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里恩电影的人文精神

[摘 要] 英国导演大卫・里恩素有“人文主义大师”的美誉，其电影最引人注目的一是叙事上的气势恢宏，二便是在内涵上浓郁的人文情怀。人性是里恩所热衷于讨论的话题，电影是他用来表现自己对人不同生存状态的理解的表现方式，在里恩的电影中，处处都渗透着某种引人深思的生命观和世界观。文章从电影对小人物生命苦难的关注、对人性善的挖掘、对死亡体验与命运思考的书写三方面，分析大卫・里恩电影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 大卫・里恩；英国导演；人文精神

英国导演大卫・里恩（David Lean，1908―1991）素有“人文主义大师”[1]的美誉，其电影最引人注目的一是叙事上的气势恢宏，二便是在内涵上浓郁的人文情怀。人性是里恩所热衷于讨论的话题，电影是他用来表现自己对人不同生存状态的理解的表现方式，在里恩的电影中，处处都渗透着某种引人深思的生命观和世界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苦难被里恩以日常叙事的方式展现给观众，同时他又以一种史诗性的宏大气概来给人们创造饶有韵味的精神家园。

一、对小人物生命苦难的关注

里恩的电影往往对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有着一种温和而善意的关注，这些小人物（或曰平民、草根等）往往需要为了生活而四处奔走，来维持个人与家庭的开销。对于小人物的关注所带来的首先是导演本人对于角色的熟悉程度，里恩本人就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生活后来随着父母的离婚而更加窘迫，以致对电影感兴趣的里恩一度产生了当会计师养家糊口的念头。这些经历都使得里恩能够很顺利地进入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其次，小人物一旦偶尔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生活势必发生重大的改变，而小人物原本的心态和生活习惯也会受到冲击，电影所需要的戏剧冲突由此诞生。[2]而更重要的是，当导演关注小人物时，社会的荒诞性、生命的沉重性便凸显了出来，叙事能够折射出导演对现实的人文思考，也能够唤起曾经不被尊重，或遭遇财务问题的观众的强烈共鸣。

以《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946）为例，电影原本就改编自狄更斯的同名作品。狄更斯在给读者描绘一个包罗万象的19世纪欧洲社会图景时，其笔锋就直指小人物的生命苦难，当上层阶级、剥削者在富足的生活之中表现着他们的贪婪和猥琐时，居于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尽管生活悲惨却具有诸多美好品质，他所期待的是人们能以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来救小人物及整个社会于水火之中。里恩在电影中也继承了狄更斯原著中的精神。由于原著的篇幅过长，里恩在电影之中删去了奥力克、胡波夫妇等人物，而将情节沿着少年皮普的经历紧凑地展开。在电影中，皮普原本在闭塞的英国农村和善良的铁匠乔一家人相依为命，之后，先是郝薇香小姐的青睐有加，让皮普有了暂时的出头机会，后是一个神秘的资助人要帮助皮普进入伦敦的上流社会，皮普的命运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名神秘资助人却曾经是一名囚犯，他在逃出监狱之时曾经得到过皮普接济的食物。在饥荒的年代，本身并不富裕的皮普能够在恶语威胁自己的囚犯面前依然保持善良，而囚犯在重获自由之后，自己从社会底层变成了发达者，并没有忘记皮普曾经的一饭之恩，而是以匿名者的身份回馈皮普，一心让他学习击剑、跳舞、和淑女打交道等，力图培养皮普成为一名优雅的绅士。在电影的最后，皮普牵着心爱的埃斯特拉的手逃离了郝薇香小姐的“死宅”，在扯烂了沉重的窗帘后，阳光照见了室内的尘灰与腐朽。这光明隐喻的便是，尽管皮普并没有真正拥有一个“远大前程”，但是他的善良忠义最后获得的是一个温情的结局。

