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能修道,但谁都不能替别人去走

“《西游记》里谁最快乐？”陈嘉映问。安静的剧场内响起笑声，几位观众异口同声喊：“猪八戒！”

“那《红楼梦》里谁最快乐？”有人说“刘姥姥”，陈嘉映接过话茬：“我倒觉得薛蟠挺快乐的。”又一阵笑。

6月22日下午，财新“思享日”沙龙哲学分场请来两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擎，对谈“何为良好生活”。小剧场450个座位被占满了，来晚的人只好坐在台阶上。很多人都冒着毛毛细雨、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听陈嘉映这位“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的谈话。

陈嘉映从哲学家最擅长的概念分析做起：“良好生活”与“快乐”、“幸福”是等同的吗？猪八戒和薛蟠的例子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快乐虽然重要，但有时候跟良好生活根本不沾边。”

而幸福这个词比快乐来得“重”一点了。“长时间的、稳定的、厚重一点的，才算幸福。”陈嘉映继续举例子，“你挣得挺多，有一个家庭，最后把孩子弄到美国去上学了，没做过什么坏事，也没做过什么好事，就是步步为营地把日子过得不错，那也算幸福生活了。但是比起我们说的良好生活呢，还是缺了点什么。”

“快乐”＼“幸福”比起“良好生活”到底缺了点什么？接下来的整场对话，都在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引申出两个副题：“意义”与“自由”。 “快乐虽然重要，但有时候跟良好生活根本不沾边。”

刘擎提出：“人有一个反思的维度，我们不仅过生活，我们还思考自己的生活。”而这反思的指向，就是所谓“意义”。

陈嘉映为“意义”作注脚：古人提到“良好生活”，一定是指一种公共生活；有意义的人生，一定是在公共层面上“有所作为”。

有着政治、历史、哲学多重学科背景的刘擎，又引出政治学上“共同体”的概念来解释这个现象：古代人生活范围小，公共事件与每个人的联系更紧密，所以愿意投身公共领域；而现代，国家的出现让“公共空间”离我们很远，“我们更愿意退回到私人领域，追求一些触手可及的东西。”

但他们都赞同古人的自由观：那不是沉浸在私人领域中、“你不要来妨碍我”的“消极自由”这只会导致公共领域被专权占领，而是在“我要去实现什么”的“积极自由”的基础上参与行动，并反过来更加丰富地构建这种自由。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良好的实践就是良好生活本身。

尽管陈嘉映一直强调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但总能把刘擎的大段发言概括出条理清晰的一二三四。两人轮流为对方的论述加以阐释和补充，并不断提出与“良好生活”相关的新议题：信仰、虚无主义、人与人的隔膜、物质与精神、个人品格……

讨论层层深入，但最终也没有给出答案：何为良好生活。对这一点，陈嘉映在开头就给出了暗示，他说：“希腊伦理学最根本的话题就是‘何为良好生活’。”换言之：我没办法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讲清楚这个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

他引用中西两位哲人老子和海德格尔的共同观点作为结论：哲学家能修道，但谁都不能替别人去走。 （文 | 秦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