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亚于反腐的经济“新常态”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的经济数据，全年GDP增长率为7.4%。目前来看（GDP数值今后还会有调整），这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大幅减速，GDP增长率已连续3年低于8%，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罕见现象。中国经济的这次减速，或许不是周期性的波谷，而是进入“新常态”的开端。 回顾2014，展望2015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进一步减速？我们可以从生产和需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生产的角度看，2014年GDP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工业增长放缓。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较2013年下降1.6个百分点，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7.8%下降至2014年的7.3%。第三产业增速从8.3%降至8.1%，降幅要小得多。

但这不意味着服务业大发展将取代工业大发展成为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实际上，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些年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基本上都在持续下降，都从2007年的高点（分别为14.9%和16.0%）下了一个台阶。那种当前服务业的发展好于工业，中国经济结构在优化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放缓了，净出口的增长则有所加快。

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降至个位数，但由于进口是负增长（按人民币计算），贸易顺差创下历史纪录，较2013年大幅增长，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正，大约拉动GDP增长0.02个百分点，出口低增长并没有拖累经济增长。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近年出口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但外需占GDP的比例小，已经没有影响GDP走势的能量。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自2003年以来长期维持20%以上的增长，2009年达到30.0%的高点，但之后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额最大的两个行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放缓。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2014年“仅”为13.5%。2014年商品房销售量价齐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跌至10.5%的低点。综合来看，2014年投资拉动GDP增长约3.6个百分点，较2013年下降，是2014年GDP增长率进一步下滑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

标，一般都被理解为“底线”，而不会被认为是

“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观念的反映。

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消费的增长率较低而且较平稳。消费不是近年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反过来看，它也不是可以拉动经济加速增长的力量。

展望2015年，导致GDP减速的因素仍然存在：制造业仍然要消化产能，投资增速很难提高;房屋销售情况不会很快就好转，而且开发商面临消化库存的压力，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仍然会比较低。而且，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净出口则可能从2014年的高位下降，对GDP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此外，由于2014年收入增长率较2013年进一步下降，2015年居民消费能力将有所下降，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仍将小幅减弱。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2015年GDP增速有可能较2014年进一步下滑。 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近一半年份（17年）是超过10%的超高增长，而低于8%的“波谷”只出现过4次共10年。

中国经济此前经历了3次“波谷”，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之后，第三次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遇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与第二次和第三次不同，这次GDP增长减速主要是由经济自身调整所致。前3次“波谷”的时间不长，而且很快就恢复到10%以上。这一次经济增速已连续3年低于8%，而且2015年很有可能会继续下滑，“波谷”的长度前所未有，显示出经济走势与此前3次有很大不同。那么，这一次，经济还会不会很快就从“波谷”向“波峰”攀升，再现10%以上的超高增长呢？

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减速主要是由于产能过剩和库存过多，导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放缓，消化产能和库存之后，经济就能重获动力;此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将带来新的投资机会，这也将是强大的增长动力。

这些分析当然很有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重化工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已过了快速增长期，消化产能和库存之后，这些领域的投资也只会是平稳增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能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例如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相关的投资，但这些新领域的投资规模不会像房地产、基础设施那样大，即使短期内超高速增长，也不太可能带动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

投资最终要兑现为消费，消费是投资的根本动力。之所以今后难以出现大规模、高增长的新投资领域，是因为各种基本消费形态―吃穿用住行游―都已经发展起来了，再通过投资创造、推动新形态消费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投资也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动力。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开发推动了住的发展;前几年，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又促进了行的发展。与居住和汽车相关的投资和消费是前几年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汽车、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的零售额增长率都曾超过30%，但2014年已大幅下滑。这反映了一个趋势：与住房、汽车相关的一次性支出较大的消费已过了快速增长期，10%左右的增长将是常态。而这又会将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拖入平稳增长的节奏。

今后，会有一些新型消费品在出现之初经历高增长，但对消费整体的影响会比住房、汽车小得多。例如，2014年，可能是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通讯器材销售额的增长率高达32.7%，但其总额只有2685亿元，远小于汽车、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的销售额。可能有人会说，网上销售会是潜力极大的消费增长点，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率高达49.7%。电商的确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但并没有创造新的消费形态，它在高增长的同时，也会抑制另一些消费方式的增长，对消费总额增长的拉升作用有限。

