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场主体性”到“学场主体性”

摘要：“教育家办学”的时代命题，意味着对大学校长主体性的省思与叩问，厘析命题基调的概念场，剖析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官场主体性”与“学场主体性”，构建一个从“官场主体性”到“学场主体性”的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场域转向的路径，消解其“官场主体性”对“学场主体性”的遮蔽，从而才能建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主体形象，才能催生出一批真正的教育家与实现“教育家办学”的愿景。

关键词： 大学校长主体性；官场主体性；学场主体性；教育家办学

中图分类号:C4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155-05

“教育家办学”是中国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1］建设期对大学发展新的诉求下提出的时代命题，是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大学改革的认知性定义，实现这一诉求的当务之急是大学教育的制度变革，努力夯实催生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制度平台。“‘教育家办学’不应理解为仅仅只是一项措施，更不应理解为仅仅只是一句口号。”［2］这一时代命题实际上既意味着对大学校长主体性的省思与叩问，也意味着对培育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制度性探索。对中国大学而言，实现“教育家办学”的前提是要培育教育家，培育教育家的前提是建构并实现从“官场主体性”到“学场主体性”的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场域转向的基本路径，建立起适宜教育家型大学校长成长的基本制度。

一、大学校长“官场主体性”的内涵解析

在分析大学校长“官场主体性”内涵之前，首先需知晓什么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是指大学校长那种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的大学发展境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以获得一个更新的精神自我的行为和意识的特征。这是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领导实践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大学校长在与大学发展相关影响因素的相互活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自为性与自觉性，从而获得作为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和定位，同时还表现为大学校长在大学治理活动中选择‘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的主体选择性。”［3］这是对大学校长主体性内涵的一个统摄性定义，其逻辑支点主要是大学自身场域所彰显的高于政治与高于官场的特质。而其“官场主体性”是由外在于大学的政治体制场域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大学校长主体性这个统摄性定义遭到了异化甚至是扭曲而产生的“非正常主体性”。换句话讲，导致大学校长主体性内涵的价值指涉变味了，大学校长职业所应该彰显的主体性价值被遮蔽了。导致大学校长主体性困境重重。“现在的大学校长有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为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三是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大学校长不但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管理”……［4］这些主体性困境主要源于官场主体性。具体形成了具备以下四方面异化特征的大学校长的“官场主体性”。

第一，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政治化。莫里斯・柯根认为，“大学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组织。大学中很多复杂的组织可以当做重要政治系统来研究”［5］。尤其是中国大学更明显。“大学是由在进化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自下而上治理的元素和在精心设计时就确立的自上而下治理的元素所组成的混合体。”［6］西方大学主要倾向于自下而上治理的特征，中国大学主要倾向于自上而下与由外而内治理的特征，即外在于大学的政府管治大学，具有高度政治化特征。作为法人代表的大学校长必须是上级政治组织委派，并在大学政治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等。在高度政治化的大学组织里，作为“大学的精神所系与大学改革和发展舵手”［7］的大学校长在政治这块强大的磁铁放出的无形磁力下，规定了大学与大学校长的行为方向、思维定势，形成了大学校长特定的政治身份。政治身份“是指校长依赖国家政治赋予的权力和行政管理行为建构的合法身份，在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下，也指校长被视为行政官员的‘官阶’身份”［8］。从大学校长的政治身份上看，大学校长的职业主体性深深打上了政治化烙印。

第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官僚化。大学的政治化导致当下中国大学官僚化管理形式多样，即大学的党政领导机构组成人员都是官员，没有学术性、专业性要求。“官员型”大学管理人员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从事大学管理工作。大学科级以上管理人员由组织人事部门任免的体制表明，大学管理人员作为政府行政官员群体的一部分，是被组织人事部门当做“国家干部”来管理的。二是以行政级别判断管理人员的地位。政府将大学确定行政级别，副部级、正厅级等，然后把大学内部的管理人员相应套进省、厅、处、科等级别编制，各种政治、物质待遇都按照这种行政级别划分来管理。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完全异化为官僚化色彩，并导致大学校长权力无边。“集财权、物权、人事权于一身，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对大学校长了解比较清楚的教师没有办法监督校长，对校长有监督权的上级主管部门又没有精力监督校长，在这种情况下，校长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大学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校学术委员会成为校长的御用工具。并且大学的党政不分，虽说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大学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并存取决于二者的政治手段和政治博弈。如果党委书记势能强，校长听命于书记。如果校长势能强，书记听命于校长。”［9］

