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近代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

一、近代中日美术交流的大背景

齐白石的绘画作品，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被介绍到日本的，也就是日本大正十年至昭和初期这段时期。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近代的中日美术交流的部分活动是在日方的积极倡议、最后在中方的配合下而得以实现的，比如始于1921年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这种史无前例的交流活动，其背景就非同一般，它是伴随着不同政治因素而展开的。首先我们不难发现，它发生的时间是继之后波及全国范围的排日运动。而非常滑稽的是，20世纪中国与日本的美术交流活动却偏偏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段时期，是近代史上中日美术交流最活跃的时期，有以下主要事件为证。

首先，这个时期里，先由日本人石野哲弘在上海设立了“中日美术协会”，并由该协会举办了中日联合美术展览会，还计划筹建 “中日美术会馆”，中日双方曾发表了“中日美术协会”、“中日美术会馆建设趣意书”（图1），包括创建《中日美术》杂志①，画家唐吉生、陈抱一等人还出任中日美术会馆的建设委员职务②（图2）。此外，还有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上海画家吴昌硕、王一亭等人创设“西湖有美画社”③；大村西崖出版《禹域今画录》；中日两国之间举办的五次“日华（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上海“东方绘画协会”的设立等。

目前，我们对日本人石野哲弘在上海设立的“中日美术协会”的真实意图并不清楚。上海的“中日美术协会” ，于发生的1919年成立，日方有大量政治背景的人物参与④。除会长康有为之外，副会长有二人，一为中方的刘海粟，另为日方的正木直彦（时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还有曾经留日的政治人物张继、上海的画家王一亭、日本的画家黑田清辉（时任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教授）、日本外交官兼政治家伊集院彦吉（曾任天津总领事、驻清朝公使）等人出任顾问。该会由中日双方一百四十三人担任“评议员”，中方评议员由吴征、高剑父、郑锦、许敦谷、汪亚尘、郑孝胥、唐吉生、陈抱一等人出任，日方的“评议员”大都不是画家。在特别会员的名单里，除了于右任、梁启超、吴昌硕，日方有洋画家石井柏亭，还有不少是供职于东京美术学校的画家，像川合玉堂（日本画）、高村光云（雕塑家）、冈田三郎助（西洋画）、藤岛武二（西洋画）、和田英作（西洋画）等，此外日方还有一大批像犬养毅、近卫文、涩泽荣一、团琢磨、山本悌二郎等政治人物和实业界人士。限于篇幅，有关“中日美术协会”、“东方绘画协会”的创设背景问题只好在此割爱。

当然，近代中日之间的美术交流活动，很多情况下是出自民间的正常交流活动。也许是巧合，在这期间，出现了类似日本学者大村西崖（1868―1927）的那种纯属学术活动⑤。大村西崖早先来华⑥，他在中国上海，曾向中国画家吴昌硕、王一亭提出过类似创见中日美术展览的倡议。从大村西崖在中国进行的学术活动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学术交流活动⑦。出于建设中日两国美术事业的将来而考虑，1923年杭州西子湖畔诞生了“西湖有美画社”。这个“西湖有美画社”，别名“日中美术俱乐部”， 鲜为人知。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除了王一亭、日本的大村西崖，还有吴昌硕、唐吉生等人。1923年8月的上海《申报》，刊登了由日本大村西崖、桥本关雪等人参加的中日画家共建的“西湖有美画社”，会员以上海画家为中心、人数多达一百多名的报道⑧。据说“西湖有美画社”曾预计1923年秋季在美丽的西湖边完成画社办公室的建设，但是该团体后来的活动情况如何却不为世人所知⑨。

二、第一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

齐白石的绘画，是通过20年代中日之间举办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被介绍到日本的。齐白石参加了四次联合展览会，第一次的“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为1921年，按日方现存的展览会目录看，齐白石署名“齐璜白石”，有《藤花》等八件作品参展⑩ ，从题目上看不难知道均为花鸟画题材的作品。

第一次参加“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的齐白石作品有：《藤花》、《凌霄花》、《梅花》 、《桃花》、《白荷》、《红荷》、《荷花鸟》。

遗憾的是这次参展的作品没有走出国门，因为第一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只在北京、天津举办。

1921年起，中日之间进行了五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这一重要活动之所以得以实现，离不开的核心人物是日本画家渡边晨亩。渡边晨亩是中日绘画联合展览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人。