如果说《远大前程》对于皮普这个小人物成为上等人这一理想的破灭还显得太过戏剧化，那么《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中，小人物所面对的则是更为丑陋和黑暗的现实。而与《远大前程》相类似的是，小人物在其中则同样表现出了理性与尊严。在电影中，日瓦戈幼年丧母，与继母家的女孩冬妮娅青梅竹马，成年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随着日瓦戈婚姻与事业的逐渐稳定，似乎人生的苦难离他越来越遥远。然而整个俄国社会的动荡并没有给予日瓦戈平静生活的空间。首先是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日瓦戈因为拉娜母亲情人维克多而结识了拉娜并坠入爱河，此时的拉娜因为未婚夫帕夏热衷于工人运动而不得不忍受维克多的性骚扰。帕夏本身支持工人运动，他和拉娜也是社会的小人物，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并没有在布尔什维克获得政权之后有所好转，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清洗迫使包括日瓦戈等在内的一大批小人物的生活依然每况愈下，而拉娜更是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日瓦戈医生》之中，主人公们几乎无法抵御暴力和严寒、饥饿的威胁，无法体面地安身立命，生与死都成为偶然，而爱情则成为奢侈品，拉娜和日瓦戈之间不得不经历了四次撕心裂肺的分别。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日瓦戈被称为“多余人”，但这并没有影响里恩选择用他的人生来反映一个荒芜的年代。

二、对人性善的挖掘

在人文精神之中，关注人性之善，弘扬人性之善始终是题中之意。而人性善是与人性恶相对立，并互为映衬的。精神分析学家，《恶的本质》作者埃里克・弗洛姆认为：“恶是深刻的人性……恶是人在逃避他的人道重负的悲剧性的企图中失去自己。”[3]里恩对于人性之恶并非没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但是他对于人们所流露出的种种恶依然采取的是较为宽容的态度，而对于人性之善，里恩则更是采取了放大式的渲染方式。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1962）。里恩在主人公劳伦斯的身上寄寓了诸多人性之美，如博爱的情怀、坚毅过人的品格、无私的节操等。劳伦斯在初登场时实际上与同行的其他英国军官并没有区别，但是他敢于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训斥不讲理的阿里，愿意在阿拉伯人没有喝水的时候自己也忍着不喝。尽管他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小军官，但是他却愿意带领阿拉伯人民去收复那些为殖民者霸占已久的土地，尽管他自己也无法预料自己的归宿何在，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也陷入被人摆布的命运之中。

劳伦斯本人也是一个善于挖掘人性善一面的人物，在与阿拉伯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劳伦斯发现当地人粗鲁、野蛮和愚昧的一面，阿拉伯人也对他有着很深的疑惧心理，但这并不能阻碍劳伦斯发现了当地人的朴实、勇敢和善良，同时阿拉伯人的桀骜难驯也为劳伦斯所赞赏。因此他换上阿拉伯人宽大的衣服，遮掩住自己白人的体貌，立誓将自己融入广阔的沙漠之中，和阿拉伯人一起奋战到底。在电影的最后，尽管劳伦斯多次在战争上取胜，但是他却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在英国与阿拉伯进行谈判后成为一名弃子。电影有意表现了他毫无风光和荣耀可言的死亡，即驾驶着摩托车走在一条狭长的公路上，然而随着摩托车飞出路面，劳伦斯的眼镜也飞了出来，飘飘荡荡地挂在树梢上，他的一生也是逼仄、飘摇的，里恩以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表现劳伦斯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让人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感。而这只能让人们对劳伦斯这位悲情英雄更加充满同情。因为正是这样一位小人物，却敢于在英帝国的殖民时代站出来，与自己的母国作对而为异族人争取自由，最终影响了时代。

三、对死亡体验与命运思考的书写

只要对里恩电影稍作了解，便不难发现其作品之中带有隐隐的“以悲为美”的创作倾向。死亡是人类悲剧的极致，当电影在表现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之后，让人物走向彻底的毁灭，这时候生命的价值便会愈发被凸显出来，而人物身上美好的道德品质或崇高的情感也在生命碎裂的形态之中熠熠生辉。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里恩并无意使用类似的、重复的悲欢离合或老套的死亡情节来赚取观众的眼泪。在里恩的电影中，观众能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角色生命终结，人与人之间天人永隔的痛苦，而更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这种人在命运之前的渺小与虚弱是普遍性的，超越国籍和时代背景存在的。所以，里恩对死亡体验的书写实际上是其对命运进行思考的衍生物，其电影是从人性与命运的本质出发，探索人的种种具有崇高之美的抗争的。[4]因此，其电影的题材始终有略显沉重之嫌，甚至在当前“娱乐至死”的商业语境之中，里恩的审美法则似乎显得颇为格格不入。

