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格·F.沃克尔:PTSD症揭露美国隐私

“在美国，战争是私事。” 2009年“荷赛”奖获得者尤金·理查兹（Eugene Richards，1944～）曾在反映美国老兵问题的摄影专题中这样写道。

然而，当摄影师克雷格·F.沃克尔（Craig F. Walker，以下简称沃克尔）的镜头对准美国的伊拉克战争退伍老兵时，这场“私事”再次被公之于众，令看到照片的人们震惊，乃至泪下。人们开始意识到战争对于个人的灾难—在残酷的战争灾难面前，没有胜利者。

过往的10年间，有超过200万美国人先后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大多数人平安回家。但是在每个退伍老兵中，就可能有一个人罹患抑郁或者PTSD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即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TSD症是对战争创伤歇斯底里的反应，病人性格大变，恐怖血腥的战场景象仿佛电影回放一样，在病人脑海中萦绕不散。他们多数会睡眠混乱，或者半夜被噩梦惊醒，醒后哭泣、大叫、全身发抖、心慌，甚至有濒死的感受。

欢迎回家

2011年4月，当美国《丹佛邮报》的摄影记者沃克尔与昔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斯科特相遇，他所目睹的，简直是一个被恶魔附体的人。斯科特度过了4年的海外战争生涯，在第二次被派往伊拉克时，他患上了PTSD症。斯科特曾经参与击毙叛军，把尸体拖到路上，做上标记，拍照记录后，喝着咖啡轻松离开。后来，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残忍的杀手时，他开始吃不下东西，不仅内疚，还感到恶心。失控的情势越来越坏，他会紧张地站在厨房中，等待恐慌的情绪发作，无名恐慌使他感到手脚刺痛，并且呼吸急促，胸部发紧。

他曾企图自杀，抓住一把剪刀向自己的脖子猛刺，没有成功。他又拿起厨房的菜刀砍向自己的手腕。他说自己相信每个与PTSD症搏斗的老兵都有一个最后的应急措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项自杀计划。我们都知道怎么自杀，我们都有一个计划要杀死自己。”

2010年底，沃克尔开始和报社的顶头上司反复讨论战争结束、士兵回家的话题。他们敏感地意识到，战争不再是美国的一场私事，参战士兵所受到的个人创伤，不仅影响到自己，也影响了老兵的家庭、社区，甚至国家，而且还将影响数代人。这是战争与暴力的代价，不管性质正义与否。

沃克尔花了很多时间，深入到各种老兵组织和专业团体内部，想找一个罹患PTSD症的退伍老兵，而且这位老兵愿意接受拍摄，分享自己的故事。这是整个拍摄项目中最困难的部分。他的目的很明确，要让美国人了解战争遗留的严重创伤，了解退伍老兵的真实境遇。他幸运地遇到了斯科特。尽管被PTSD症折磨得死去活来，斯科特还是接受了沃克尔的请求，这意味着他需要敞开大门，需要与这位陌生的记者分享一切，不论是生命的晴天，还是阴天。

作为记录者，沃克尔要求自己务必诚实，拍摄诚实的照片，讲述诚实的故事。于是，在影像技术已经令人眩晕的年代，沃克尔回归了传统。他采取了最笨也是最人性化的记录方式，先获得摄影对象的信任，而后长期跟踪，采用“朋友式”的贴身摄影。他会在接到斯科特电话的第一时间赶到，在对方情绪失控的时候陪伴着度过那些艰难的时刻，有时长达三天三夜。他喜欢用24-70mm的镜头，以便抓拍到斯科特情绪爆发的场面。

有一次，斯科特和女友在电话中发生了争执。女友带走了她的全部家当，还带走了斯科特的抗焦虑药和安眠药。斯科特坐在床头开始大哭，因为他断定自己当晚就会失眠，而且会焦躁不已。还有一次，当女友抓住他的眼镜时，他试图离开公寓。“我不会打她的。”斯科特说。他和女友约会两年了，这是他人生中最混乱的一段关系。两人的关系已经无法挽救，沃克尔真实地记录了两人感情的裂痕，当然，他会尽量躲远一点，以免自己卷入争吵的漩涡。

经过九个月的跟踪拍摄，沃克尔用线性叙述的方式，用一组照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PTSD症对退伍老兵的深度重创，揭开了美国的战争隐私。2012年，由沃克尔拍摄的《欢迎回家：斯科特·奥斯特罗姆的故事》（Welcome Home， The Story of Scott Ostrom），获得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战争伤疤