渡边晨亩（1867―1938），日本陆奥郡山（现福岛县）人，是活跃于明治至昭和时代前期的日本画家，出自画家荒木宽亩的门下，长于花鸟画，尤精孔雀。其作品受徐世昌、溥仪、溥杰赞赏。从渡边晨亩留下的回忆文章来看，前的1918年，渡边晨亩萌发了沟通中日画界的念头，前往北京。在中国，渡边晨亩看到了不少中国古代名画和建筑，这些使他深受感动，更使他感到有必要与中国艺术家进行接触、交流 。当即渡边晨亩在北京咨询了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人坂西利八郎 ，还有时任三菱商事驻北京支店的日本负责人秋山昱禧，渡边晨亩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赞同，渡边晨亩通过他们认识了担任直隶都督府外交厅长、总统府军事参议等要职的颜世清、北京画家金城（北楼）等人。

举办中日联合画展的事宜尽管处于时期的反日浪尖上，当中国画家和有关方面看到一个为落实画展实施而奔波，来自他乡的外国人的所作的努力，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渡边晨亩的诚意，最后终于打动了金城还有担任政府要职的颜世清等中国画家。不光金城、颜世清，后来连总统徐世昌也决定拿出五幅作品参加画展。1921年11月23日，第一次中日联合画展在北京开幕，每天入场人数达三千人，展览会大获成功。

此时，中日联合画展发起人除渡边晨亩外增加了川合玉堂、小室翠云等四人，他们都是画家出身。对中日联合画展事宜最积极的渡边晨亩，创作了不少花鸟画，今天我们仍然能在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看到他的一些作品，给人的印象大多非常精致、灵巧，应该说渡边晨亩和其他四位画家的创立中日联合绘画展的动机，至少从目前的有关资料来看，并不含有什么政治性企图。

1921年举办的第一次联合展览，按日本外务省的记录，日方有日本画六十九幅，中方有中国画一百四十二幅参展。第一次联合展览，先于11月23日至30日在北京的南池子石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举行，入场人数达数万人，因社会反响不错，便又决定于同年末的12月2日至8日在天津河北公园内的商业会议所进行展出。

三、被介绍到日本的齐白石绘画

齐白石的画作是第二次中日联合画展时被介绍到日本的。

由于第一次中日联合画展多少带有一种试验性质，当初包括渡边晨亩对它能否成功并无多少自信。在意外博得中日各界的好评后，便决定次年在日本举办第二次中日联合画展。第一次的成功，对发起人渡边晨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当即渡边晨亩决定同时邀请中国画家访日。当时正值中国国内奉直大战，结果只有金城、陈师曾等三名画家赴日 。三人负责挑选北京和上海的参展作品。4月21日，陈师曾一行三人抵达日本大阪，受到大阪市长在内的日本各界的欢迎，并受邀参加了欢迎宴会。

在陈师曾所携带的赴日参展作品中，有齐白石的画作。按中国方面的说法，包括齐白石的“自述”，都显示是陈师曾挑了齐白石的画，关于这一点，这里就不多赘述 。

1922年5月1日至15日，日本于东京丸之内的“东京府商工奖励馆”举办了“第二次中日联合画展”，中日有近五百幅的画作展示一堂，其中中国方面有四百幅作品参加，日本方面是七十九件作品。日本外务省保留下来的资料显示，署名“齐璜白石 长沙”有《桃花坞》等九件作品参展 。

大正十一年（1922）年5月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第六版以“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为题，用近七百字的篇幅刊登了这次展览的消息（图3-4）。中日联展在日本还是首次，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标题用的是“第一回”。

对于这次展览的意义，5月6日第六版的《东京朝日新闻》开头如此写道：“……我们并不清楚中国绘画的现状，所以有这样的展览实属非常难得……”所谓日本人的这个“并不清楚”，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兴趣不在东方而在西方。这一点，同样可以从《东京朝日新闻》可以窥见端倪。浏览连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不难明白日本大兴法国现代绘画展览，对它的介绍接连不断，比如，在刊登“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之前的5月4日有著名洋画家有岛生马写的“关于佛兰西现代美术展”（图5），5月15日又有著名洋画家长谷川升写的“关于法国现代美术展之绘画”，而报纸提到中国的多半是战乱不断的消息，像5月9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刊登了“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吴佩孚到达天津”、“奉军最后的决战”等等（图6），用了几乎近一半的篇幅刊登中国国内的战乱消息，这样难免会使人怀疑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创作艺术作品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5月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在“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里提到“上海的画家作品至今尚未到达日本”便是一例 ，开幕了却不见参展作品，这就不能不让人生疑。