第三，大学校长主体性的职务化。与职务相近的概念有职位、职能与职权。职务是职位规定应担任的工作。职位是工作中的位置或地位。职能是一组知识、技能，行为与态度的组合。职权是组织系统中的一定职位与职务范围内的管理权限。［10］在政治化与官僚化体制下，“大学校长的‘职务’属性更明显，其职务权力由政府赋予，具有行政化特征”［11］。大学校长可谓是典型的“职务型校长”，靠行政级别作为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根本判识维度。职务化了的大学校长是“官僚校长”，“在其被任命的身前身后都可以是政府的任何一级单位担任某种职位的‘官员’，其追求的价值取向是行政级别的不断升迁，是一个官阶与一个仕途官道的中转站”［12］。其在管理实践过程中完全遵照政府主管部门的指令行事，上传下达，不是对大学共同体负责而是对政府负责，缺乏自主管理的主体性。其任免与考评都由上级政府部门负责，上级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地掌控大学的财权、人事权、项目审批权，校长是执行者，其自主、自由与独立的“学场主体性精神”完全异化为集财权、人事权等“官场主体性”一身，阻碍大学形成自身的主体性精神。

第四，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媚俗化。大学政治化导致大学校长及其教授在学校的地位被异化，不安心寻求真理与捍卫真理，对调离或在校从政当官趋之若鹜。在官僚化条件下，在大学能争取到行政岗位任职，也存在诸多竞争。媚官、媚权、媚钱等媚俗行为，不只是让大学行政系统庸俗化，其后果是行政强势地位垄断学术事务决策权，使大学不只是管理媚俗化，学术也媚俗化了。一方面，没有讨论的气氛与学术氛围。学术事务采用行政决策、投票制，制约了学术生存与发展。真正搞学术、做学问者，靠行政权力施舍过日子，个个灰头土脸。另一方面，发论文靠关系、看头衔，不给稿费要收版面费，出著作不给版权费还要作者补贴出版社。可是，大学官员们，因为掌握了资源，却个个是做学问的“尖兵”，近水楼台先得月，职称有了，还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学术头衔、荣誉。再次就是大学抓住市场胃口，紧随市场需求，站稳市场，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张狂的市场倾向，导致大学缺失内涵和深度，只是对世俗生活的平面化、时尚化关照。

二、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的内涵剖析

“学场主体性”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不受外在于大学的政治体制场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主体性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自为性与独立选择性等没有发生异化或扭曲，是一种“正常主体性”。也就是说，大学校长主体性内涵的价值指涉完全吻合大学自身属性与发展所需，大学校长职业所应该彰显的主体性价值都能得到发挥。对应“官场主体性”四个基本维度的“学场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对应维度。

第一，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学术化。在学场主体性中与官场主体性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政治化相对应的是其主体性的学术化。也就是大学校长需从“政治身份”转向“学术身份”。“学术身份是指校长依赖其学术理念、学术领导和学术成就所建构的身份。”［8］这种身份在根本上与大学组织的学术逻辑相吻合。“大学组织在本质上是一个以高深知识为基本工作材料的学术机构，从这一点上说，大学的组织行为所反映出来的组织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学组织对于学术价值的逻辑思维。”［13］大学的本质是发展纯学术，大学校长是大学组织中最根本的学术带头人，是大学学术自由的最高捍卫者。大学对国家与政治那种间接的或文化的功能，即寻找其作为历史实体的客观的文化意义，并对其主体进行学术与道德的主观培养，使其成为那种身份的潜在承担者，这两个功能同时得以发挥的前提是大学学术的主体性价值得以确立。“没有真正的学术主体性，大学就名不副实。”［14］作为大学掌舵人的大学校长，只有具备学术化主体性后，大学校长才能在引领大学发展的学场中“公开发表任何意见或做出任何判断”［15］，进而捍卫大学学术权威，维护“国家保护大学的学术与实践，而大学捍卫关于国家的思想，两者都为实现民族文化的理念而奋斗”［16］。

第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专家化。在学场主体性中与官场主体性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官僚化相对应的是其主体性的专家化。这里的“专家化”不是指单一的技术专家或单一的学科专家，主要是指教育家化的“管理专家”。即指大学校长的专业品质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专家化要求大学校长不仅是教育者，必须还是管理者和领导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文化知识水平及较强的工作能力。这样，大学校长既要以教育者的身份定位大学的组织性质与核心价值观，又要以领导者的身份制定大学的发展规划，还要以管理者的身份投入到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中。［17］专家化的大学校长是以普世的文化为方向的泛学科理想的具体体现，是大学本身的一个象征物，因为他具有管理与推动大学发展的专门而系统的理念。正如施莱尔马赫所说：“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理念’指的是一个能够在世人眼中作为隐喻而象征着大学的个体，而同时又在转喻（横向）层面上与全体教职人员联系在一起。作为领头人，这样一个大学校长代表着文化――作为充满活力的大学原则――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是学识的化身，也是昭然若揭的社会意义的统一性；既是转喻也是隐喻。大学校长这个个体――一个在大学内的领头人，但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带有整个教授群体尊严的人――应该在政府部门、每个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面前代表整个教授群体的重要性所在。这是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理念所在。为了不限制全体人员的民主性质，这个校长必须在他所代表的那些人中间选举出来，并由这些人根据确定的程序、在限定的时间内来进行抉择。”［18］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说：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本国政府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官僚化带到大学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选举出专家化的大学校长，才能彻底打破中国大学校长的政府任命制，才能扭转大学校长对政府负责向对大学与大学教师负责的局面，才能扭转大学教师没有合法性权力对大学校长的任免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局面，才能扭转大学校长官僚化主体性向专家化主体性转变。借此，大学校长才能在大学学场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才能引领“在现代性中生产民族主体”［16］的大学更好地发展。