和很多经典创作类似，这组感人至深的故事，也选择了一些纯净的对照底版。比如，沃克尔翻拍了一张斯科特贴在冰箱上的老照片。如果时间可以选择，相信斯科特愿意永远停留在那一刻。那是2003年，斯科特刚刚18岁。他甚至不知道伊拉克战争已经爆发，因为他从不看新闻，也不关心美国以外的那些事情。他只是厌恶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不愿为了时薪10美元的卑微工作浪费人生，更不想堕入牢狱，或成为毒贩子，而是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斯科特。于是他鬼使神差地走向了征兵站。斯科特结束了新兵营训练，当他英姿勃发，抱着幼弟面对照相机镜头时，灿烂的笑容照亮了整个天空。

他成为家人的骄傲。斯科特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踏上了青春征途。只是造化弄人，2007年，当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光荣退役，他没有成为了不起的斯科特，而成了一个绝望的PTSD症患者。他不是唯一的美国病人。虽然不到30岁，但他们的前途一片黯淡。

沃克尔抓拍了判若两人的斯科特，昔日英俊清癯的他已经虚弱浮肿，他正绝望地用手掩住嘴，试图平息又一轮恐慌的袭击。他会喝着啤酒，回忆在伊拉克最糟糕的一天。当时，斯科特碰到一个谈得来的美军士兵，但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结果就亲眼目睹他乘坐的车被炸弹击中，人被烈焰围困。斯科特亲耳听到他在绝望的尖叫声中死去。“我失去了一个我从未拥有的朋友。”斯科特说。

这样残酷的死法深深打击了斯科特。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还有一种生存会比战死更加痛苦。生活对于一个PTSD症患者来说，意味着一次次碰壁。除了倍受挫折的爱情，还有他融入社会时碰到的形形的壁垒。他曾打好领带，振作精神，试图做一份正常的工作，但是三个月后他就辞职了—人们对PTSD症患者的看法加重了他的焦虑。因为情绪常常失控，他曾被指控有罪，因此，房产中介拒绝了他的公寓申请。翻看着自己的兵役记录，斯科特当场嚎啕大哭。这些东西在现实领域一文不值，而斯科特坚持，自己不是一个罪犯。

沃克尔的镜头冷眼旁观了PTSD患者不堪的生活，记录了一个退伍老兵的走投无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返乡，这意味着美国出现了更多的PTSD症患者和无家可归的人。而这些昔日“勇士”从心灵到肉体都已经崩溃。痛苦的斯科特将卧室门砸出了一个大洞，同样残破的还有他的心。他常说，是忠犬Jibby拯救了他的生活。有时他们一起在地板上相偎而眠。斯科特常常害怕自己失控的情绪会给朋友们造成负担，但是Jibby和他们不一样，无论斯科特情绪好坏，它总是静静地守着狂躁绝望的主人。

期待光明

沃克尔感受到了自己身上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记者，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用经典的图片叙事方法，呈现了斯科特从伊拉克回国后惊悚的人生经历。在每张照片下面，都有一段精准描述的文字，并不煽情，却令人心痛心碎。他宁愿用影像讲述一个故事，然后让观者来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而不是带入强烈的个人情绪。沃克尔也期待着善良的反馈，正如他拍摄的斯科特与其律师格里芬的一次会谈。格里芬深深理解斯科特们，他认为：“我们把这些孩子送上战场，让他们亲眼见到了别人看不见的残酷和罪恶，然后，我们希望他们回来，还如往常一般生活，这是不切实际的。”

沃克尔的拍摄达到了目的。如今，像格里芬这样，理解和关注退伍兵PTSD症患者的人越来越多。沃克尔一再强调，200万赴海外参战的美国士兵，当他们回家时，五分之一的人受到战争遗痕的伤害，这个庞大数据所体现的紧迫性是压倒一切的。

斯科特再一次成为英雄，他毫无保留地在镜头下袒露了自己的隐私，使一个对常人来说生硬拗口的学术名词，即所谓的PTSD症，呈现为活生生、血淋林的人生伤痛。沃克尔把斯科特的话作为这组故事的核心，斯科特这样说：“对于那些经历了战争，伤痕累累地尝试调整自己进入正常社会的人来说，他们再也不在乎任何暴力。我的故事就好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他们的生活。”

斯科特依然为自己曾拥有军旅生涯而自豪，并缅怀自己的战友。

沃克尔曾经陪同斯科特，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去露营。他看见斯科特前所未有的平和，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尽管被PTSD症的阴影笼罩，斯科特仍深切关注着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他仍然期待着一份和平而喜悦的生活，理由很简单，“我是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