关于在日本的首场联展，光从5月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中的“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这篇报道来看，四百多幅中国参展作品里北京占了三百多幅，“小品太多，其中光凌文渊、金绍城等人每人就占了二十幅”，“缺少力作”，“让人失望”，整体评价似乎不令日本观众满意。在篇幅有限的报道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对齐白石作品的高度评价，文里提到了他的参展作品《桃花坞》等 ，看来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绘画的鉴赏还是有相当的眼光的，回首当时日本人的看法，历史已过了近一百年。今天我们验证了近一百年前日本人对当时北京画家，包括对齐白石的评价。接下来我们还会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从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外务省档案、《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中的有关资料里，看到了第二次中日联合画展的图录（图7），里面载有齐白石的一幅名为“横江扬”的作品，是一幅齐式山水画（图8），今天看来算是对这场历史的见证，也是最珍贵的一幅图片。

齐白石的作品被日本人认知，之后更有日本人慕名而来向其索画 ，笔者认为均与这场在日本的展出有关，更与这篇《东京朝日新闻》对齐白石作品介绍有着极大的关系。据齐白石自己说，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告诉他带去的画全卖了，卖价很丰厚，还告诉他“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 ，“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 。我们对当时“法国人在东京如何选了师曾和齐白石的画加入巴黎艺术节”的事也很感兴趣。关于这一点，很遗憾目前尚无相关的详细资料可以为证。

1924年举行的第三次中日联合绘画展，分别于北京和上海展出，因为展地不是日本，这里就不赘述。

1926年于东京举行的第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齐白石拿出《瓜》、《不倒翁》、《墨虾》、《江山帆影》等作品参展。最后一次的中日联展，即1929年的第五次中日联合绘画展，此前齐白石已发表声明表示不参加。第五次中日联合绘画展，因展出地点不是日本而是上海、大连和沈阳，故这里也就不再赘述。

四、美术与日本近代的国家战略

中日联合展览由民间发起，却在执行过程中开始出现日本政府的积极干预。第三次中日联展后，出于经费的考虑，渡边晨亩主动向日本政府求援，政府做出了更加积极的回应。对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在推行一个大兴西化的同时，政府却又去积极扶植一个还是属于传统文化圈的东西，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尤其历史上日本并不是什么“艺术大国”，何来对美术事业如此感兴趣？

实际上，只要看看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对美术事业的干预，便不感到奇怪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利用美术积极推行所谓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为了加速实现日本向产业社会的转型，明治政府大兴博览会，举办“国内劝业博览会”和各种各样的“物产会”，创建博物馆，将一系列与美术相关的事业进行制度化。日本在把“日本美术”中的传统工艺成功地推销到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之后，加快了对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建设步伐。也就是说，在日本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美术”不是现代意义上我们所认识的概念，在当时它不过是“技术”的代名词而已。

另一方面，日本大正时期（20世纪20年代）确实流行过文人画，大村西崖所著《文人画之复兴》于1921年刊行便是这一时期的最好注解 ，尽管这个“大正文人画” 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不过它到底还是出现过，至少可以说明中日在这段时期的文化上还有不少共通点。

日本于这段时期出现的文人画热，有很多因素。有种说法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政治因素，便是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日本企图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积极纳入日本的历史文化遗产中 ， 如此一来，特别是在“东洋精神”受到如此强调的思潮下，曾经受到冷落的“日本南画”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具有“现代化”的东西了。――它可以为日本美术的将来肩负宝贵的文化资源。这也许就是日本政府后来拿出经费扶植中日联合会画展览的最好解释。换句话说，日本政府积极参与日中美术事业，其真实目的，不难排除是其妄图实现取代中国文化，抢夺中国这一代表东方文化主人地位的狼子野心。

“日本南画”在日本能不能跻身“先进”之列，只要看看它后来的命运就一清二楚了。

近代日本政府积极插手美术事业，对外利用美术进行文化扩张的政策，和它后来发动的亚洲侵略战争是一致的。但是，当时政府的这种企图未必和个人的动机是一致的。事实上，大村西崖便对当时的所谓“日本美术”不屑一顾，他在其著作里始终认为“中国才是日本文化的故国” ，而“日本美术实乃吾之旁系不足挂齿” 。

总之，他国政府的任何政治企图，要使一名画家获得相关信息显然是困难的，何况当时的中国的画家所绘的还是那些与政治无关的花鸟和山水之类，尤其是传统文人画家，向来对政治题材没什么兴趣。