第三，大学校长主体性的职业化。在学场主体性中与官场主体性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职务化相对应的是其主体性的职业化。“‘校长职业化’这个概念是2001年6月清华大学王继华教授首次提出的。”［19］从“职业”字面上说，大学校长职业“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领导管理能力并以各种方式关心、关注和影响着大学发展的主要人物”［3］所从事的职业。从“职业化”字面上讲，“是校长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20］。因为“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师生……大学校长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21］。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在“职务化”属性下是无法做到专注的，化向“职业”方能凸显其主体性。如2011年4月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校学术委员会一例，其动机正如他所说：“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与侵害了学术的和民主的权力。我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希望能给学术更大自由，推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22］一定程度上这将为校长职业化提供制度保障。但这种职业化主体性的凸显仍需一定的行政性权力辅助。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在整个大学共同体主体性之中，才能凸显“职业”属性。大学校长的职业依据首先是其学术成就，这样的校长更像是“首席专家”，而与其是否具有管理能力无因果关系。校长的“职业”属性则体现在管理能力，基本职责是教育方向的核定、资金筹措、人才发掘等。他们未必是一流的学术专家，但一定是教育管理专家。他们无意创造个人学术成果，但会创造条件让本校专家大出成果。如德国柏林州高等教育法规定，禁止大学校长在任期从事任何科研与教学。在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任12年，从未带过一个研究生。美英等国及中国香港地区，干脆将大学校长的身份定位为“职业管理者”。［11］

第四，大学校长主体性的高雅化。在学场主体性中与官场主体性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媚俗化相对应的是其主体性的高雅化。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埃略特说：“大学必须使自身迅速地适应人们品格方面有意义的变化。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永远是一面忠诚的镜子，鲜明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品格。”［23］国家的品格即这个国家主体公民的品格，除了历史沿袭的灿烂文明基因外，个体主体还必须具备现代高雅的文明素养与科学素质，而且，这种主体国民的高雅品格还要形成特性。但媚俗化使大学失去了高雅、纯洁、神圣特色，变得功利、庸俗和过于技术化，使大学不像大学。国家主体公民的品格不是在媚俗的大学文化里养成的。在培养国家主体公民品格的大学机构中，“大学校长习惯上被看成是大学中学问和道德的代表，他们的思想、境界、胆识和人格魅力，往往被看成是教师的楷模和榜样。”［24］这就决定了大学校长主体性应该从媚俗化转向高雅化。在今天大学为了取悦市场，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搞得喧哗浮躁，没一点文化品位的娱乐化时代里，大学校长需带领大学表现出“反媚俗”的主题，在大学中坚持独立的人格、捍卫精神的自由，要活出自己的真性情，坚守正直、高雅地活着。一所大学重在其品位，大学的品位取决于大学人的品格，因而，一个大学校长的高雅品格尤显重要，这一点还是如前述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的，好校长能使大学风清气正。但这种职业主体性所表现出来的高雅性，如果继续处于大学财政的非自主性、大学校长继续由上级任命与政府部门掌握科研项目的审批权等官场的习气中的话，那大学校长绝对做不到不谋官不谋利，绝对做不到不把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当成官场升迁的阶梯。

综上，大学校长的官场主体性是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不被现代大学制度理论认同。因为大学校长的官场主体性是中国政府制度设计意义下的官员式大学管理者，大学与政治的含混一元制是其官场主体性产生和延续最本质的因素，不合理制度供给导致了其官场主体性的蔓延，这种官场主体性是中国政府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最大限度获得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收益、最大限度降低大学管理成本的制度设计，是政府和大学组织最大限度获取大学发展进程中办学收益的制度设计，也是损坏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制度设计。而大学校长的学场主体性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的共性因素，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是被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所认同的。因为大学校长的学场主体性是现代大学制度设计意义下的自主独立的大学管理者，大学与政治的二元边界是其学场主体性产生和延续最本质的因素，国家政府在合理制度框架下对大学进行干预的目的是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校长在这样的体制里进而形成学场主体性的本质属性，而中国大学校长这种学场主体性是在官场主体性遮蔽下异化的主体性，带着这种异化的主体性行走了60多年的中国大学校长，已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完成了其职务使命。在高等教育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今天，从大学校长的判识维度上讲，如果我们需要产生一批英雄式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话，必须实现其异化的主体性转化。因为“在官僚体制中没有英雄”［16］。在官场主体性中无法产生英雄式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只有在切实实现大学校长官场主体性的“四化”向学场主体性的“四化”转变中，才能建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主体形象，唯有如此，或许才能催生出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才能实现“教育家办学”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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