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及其文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宗族组织在农村普遍复兴已是不争的事实。宗教文化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着重大影响，主要从文献回顾探讨宗教文化的影响及产生原因。关键词：宗族；宗族文化；影响中图分类号：B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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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16-02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弱化了政府基层权力，并且因为宗族自身的延续性等特点，导致了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宗族是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但宗族（家族）势力与政权统治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在西方国家或是东方国家都是一脉相承的。宗族，是对家族一种扩展的情形，一般宗族就是由若干的家庭或家族来构成的模式，家族更常被定义为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社会单位，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从家族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家族政治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各国政坛。而日本的家族政治是相对比较典型。20世纪60年代后，家族政治按照一定的原则在日本政坛兴起，其形成是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选举制度、派阀政治以及后援会的存在共同影响的结果。对于宗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而言，普遍存在着正面和负面两种评价。有学者曾认为宗族会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刺激选举的竞争程度，提高透明度。戴维・杜鲁门曾对利益集团给予积极的评价，利益集团的组织特征是它表现出来的在原则上和目标上的凝聚力，集团组织会自然地采取一种民主的模式，以免内部发生分裂或使组织行为失去效力。而宗族利益，在西方国家经常被看成是一种利益集团，如果将宗族利益纳入村委会和村代会，则宗族能够在参与乡村政治决策过程中缓和宗族间的冲突。人类学家Freedman通过功能主义的角度，对中国宗族进行研究，构建了中国宗族结构，向世人提供了一种宗族范式，他探讨的核心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社会结构中，宗族是如何把基层社会的居民组织起来，这解释了宗族在地方性人民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同时，在深入对广东和福建的宗族考察中提出了“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十分重要”的观点。尽管这种正面评价依然是当今的主流意见，但报刊上常能见到对宗族加以鞭挞的文章。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宗族文化浓厚的中国进行研究之后，发表了他们对宗族势力所持有的反对意见。例如，美国一学者曾对我国村民选举进行实地调查，2000年再度对我国五个省村民选举观察，她坚持认为：家族的复兴干预了选举。在村级民主选举中，多数规则往往会保证大姓的成员胜出，这是宗族向村庄民主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学者研究还发现，当宗族（家族）因素渗透进入农村政权建设中时，以往村庄的（行政）“社区秩序”明显附带了“宗族（家族）秩序”。美国学者Gregory在对四川省嵋山县桥楼村的研究中，也曾发现相近的情况：该村集体企业的主要职位和管理职位大都由与村支书和与他相关的村干部有关系的人员（如家属、亲属或家族成员）担任。而家族介入统治，将会导致贪污、腐败、生产工作效率低等问题，对统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对宗教文化的研究更为广泛。从历史来看，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农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宗族势力复兴的原因，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从主观因素上看：第一，传统文化和宗族观念是农村宗族势力复兴的思想基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则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归属和情感满足的家园，同时舒缓了社会的紧张性。第二，集体归属感是农村宗族势力兴起的心理因素。宗族集体活动的存在，让处在焦虑、不安状态中的农民，在心理上得到了舒缓。第三，农民精神生活的匮乏促使人们倾向甚至热衷于宗族活动。宗族势力正是借由祖宗祭祀、农村庙会和清明扫墓等宗族文化，将族人聚集起来，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其次，从客观因素上看:第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上进行互助的需求成为宗族组织复萌的根本原因。第二，历史悠久的聚族而居的农村村落模式为宗族势力复兴提供了自然环境。第三，农村基层调控能力的弱化及日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农村宗族势力的抬头提供了空间。从宗族文化在农村复兴的现状看，其具有传承性、情感性、合作性、教育性、整合性等特点。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农村宗族文化在适应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变异性的特征。宗族文化在组织原则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在组织功能上进行重新调整，淡化了政治功能，加强了社会功能和互助功能。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原先封闭的乡土社会在现代化的道路受到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后而逐步打开,传统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总之，由于其传统宗族观念受到挑战，它对过去的传统有继承也有突破，摒弃和剔除了迂腐的思想，注入了时代的特点和新鲜的内容。宗族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农村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宗族势力的复兴具有必然性，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宗族势力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有利于强化农民的自我意识，促其积极参与农村的建设发展，进行生产和生活上的协作。有学者在对江西十个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农村底层社区――村落层面,农民的自治组织及其治理体现着浓厚的直接民主色彩,传统组织资源应用得当，反而成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组织基础。乡村社会内生的一些传统组织资源如宗族等,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却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其次，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维护农民利益的集团组织，它的存在为农民利益的反映与表达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在降低交易成本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再者，宗族文化使走出乡村的宗族精英产生浓厚的乡土认同感，使其在回乡进行家乡建设时开阔了村民的眼界，增强其市场意识、现代意识。最后，宗族文化在人们的精神调试和情感满足上产生了突出的作用，它已经变成一种社会情感的归宿和精神信仰的载体。但从总体上说，宗族文化是氏族社会瓦解不够彻底的表现，是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产物，与现代文明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宗族文化对社会民主生活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具体表现为：第一，破坏了农村正式的正式运行规则，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造成了严重冲击。宗族势力严重影响了村民的选举工作，阻碍了村务管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其在农村自立宗族机构，架空了基层政权。第二，宗族矛盾的计划，破坏群众之间的团结，导致治安状况恶化，造成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妨碍农村法制建设，是农村政治生活缺乏必要的稳定前提。第三，宗族危害了农业生产，阻碍农村改革进程。第四，由于宗族文化自身的弊端，滋生和传播落后的意识观念，助长了封建迷信活动，严重破坏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制约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冲击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五，宗族组织收取名目繁多的摊派，增加了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变革，农村制度性变革也进入了这样一种博弈的体系。如“费改税”这一政策，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了村落社区公共管理机构所拥有的资源,使村民自治受到很大的限制。正是由于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政府为此而受到的冲击甚至远大于村委会,尤其在非民主自治传统比较深厚的中国农村。正因为此，政府在此之中表现出了缺位、失位的行为。而宗族势力在农村制度变革与建设中力量逐渐凸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针对当前的这些问题，学者们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张善斌认为，应加强对宗族组织的控制和对宗族文化的引导，尤其要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知道，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严格选拔基层干部，不断提高基层政权领导班子成员的整体素质。夏良文认为要加强宣传教育，更新农民思想观念，通过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使科学、民主精神深入人心。兰启发则认为，最主要的是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改变农村的小农经济生产形态，同时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人口的适当流动，打破宗族势力滋生的环境基础。宗族文化对农村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影响，尽管近几年来学界提高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程度，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研究中的局限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载体，在衡量时即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通过比较发现，各类研究对宗族作用价值判断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在评价宗族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这一命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甚至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其次，目前针对宗族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较为笼统的层面，缺乏细化到多个层面的研究。如大多数学者依然关注宗教的活动、影响等命题，但是很少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对于针对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所提出的决策也只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提出，缺少具体的实际工作。参考文献：[1]高小健，吕丽娜，余汇元.对当代农村宗族组织若干问题的思考[J].地方政府管理，1998，（6）.[2]古晓波.农村现代化中的宗族因素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16）[3]刘娟.社会加速转型期农村宗族问题探析――对皖中G镇田村的个案研究[J].当代经济，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