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畅达见真淳

《世说新语整体研究》的作者萧虹女士，是澳籍华裔，悉尼大学教授，从小生活、学习在国外，所受教育与文化环境，与中国华人有所不同。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心，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悉，却令人敬重。其《世说新语整体研究》一书，始构于她攻读博士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直至今年方才修订完毕而出版告竣，历时数十年，跨越二世纪。古人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借用来形容萧著差近。萧著以整体的视角来研究《世说》，论述概括全面，文字平实通畅，似无甚奇特之处，但实是作者积数十年学习、研究心得之结晶，可见其呕心沥血的辛勤，和一丝不苟治学之严谨。如作者《后记》所说，虽然数十年来工作多有变化，但对《世说》的兴趣与思考却永远在继续着。作者与中外学者多有交流接触，相互切磋，因而“对《世说新语》不断有更新、更深的认识，也见识了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走过这漫长的路，我有意把我多年来的工作，作一小结”。在目前商潮海涌而学风日趋浮躁的形势下，单是这种说真心话、不去作市场炒作，拒绝说附众媚俗的违心之言的研究态度，首先就值得肯定。从这一角度来说，萧著是一部可以放心一读的严肃学术著作。读者读书，书海茫茫，稍不留神，可能就被误导，而迷途不返。因此，读书必须慎于选择。读《世说》亦是如此，萧著即是一部比较可靠的导航之作。

作者生活在西方，熟悉西方典籍及其理论方法。但她阅读和研究中国传统经典，却是在消化了西方理论与方法之后，主要是运用了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传统历史批评方法，言必征信，持之有故，而不发空论。其所研究，首先是弄清事实，然后在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情况下来进行自己的探索和研究，以此而颇多创见而启人思维。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时风众势不同，萧虹不去附和潮头而随波逐流，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并予以尊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西方理论思潮借助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大批涌入，如旧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新三论（协同论、突破伦、耗散结构论）等。许多大陆学者，为了标新立异，直接把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嫁接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这就必然引发了适应与不适应的陈痛。我曾参加某次学术会议，听有的学者大谈文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学者，大多听得一头雾水而不知所云。会后我问当事人，为什么不用通行易懂的学术语言来表述呢？回答是，要创新就必须引进西方新论，不管是否真正弄懂，先搬用再说，以便镇住人们，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学术新天地。其所直言，震世骇俗。虽是个例，但类似个例的出现却是在一定的条件形势下催生的。这就提醒学界应予注意并加以改正。而生活在西方世界的萧虹，她对西方的新、旧三论，应比我侪熟悉，但她却拒绝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而是坚持走自己的实事求是学术之路。

比如对于陶潜（渊明）这个东晋大诗人，萧虹并没有依照西方系统论，把陶诗分为感情层次、思想层次、环境层次、逻辑层次等等，去作烦琐的机械分割，犹如今日医院的人体“CT”透视一般，而是坚持传统的“知人论世”的实证分析。有的文学史家认为陶潜在政治上是反对刘宋政权而维护东晋王朝的，所以作为刘宋亲王的《世说》作者刘义庆，当然就不会把反对派的诗人请入自己编撰的作品中来加以描绘称颂。这话表面上似有道理，但萧先生不同意这一看法。经过对于历史事实的梳理，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说：“不过，要说陶潜受政治牵连而被摒除在外，不能不考虑以下几点：一是，他与本书编撰者年代离得太近，还不存在有关他的可供选用的文献记载；二是，陶潜所处时代，他的声名还不够响亮。《世说新语》编者是否知道此人，他们是否读过他表达不满的诗而且认定他达到该避而不录的程度，统统是无法肯定回答的问题。若无进一步的相反证据，笔者更倾向把陶潜的被忽略看作一种并非有意的偶然。”也就是说，《世说新语》不录陶潜及其诗歌，“并非有意”，而与政治迫害无关。其所论述，态度实事求是，更合乎历史实际，而不能随便什么问题都盲目地牵扯到政治大方向上去。陶潜很有个性，其诗平淡自然而韵味无穷，今天我们很欣赏，推为东晋第一大诗人，似乎陶潜在当时是个无人不知的文学之星。但这是历史的误会。陶潜所处的六朝时代，文风绮靡艳丽，陶诗的朴素平淡并不符合时人的审美胃口。因此，直到梁代昭明太子编选《文选》，才选录了陶诗若干。而在钟嵘《诗品》中，陶诗也仅列中品。于此可见，萧虹所论，很有见解。

