公司李翰祥导演，凌波和乐蒂主演黄梅戏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演造成轰动，在台北市就连映三个月，创造了八百四十万新台币的卖座纪录。看这部影片最多的是内地去台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大学师生，有的连看数次，甚至有的看上百次。这反映了台湾观众对内地乡音乡调如醉如痴，因久离祖国大陆，困守孤岛，产生了强烈的思乡怀亲情感。”(第137页)香港浪漫言情片的成功输入带起了台湾言情片的好的开端，在如此强劲的观众群体之下，言情片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了导演们的普遍关注。很快导演们盯上了浸润着古典文学芬芳的琼瑶作品，改编琼瑶作品成为台湾言情片的一种新思路、新趋势，从而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台湾影坛上刮起了强劲的琼瑶影片的风潮。 60年代的台湾社会也为琼瑶言情片的走俏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社会环境。当时的台湾影业正在提倡“健康写实主义”电影路线，追求健康晴朗的电影风格和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中国电影百年》指出：“‘健康写实主义’得自美国《读者文摘》编辑风格的启发，此类影片在描述社会生活的同时，欲避开呈现社会黑暗面，也不直指其肇因。体现出所谓的‘六不’：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仇恨，不带悲观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其创作精神更接近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写实论，而不同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第322页)而这种“健康写实主义”的路线恰在1963年的台湾影坛得到了极好的发挥。“1963年开始，一股清新的微风吹进台湾的电影业，李行导演的《蚵女》《养鸭人家》等片开启了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风潮。”(第320页)这种像清新的风一样的《蚵女》和《养鸭人家》，不仅改变了台湾影业的风格，更提升了台湾电影的技术制作水平和从影人员的美学水准和审美境界，为紧随其后的琼瑶言情片的风潮提供了技术层面上及美学理论上的支持。而在这种美学水准的支持之下，琼瑶言情片才有了古典的风骨和美轮美奂的人物造型，才能以其清新唯美的时尚感风靡了整个台湾社会。“从1966年到1969年，琼瑶电影的票房纪录高居台北市卖座前十名的有《几度夕阳红》《哑女情深》《花落谁家》《第六个梦》《寒烟翠》《船》等。此后愈演愈盛，这股热潮延续了十余年，到80年代初期，仍未见减弱。”(陈飞宝，第170页)

二、“琼瑶片”带起了台湾的怀乡和国语热潮

正如学者邱佩萱在《战后台湾散文中的原乡书写》中所言：“五十年代，一个背负着战乱记忆与离乡伤痛的年代，许多人被迫展开一段生命里未曾计量的离流岁月，他们自旧大陆东迁又东迁地来到海上的岛屿，心中那份拔根故土、迁徙他乡的伤痛让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回望的姿态……两岸隔绝、断裂遥思，就在这个特殊异样气氛的政治时空环境下，弥漫着一股忧思怀乡之思，许多渡海来台的离乡游子，选择将浓厚的乡愁具象化，用文字铺陈出对故国家园的记忆因是造就出必然以大陆为题材的作品。在时间上属于过去，且对家国充满怀念之情。”琼瑶正是这个时代中的人物，她的创作与这个时代紧密配合地记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伤痛。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台湾在外交上的失利(与美国断交、退出联合国、与众多的国家的断交等)，更加勾起了台湾民众对自身归属的重新认定和积极的进取，于是琼瑶的影片中所发出的国语激发了台湾民众强烈的思乡情怀，成了促使琼瑶电影热火的另一大原因。这一时期，琼瑶的早期影片里的国语成了影片的一个卖点，远离故乡的台湾人听到这熟悉的乡音便潸然泪下。这乡音里包含着台湾民众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包含着他们太多的回忆。他们会因为要听听这熟悉的乡音而多次观看琼瑶的影片，因而也使得琼瑶影片收到了极好的票房效果。正如武治纯在《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乡土文学初探》中所言：“从思想上来说，怀念祖先、认同祖国还只是一种比较广泛的初级阶段的民族感情，台湾的乡土文学不仅超高于这一高度，而且始终贯穿着积极的爱国反帝精神。”(第40页)

三、“琼瑶片”带起了时尚风潮

顾晓鸣在《透视琼瑶的世界》一书中指出：“正如现代许多的时装和发式首先发源于影视中一样，现代最新潮的生活方式，谈情说爱方式、打架方式……以及心态及情感模式往往都是艺术虚构的现实化――读者和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心理认同。”(第5页)琼瑶作品对台湾时尚生活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琼瑶影片里的人物都是以唯美的扮相出现在银幕上的，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着清秀可人的外貌和时尚的发型、服装、配饰、言谈举止等。而随着影片的热映，这种最新潮的服装和发型立刻吸引了青年一代的目光，并出现于台湾的大街小巷之上。如林青霞的长发长裙、陈德蓉的尖下巴等都是那个时期少女们所向往的审美标准。出现在琼瑶影片中的发式、服装和室内的装饰亦都成为观众所模仿的内容，如《聚散两依依》中的高寒善怀抱吉他的潇洒举动成了街头青年的时尚做派，电影里青年人T摩托的举动受到了台湾青年们的模仿；男女青年在咖啡厅、舞厅约会的场面，也成了备受一代青年追逐的时尚风潮。所以研究琼瑶的专家顾晓鸣惊呼道：“琼瑶在二十五年以四五十部作品，书、影视、歌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把几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强行推入人们的生活当中，这不但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文化行为方式和文化艺术，而且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一种严酷的事实。”(第6页)

