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德 信念是人生的动力

“人生就是不断的自我修炼的过程，能够为别人做点事，感觉还是很愉快的。”这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明德的人生信条。自从1997年作为第一批赴渝博士服务团成员踏上这块土地，曹明德做过南川市副市长、学者、博导，几经身份转换、环境变化，但是不论什么岗位、荣辱得失，内心里的这一追求却从未有任何改变。

从学者到官员，一波三折的重庆之路

“未曾预料的历史际遇”，这是曹明德给自己参加赴渝博士服务团所加的注释。1997年，曹明德作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生，得知组团赴渝挂职的消息后，他一直认为这只是一个两三个月时间的锻炼和体验生活，于是“就报名了，并且勇敢地接受了组织的挑选”。经过团中央、重庆市委组织部和社科院的遴选，曹明德最终榜上有名。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法学所的老领导因为担心他耽误学业而明令不许他参加，否则就延长一年学业。

一面是老师和领导的阻止，一面已经“板上钉钉”，曹明德与重庆的结缘从一开始就面临两难之选。最终，曹明德还是选择了参加博士服务团。他还清晰地记得，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亲自去北京接第一批博士服务团成员的场景，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也为他们送行。

到达重庆后，曹明德还是以为这只是一个短期行为，希望能多学经验，于是在众多部门中，他选择了基层的重庆南川市，任副市长。同时，考虑到自己的学科能够为当地发展作出贡献，曹明德选择分管政法领域，联系公检法司等部门。而且，虽然当时是挂职，南川市委还是经过了正规的组织程序，由南川市人大通过对其进行了正式任命。

彼时南川市刚刚由四川省划归重庆市，到达重庆主城要穿过万盛、綦江、巴南三个区县。当时没有像样的公路，从南川到市区驱车正常情况下也要四五个小时。条件十分艰苦。在这里，曹明德经历了最热的夏天，40度的高温，办公室没有空调。也是在这里，曹明德用两个月时间适应了重庆话、重庆菜，更让他受益的是，他认识到政府的工作的繁杂与重要，“要学的太多，不只一两门，两三门，对于政府工作来说，学二十门也不算多。”

回想起来，曹明德将自己与重庆的相遇归结为缘分，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计划的，在这一年过程中，重庆留给曹明德的是充实和美好。

南川挂职，改变人生的一年

曹明德初到南川市时，那里26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63多万，地方大，人口少。境内金佛山占南川市面积一半左右。然而少有人知，金佛山早在1988年与张家界一同评为部级风景名胜区，只是因为“蜀道难”，基础设施不足，迟迟没有开发。

南川曾与“气功大师”张洪保签订过一份旅游开发协议，但是几年过去了，对方并没有兑现承诺。市委、市政府想要把合同解除，曹明德发现，那份合同竟然是以“南川县革委会”名义签署的，县委不能作为法人，只有政府可以成为法人。其实合同主体都是有问题的。曹明德是当地领导中第一位法律专业人才，同时分管招商引资，便积极地参与到金佛山开发项目中。他首先认真研究合同，想出解除的方法，避免合同纠纷，同时让政府部门积极联系张洪保，通知其解除合同，“我们是人民政府，要模范遵守法律。”之后，曹明德还参加了签订新合同的一系列谈判，为南川市选择了一个热爱家乡建设的开发商。

十年前，曹明德第一次上金佛山时，山上甚至连一座宾馆都没有，没有路，开车到半山腰，所有人都要下车自己爬上去。至今，金佛山已经成为重庆重要的自然风景区。这些年给南川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曹明德以环境法学者特有的环保意识，在金福山开发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对砍树进行禁止和限制。在这里，每砍一棵树都要经过严格审核。自然风景区分为试验区、缓冲区和核心景区，尤其进入到核心区，更要严格禁止砍树，避免生态破坏。”

离开南川已久，曹明德仍旧喜欢时常回去看看，他眷恋那里的一草一木。曹明德最喜欢山上盛开的杜鹃花，花朵有脸盆一样大，在美丽的金佛山上盛开，昭示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真正深入基层之后，曹明德发现，在基层学到的东西远比在书本上学到的多得多。“过去就是读法条、看案例，从书本到书本，但是能否把理论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好，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开始带着问题去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也从此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我们很多基层的知识都是在实践中长期总结出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写进书本里。”曹明德认为，专家学者应带着问题意识去研究，这样才能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一年中，曹明德利用工作之余深入到基层去调研，南川县32个乡镇中，一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一年时间在这样的忙碌中一晃而过，南川市委非常希望曹明德留任，曹明德也爱上了南川。然而，由于家里突发的一些变故，加上博士毕业在即，要进行论文答辩，他遗憾地错过了。

博士毕业后，曹明德重新回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法学所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他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现实问题，诸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国家节能减排等重要现实问题，都成了曹明德关注的对象。

由于曹明德在我国环境资源法学领域的影响力，2000年西南政法大学把他作为优秀人才引进到该校。此前，他并没有去过西南政法大学，但由于他对重庆的美好印象，这次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前往重庆，促使他作出决定的第一因素就是重庆一年的挂职经历。

作为中国首批环境法博士的思考与探索

十年磨一剑。十年间，曹明德凭借自己的艰辛研究和对法学的热爱，在环境法研究领域亮出两把利剑。

环境污染的法律裁定，是曹明德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是该论文的最大亮点。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直至现在，我国社会一直存在环境污染造成的纠纷。其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导致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相关的案例也非常多。然而曹明德却发现，环境污染受害者多为老百姓，而他们打官司胜诉很困难。原因是取证困难，很多案件均涉及到科学问题。他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鱼的死亡可能有多种原因，必须证明鱼的死亡与排污有因果关系才能胜诉。农民对科学、法律知识懂得很少，让他们取证很困难。在研究欧美、日本等其他国家的案例后，在2000年8月于西安举办了一个环境污染案件理论与实务高级研讨会上，曹明德提出由被告证明行为与原告受损害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被告不能证明其污染行为与原告所受到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视为因果关系成立。