对于中国传统实证的乾嘉考证方法，作者颇为熟练。但传统考证法如果片面地推之极端，也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烦琐一面，而生言不及义之弊。这正是萧先生所竭力避免的。考证某人某事，必须顾及整体综合及其复杂性。比如《世说新语》中谈到东晋名相王导与皇亲国戚庾亮的关系，时有自相矛盾的记载。当日庾亮这个国舅爷，作为荆州刺史，总长江中上游的东晋兵力，是个强势的军区司令官。他因与王导政见不和，准备发兵顺流东下京师，废除王导。如《轻诋》篇云：“庾公（亮）权重，足倾王公（导）。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亮字）尘污人。’”丞相王导，明显对庾亮抱有敌意。但在《雅量》的故事中，当人们向王导报告了“庾公有东下意”，即准备兵下建康，劝王导安排兵马、京师以相抗时，王导却拒绝，说：“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何所稍严？”乌衣，指乌衣巷，当时王、谢家族多住其地。王导意思是说，如果庾亮要来夺权，我马上回家相让，用得到兵戎相见吗？这个故事与上面的敌意不同，表现的是王导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宽广胸怀，并以此向庾亮示好。在表面上，“两条目之间相互矛盾”。但经萧先生详核事实之后，透过事实背后，直揭其精神本质，分析说，王导自其堂兄大将军王敦兵谏失败后，受到牵连，权势渐失，已非昔日“王与马，共天下”的昌盛局面。因此，这时王导用权，“在各派间求得微妙的平衡”。以此，“王导无疑正以庾亮权力增长为患，但是表面却必须与之维持友好关系。也许由于这种藏而不露的矛盾，王导表露出对庾亮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若有人在场，且此人回去在庾亮面前会将他所说一一复述，他就会给人留下一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印象；只有心腹在场时，王导就把持不住而流露真情实感。笔者以为这完全可信，也符合人之常情”。也就是说，作为一代名相，王导要照顾到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不能直接洞开心扉以示人；但在私下场合，作为丞相也是人，也要有个发泄自己真情实感的场所。如此考证推论，正可见到隐藏在历史事实背后的真理。这样结合整体来作具体的综合分析，就比一般的考证方法进了一步，言而及义，因而更富有服人力量和启发意义。

作为外国作者，萧先生的考证有时思维跳跃，见其丰富的想象力。如对《世说》作者群的考证分析，不仅对刘义庆作为主编资格之可能，作了全面细致的事实揭示，而且对刘编书时的助手袁淑，也作了生动的考证描述。史称袁淑“不为章句之学，而博学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辩才”。袁氏曾作《鸡九锡文》这样诙谐滑稽的小品文，是个很有文学个性的作家，这样的人，正适合编撰小说笔记之类的工作，而不适合于讲经论道的严正之事。除此之外，“袁淑的父亲袁豹是谢安的外孙，他的伯父又娶了谢玄的女儿，因此《世说》中的人物，一定有很多是他幼年所亲见，至少也是他常听父亲和伯父谈及的，对描述东晋末年的人物，他可以提供极佳的第一手材料”。对作者群中袁淑几代人的考证推断，很有丰富的想象力，给人以启益。这也说明，《世说》的艺术成功，并非仅为刘义庆一人之功，而是来自方方面面，绝非偶然。

不仅是考证，萧虹也很注重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和概括。如论《世说》影响的最后一章，谈到《世说》“树立东方审美观”，云：“《世说新语》树立了一种东方审美观，精粹所在是重精神而轻形式，崇尚朴素自然，这就影响到中国的美术和音乐都重神韵而不重写实，在艺术上追求空灵的境界。”所论言简意赅而颇具思辩性。作者运用了美学中的艺术通感理论，会通了文学、美术和音乐诸多艺术领域，来作比较影响之研究。作者视野颇为开阔，时又会通古今中外，把《世说》与汉末刘劭《人物志》，以及古希腊《狄奥弗拉斯图》作具体的比较研究，见其作品之优劣异同，从而“说明人性是有世界共通性的”。确是中的之论，这就超越了具体考证，从而给人以理论启迪。

当然，《世说新语整体研究》也并非十全十美。作者身在国外，对某些中国历史不可能尽皆透彻，因而偶有失足之处。如论王羲之小儿子王献之与郗家婚姻破裂时说：“两家关系很不融洽，主要是王家势利，这种不和可能最后导致了王献之婚姻破裂。”这一结论并不全面，也与事实不合。王献之前妻为郗道茂，二人青梅竹马，婚后感情甚笃，是美满幸福的小两口。但偏是皇帝为找女婿而看上了王献之，孝武帝曾对王说：“王敦、桓温，磊`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刘矗、子敬（王献之）比，最佳。”（《世说・排调》）史称，皇帝直接下令给琅e王家的王献之，“诏尚余姚公主”（一说是新安公主）。此事王献之并不愿意，但他敢抗旨不遵吗？抗旨不遵，在古代犯了死罪，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族人！王献之也曾动脑筋来抗婚，史称“子敬炙足以违诏”，王献之以自残的方式企望逃婚，但没有成功。琅e王家怎能顶住朝廷皇家的压力呢？事载《宋书・后妃传》。事实说明，王献之和前妻郗道茂离婚，作为驸马而另娶公主，并非自愿，更非出于“势利”，而是出于客观环境的逼迫，是不得已的。作为东晋第一高门士族的琅e王家，瞧不起高平郗家这二流的高门士族，这的确是“势利”。但具体到王献之和郗道茂离婚，说王献之“势利”，则是冤枉。在王、郗二家离婚而另娶公主之后，王献之还曾多次写信给前妻，嘘寒问暖，很是关心，是有感情的。今严可均编《全晋文》，卷二七有王献之《杂帖》，如云：“节过岁终，众感缠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极不平复，头眼半体疹恒恶，兄告说姊故殊黄瘦，忧驰可言。寒切，不审尊体复何如？眠食转进不? 气力渐复先耳。迟复旨告，献之故尔。献之。”献之临终之时，向道士忏悔说，此生正直无憾事，但是“唯忆与郗家离婚”为恨事。对于前妻郗道茂的感情，终生难忘，何等情真意挚，说他“势利”，岂非冤枉？这里提出供参考。《世说》所载五百多个风流人物，萧先生偶有误记，亦属正常。人非完人，金难足赤，但瑕不掩瑜，读者自有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