在《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1957）中，里恩将人置于战争这一背景之中，再以俘虏营的方式将“人”从具体的、血肉横飞的战争中抽离出来。在电影中出现了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的士兵。里恩也专门给观众表现了不同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人不同的国民性格，如务实而灵活，珍惜生命的美国人；刻板，具有贵族气质，看不惯美国人的“狡猾”的英国人；及严谨的日本人等。但里恩又希望观众能够跳出表面所显示的民族性格区别，看到人性深处的共同点，进而产生一种对整个人类的关爱。电影中的英国军官始终坚持着自己认定的军人原则，先是以《日内瓦公约》向日军要求着战俘应有的待遇，此时观众无疑可以感觉到英日之间的对峙并不仅仅是二战时盟军与法西斯之间的对立，也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然而，随着桂河大桥工程的展开，直到在最后庆功宴上战俘们的欣喜若狂，观众便可以看到命运的微妙之处了。英军看似赢得了与日本人之间的第一回合较量，然而修桥这一行为本身却是在为盟军的死敌日本人解燃眉之急，尽管英国军官认为这一工程对于保持自己军队的尊严本身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事实上它又是不利于盟军在东南亚的整体利益的。英军越是努力地全力以赴工作，越是在帮助自己的敌人。

另一方面，美国战俘希尔兹看似心中只有逃生和女人，永远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集体利益之上，在战俘营之中想方设法泡病假，一旦有机会就逃离战俘营。然而最后却是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桂河大桥的炸毁。在此，希尔兹原本是为了求生而离开战俘营，最后却又为了盟军的胜利返回献出了生命，而英军俘虏们原本是为了找到生命的意义，在漫长的被俘生活之中做一点对当地“有贡献”的事情，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目标才修大桥，最后大桥灰飞烟灭，通过的火车中的人悲惨地死去，英军军官也在跌向引爆器后阵亡。从表面来看，似乎里恩是将国家利益置于生命之上的，英军战俘的死似乎更多的只是造化弄人。但是如果注意影片的细节便不难发现，里恩实际上并无意让观众只关注“大桥究竟炸了没有”的悬念，而是思考“人”的价值。例如，在逃走的最后一个日本兵死后，一张照片飘落下来，里恩将镜头停在了照片上数秒，使观众得以清晰地看到照片上的人。这很显然是一个叙事中有意的延宕，里恩用这样的方式提醒观众，友军是人，敌军是人，活着的是人，死去的也是人，当战争爆发时，人成为劳动的工具或被攻击的目标，但是人们始终不应该忘记他们依然是其他人的家人，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生物。英军军官尼尔森尽管无意中帮了敌人的忙，但是他对军医说的“你给病人做手术时会不会因为他是敌人就不救呢”依然具有重要的人文关怀意义。

人文情怀关注人性，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追求让人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温暖。在当前人性逐步被物质蚕食、异化，人们日益感到生存的孤独的消费时代，大卫・里恩以自己电影宽厚、博大而温暖的人文精神表达了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关切，对人性朴素而自然的善与美的展示以及对人遭遇命运戏弄与面对死亡的真诚记录，这些在使其作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电影中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同时，也帮助观众在现代文明铸就的牢笼之中看到人性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程曦.评析大卫・里恩的导演艺术特色[J].电影文学，2013（21）.

[2] 赵卫防.论大卫・里恩的电影语言特色[J].电影艺术，1996（05）.

[3] 弗洛姆.人心――人的善恶天性[M].范瑞平，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142.

[4] 谷时宇，李庄藩.大卫・里恩及其部分名作[J].世界电影，198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