此观点提出后，一些学者不同意，认为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于法无据，理论上也少有研究。曹明德旁征博引、据理力争：“这是环境法领域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一一原告举出初步证据，包括原告受到损害，被告有排污行为，被告的污染物可

以到达原告，这时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告，被告必须证明其污染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日本甚至在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方面也采取这样的做法。这看似加大了被告的举证负担，但这恰恰是公平的，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就是要保护环境，保护污染受害者的权益。”最终，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曹明德的观点。

受污染者是弱势群体，有损害就应有赔偿，这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理，而他们现在受到了损害却得不到赔偿，这是不公平的。“这种举证负担的‘不均衡’恰恰是一种公平。”曹明德将公平理念，建立在社会公平的立场之上。2001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中采用了这个观点。

近几年，随着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规模的不断加大，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曹明德将目光转向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建设。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环境资源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免费的，在这种传统思维下提出“环境有价”和“自然资本”，无疑是一种创新。

曹明德解释道，生态补偿是指生态服务受益者对生态服务的提供者所给予的经济上的补偿。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就意味着环境使用从“无价”转变为“有价”。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西部地区充当的角色就是为东部地区及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各种自然资源及能源，以支撑其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又是我国江河源头、水土流失敏感地区和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是中国的江河上游、风沙源头，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高、投人大，为保护生态付出了很高的机会成本。而下游发达地区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反而不用或者较少承担保护、治理生态环境的成本。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区域与收益区域在地理范围上的不对应，而且，这种生态环境的溢出效益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导致不同区域、流域的上下游之间在生态环境利益分配上的严重失衡，损害了生态服务提供者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驱动力。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来调整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的环境资源利益关系。

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就是要从立法上确立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目前，曹明德正在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补偿条例》。曹明德曾提出河流、水资源、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等几个领域进行生态补偿。而今年，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已经国务院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他的观点又一次与国家的发展思路相契合。

2005年，曹明德曾应邀参加过英国外交部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午餐会时，欧盟驻意大利大使对曹明德说：“你们国家外汇储备那么多，还是第一排放大国，你们要是不拿出大笔的钱购买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进行节能减排，别的国家会在背后指责任你们!”作为中国人，曹明德义正词严地予以回击：“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问题，是发达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排放所造成的，我们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才刚刚开始排放。而且我们人均排放量低，历史累积量小，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从资金和技术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虽然说服了对方，但是曹明德深感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国际压力。

由此，曹明德开始对气候变化、排污权交易和节能减排法律制度进行深入研究。2005年，在美国学习的一年时间里，曹明德的研究课题就是能源法，特别是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相关法律进行研究。“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国际压力很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个国家都要共同承担责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任务十分艰巨。”曹明德认为，节能减排不仅是我们面临的国际问题，也是我们国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原油每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幅飙升，而我国的石油国际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内能源需求迅速增加，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我国正处于相关法律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迈进的过程中，曹明德认为，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现在及未来的发展态势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从以狭隘的人类利益为中心转向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上，从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中国能源法也呈现出进一步限制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激励可更新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曹明德不断呼吁立法鼓励研究、开发可再生能源，并力争从法律角度为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曹明德做学问喜欢查第一手资料，为了研究生态补偿机制，他在1997年的美国《自然》上找到提出这个划时代提法的第一篇论文。正是这样严谨的治学精神，多年来曹明德成果斐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曹明德先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教研室、西南政法大学经济贸易法学院以及《现代法学》编辑部。公开发表了100余万字的科研成果，其中个人专著《环境侵权法》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建立了环境侵权法理论体系，并且书中的一些建议已为我国立法和司法部门采纳。《生态法新探》更是独树一帜，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如排污权交易制度、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等重要观点。此外，他还翻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出版的《能源法与可持续发展》、《亚太地区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趋势》等学术名著。

“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圣经》中的一句话，也是曹明德推崇的人生信条。十年光阴，两入山城，曹明德的经历与生活也如重庆的天气一样，有时阴雨多雾，有时阳光灿烂，但他却不论荣辱，都泰然处之，一心向学。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他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他也十分推崇儒家传统文化，深受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信念。

2001年，曹明德没有被晋升为副教授，这个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公平的结果并没有太多影响他的心情，反而，他更加努力搞研究和教学。2003年，37岁的曹明德破格晋升为西政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虽然已是誉满国内外学术界，他仍旧没有为自己的成就而自满，还是一如既往地钻研、教学。并陆续为西南政法大学成功申请了环境法学硕士、博士点。“任何社会都会有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的现象，但是公平、公正、正义永远是全人类追求的目标。”

在南川任职期间，曹明德曾经分管老干部工作，这个很多人不屑一顾的领域，曹明德做得有声有色。在他眼里，“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要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老有所学，老年人并不是社会的包袱，他们其实很有智慧，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年轻人要有老人的境界，会活得更幸福、更成功。

在挂职期间，曹明德有机会从政；在社科院期间，曹明德有机会升官……然而他却毅然选择了治学。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上，不论寂寞喧嚣，他总能乐在其中。曹明德说，他喜欢每天睡前读一读富有哲理的书，他信奉的一句话：“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一路走来，曹明德也正是这样实践了自己的信条。

这是曹明德的境界。在学术岗位上，遇到的困难更具体，也曾感到孤独，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第一，这是他热爱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曹明德坚信，境界不一样，信念不一样，动力就完全不一样。人活着就是为别人、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做一个对社会、他人有用的人，这是最令人愉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