五、日本对齐白石艺术的评价

今天，齐白石的墨迹在日本并不难寻，被冠以齐白石之名的作品出现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须磨收藏”、早稻田大学会津八一纪念博物馆“池边收藏”等处。但是究竟如何理解齐白石的画作，以及齐白石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绘画史上的地位，恐怕也是不甚了了。

除了中日联展之外，日本在战前介绍的齐白石十分有限，全面、客观地了解齐白石在日本所受的评价很困难。归根结底，大概是出于战前日本对中国画家认识的局限性，战后日本出版的有关齐白石的著作，也实在少得可怜。1967年，日本的一家叫求龙堂的出版社出版了杉村勇造的《画人齐白石》，从1922年的记述内容来看，多半沿袭《齐白石自述》的内容，像提到陈师曾劝其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画了几幅山水和花鸟让陈师曾带到日本等等，基本上源自《齐白石自述》的内容，而类似1922年5月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的重要事项却只字未提，也许是根本不知道。1972年，日本于新宿伊势丹百货店举办“齐白石展”时发行的画册，由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杉村勇造作序，该画册卷后的齐白石简历，对齐白石1920年至抗日战争这段时期的记载竟然是空白，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这个重要内容也没有任何表示。1975年，日本的二玄社出版了足立丰写的《齐白石：人与艺术》。从其内容来看，明显给人的感觉是对《齐白石自述》一书的翻译。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1922年当时的中日首场联展上来。让我们重新审视1922年5月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在“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的这篇报道里，对齐白石画作作了这样较高的评价∶“《桃花坞》富于气韵，墨色变化妙不可言……相信可以说乃本次展览的杰作之一。”今天结合其他可以参考的齐白石画作来看，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除了对齐白石作品的评价，“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一文还对这次参展作品中的另一位中国画家也给予了称赞，他就是北京的陈年（半丁），说其作“雅趣横生，非常出众”。

遗憾的是，这样的评价，也许只会发生在具有相近的汉文化的近代，在隔了近一百年之后的今天，西化了的日本不太可能理解像什么叫“气韵生动”之类的事情了。

（本文附图为齐白石致伊藤为雄名信片、手札）

注释

①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的外务省档案的相关记事，《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

②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的外务省档案的相关记事，《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

③ 参见日本吉田千鹤子《大村西崖と中国》、东京艺术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纪要》二十九号，平成六年（1994）。

④ 见注①，可参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的外务省档案。

⑤ 参见陆维荣著《中国の近代美と日本―20世日中の一断面一》，日本大学教育出2007年版。

⑥ 参见日本吉田千鹤子《大村西崖と中国》、东京艺术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纪要》二十九号，平成六年（1994）。

⑦ 见拙著《中国の近代美と日本―20世纪日中の一断面一》。大村西崖，日本静冈人，早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为日本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东京美术学校教授，所著佛教美、中国美术影响巨大。大村西崖从1921年至1925年共五次访问了中国。此外，据吉田千鹤子《大村西崖中国》介绍，1921年秋，大村花四个月的时间把在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沿途走访的中国现代画家作品六七十幅带回日本在东京和大阪展出，并出版画集，画集附上包括金城、王一亭等画家的简历。

⑧ 见《申报》1923年8月27日。

⑨ 关于这一点，吉田千鹤子《大村西崖と中国》以及鹤田武良的有关调查报告中都提到，但是详情不明。

⑩ 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的外务省档案、《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中的“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报告”。

见渡边晨亩《日中画会创立の回》，1924年5月4发行的日文《北京周报》111号。

军人出身，当时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后于1924年起担任民国政府顾问。

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的外务省档案、《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

可参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的外务省档案“日华联合绘画展览记事”（《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

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第12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的外务省记录、《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

详见1921年5月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

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京）所藏的外务省记录、《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

参见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第13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见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第13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见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第13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电影这一点，后来是否实现暂无从查考。

见拙著《中国の近代美と日本―20世纪日中の一断面一》，第一章，第18-24页。

持这一看法的，是千叶庆在他的“日本美思想の帝国主义化―1901年-1920年代の南画再评价一考察”、日本《美学》213号，第56-57页，2003年。

见大村西崖“中国历游谈”《栽京美恸学校校友会月苊》第20卷第七号二，第131页，1992年。

大村西崖在“中国历游谈”（见注 ）里，提到他在中国看到师范学校使用的一本美术史书的最后一段文字，根据内容，不难推测为民国十一年（1922）出版的姜丹书《本科用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美术史》（商务印书馆，第94页）。不过，尽管大村西崖在文中表示了无奈，其实这段时期也有其他日本人提出过类似的甚至过激的主张，这里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