可以说，我们正在从“从无到有”的阶段进入“从有到优”的阶段。在“从无到有”的阶段，各种消费形态逐渐发展，消费增长快;同时，投资先于消费发展起来，增长得更快。这使GDP增长的空间很大。而在“从有到优”的阶段，会有很多创新，有一些快速发展的新领域，但难有普遍而且规模很大的新题材，因此，经济增长潜力会大大低于“从无到有”阶段。

“从有到优”就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是多次提及的一个概念，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个概念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通过这个阐述，我们可以概括出，“从有到优”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在上文中展开论述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消费和投资―“从有到优”可能带来的变化。

“新常态”带来的突出改变，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增长形态的变化。中国经济将从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长减慢到年均8%左右甚至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未来很难再现10%以上的增长率。透过2014年GDP增长率继续下滑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已经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 “旧常态”分配倾向于资本

既然有“新常态”，当然就有相对应的“旧常态”。所谓“旧常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状况，其突出特征是GDP高速增长。与这种状态相关，“旧常态”还有一些其他特征。

首先是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在需求端是消费和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大发展，在供给端是“人口红利”不断释放。这样的现实条件是“旧常态”的特征之一。

有支持快速增长的现实条件，未必就会导致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还需要另一个条件―人们有追求超高速增长的观念和行动，充分甚至过度利用现实条件。这样的观念和行动普遍存在，也是“旧常态”的特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一般都被理解为“底线”，而不会被认为是“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观念的反映。越快越好观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

在越快越好观念的指导下，便有过度利用现实条件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主要办法是刺激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每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基本上都是由投资发动。例如，从1996年到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下，GDP增长率低于10%;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突然蹿升到26.7%，此后一直维持在20%以上，GDP增长率也迅速提高，2007年达到14.2%的高点。在经济可能减速时，投资又成为强行拉升经济的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4万亿”刺激计划很快出台，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30%。

要促进投资，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需要得到资本的大力支持。因此，刺激投资的政策取向又导致了向资本倾斜的行为。早期是给予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导致了所谓“超国民待遇”的问题;后来是通过宽松信贷，最典型的是“4万亿”刺激计划。近年则是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促进多种融资方式发展。只有提高价格，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某些领域、扩大投资。但这些措施可能的后果是积累金融风险、推高物价涨幅。

向资本倾斜的行为还包括社会保障不足。一方面，许多企业为员工―特别是农民工―少缴养老保险费;另一方面，养老金的替代率比较低。这可以更大限度地利用“人口红利”，减轻了资本的负担，增加了资本的积累。

向资本倾斜的后果之一，是分配有利于投资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者与消费。“人口红利”本应属于“人口”，实际上却被资本取得了更大的一部分。这是造成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从2002年到2011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一直在下降，已不到50%。还有一个后果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与环境负担过重。现在大城市房价上涨快、交通拥堵严重、空气质量差，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这些不良后果长期存在而且难以缓解，也是“旧常态”的特征。 “新常态”意义不亚于反腐

“旧常态”―包括现实的经济条件、普遍的观念和行动―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认识到“旧常态”也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因此，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不但是对现实条件变化的适应，也是对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追求。站在“新常态”的历史门槛上，我们应做的不只有适应“新常态”，还要去努力开创“新常态”。

从现实条件来说，“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人口红利”将要逐渐耗尽。近年来，老年抚养比上升较快，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会使劳动力供给增长减慢，今后劳动力的成本会不断增长。“新常态”的另一个特征已在上文中阐述：在“从有到优”的阶段，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将大大放缓。而且，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还将受限于环境的承受力。例如，在21世纪吃的大发展中，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自然环境不支持人们如此快速的食品消费增长;近年来很多大城市限车牌，城市环境已难以支持行的持续快速发展。

没有了现实条件的支持，追求经济超高速增长的观念和行动就难以取得成效，就算刺激力度像以往那样大，换来的经济增速也不会高，而换来的风险则会比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应该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从而使政府部门有精力和资源去开创一些与“旧常态”相反的“新常态”特征，摒弃越快越好的观念、刺激投资高增长的政策、向资本倾斜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促进发展观念转变，实施有利公平、改善民生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

这样去看，我们就能理解提出“新常态”这个概念的重大意义。其意义不亚于反腐，反腐是打破旧格局，而“新常态”是开创新局面。

但我们也要看到，“旧常态”下形成的旧观念和既得利益集团是非常强大的，他们会阻挠“新常态”的形成。从观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意愿仍然非常强烈，他们不顾经济规律地一味扩大投资融资，这其实属于“旧常态”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