四、“琼瑶片”开拓出台湾人爱情的新观念

中兴大学林欣仪在《台湾战后通俗言情小说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热血爱国的思想透过政治、文学、传媒、教育无孔不入地灌输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中，社会上的男女双方对爱情仍抱着相当保守的看法，爱情是一块荒芜的园地，琼瑶却在此大量地喂养给社会大众幻梦式的爱情，成功地建立了属于她自己的爱情事业王国。”尽管60年代的台湾在多年接受美援的现状上，已经历了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但大多数从内地移民而来的台湾人仍然对爱情抱着相当保守的观念，他们仍然为在公开的场合谈论爱情而感到脸红，处于婚龄的青年仍要遵守着“门当户对”“父母之命”的传统模式去组成家庭，自由恋爱和自由结婚的做法在常人看来还相当生硬和唐突。如在《几度夕阳红》里，李梦竹虽与何慕天苦恋，但却有重重的道德阻力使他们难成眷属;如《我是一片云》中林青霞所扮演的段宛露，自小与秦汉所扮演的顾友岚青梅竹马，但潇洒不羁的孟樵(秦祥林)出现了，段宛露在他的面前心境开始摇摆，却也受着父母之命的制约而处于矛盾与痛苦之中。而《寒烟翠》中纯情人物韦白与许舜娟，二人可以通过信鸽传情，却始终固守着传统的道德规范不越雷池。再如《一颗红豆》中梁致文虽然深爱夏初蕾，但拘囿传统的道德只能把这种感情深藏心底，直到梁致文发生了重大变故，夏初蕾才得知这一隐情。台湾学者古继堂指出：“如果说六十年代初期，即台湾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爱情和婚姻，还处于传统和现代的过渡期。那时的爱情婚姻小说，比如琼瑶、玄小佛等人的作品，传统的成分还相当浓烈，现代的因素还比较少。”就是在这种处于思想情感的转型时期，琼瑶影片像一面鲜艳而夺目的旗帜，高扬着爱情至上的主题，指引着对爱情迷惘的青年们学会了为爱去选择，去追求，去大胆地抗争：“琼瑶的小说属于爱情的幻想，美丽的纤尘不染。但是当一个人真正体验过生活之后，便会发现琼瑶的幻想只能存在于书本之间，落实于真实的人生是有困难的。在两性关系不公开的年代，对爱情好奇或渴望的人，可以从这一害幻想的爱情故事中得到满足，甚至将琼瑶小说视为恋爱的指导手册。”(林欣仪语)学者林耀德亦认为：“现代社会在两性问题上的开放过程，正有这么一个阶段，与琼瑶小说的格局相当，于是亿万民众一下子趋之若鹜，任凭各色人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加以冷嘲热讽和振振有词的阻止，所谓琼瑶热始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波及几十年的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于是琼瑶影片里所表现的爱情至上的观念受到追捧，琼瑶影片里所塑造的玉女金童成了青年所向往的“完美配偶”；比对着这一至善至美的标准去择偶、为了爱情而大胆追求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渐渐蔚然成风。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可见琼瑶的早期影片确实对台湾的生活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学者仇如英认为：“琼瑶的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之所以拥有大量的读者与观众，就在于她的作品反映了浓郁的人文思想。作者把她的理念输入到作品的主人公的形象中，通过形形的人物，展示各种美好的人性，温柔善良、热情真挚、清纯可爱、美丽而不落俗、娇柔而不懦弱。”而著名作家中英杰则认为：“琼瑶的作品是一种，她的文学价值不值一提。琼瑶小说是一种廉价的童话，对于少男少女充满诱惑力，让孩子们去白日做梦。”虽然这是两种对琼瑶作品的完全不同的评价，却可以从中得知琼瑶作品的影响力之大。从6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琼瑶的作品已影响到两代人，随着近年来琼瑶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的形势，琼瑶作品的社会影响还在不断地加大和延伸。因此，还是学者方忠对琼瑶的评价比较中肯：“在中国言情文学发展史上，琼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家，她一方面上承前辈的文学传统和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创作模式影响后辈作家，卓然成为一代言情文学大家。”

［参考文献］

［1］ 顾晓鸣.透视琼瑶的世界［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2］ 古继堂.静听那心底的旋律［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3］ 陈东林.琼瑶作品批判［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4］ 方忠.台湾通俗文学论稿［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5］ 孙献韬，李多钰.中国电影百年(1905―1976年)［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周利(1952― )，女，河南南阳人，河南中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