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过的那些学生

我曾在美国大学里做过几年助教。做这项工作，从表面上看是我在教书育人，实际上做助教对我自己的影响更大。对于在中国长大的我来说，美国大学里那些形形的学生让我更好地了解了美国社会。接下来，我就来讲一讲教书经历中遇到的那些特别的学生。

体育生 的故事

几个月前，我上网时看到一则新闻，新闻中称亚特兰大老鹰队的篮球运动员Mike Scott因非法藏匿被警方逮捕。我撇了撇嘴，心想：这些球员真是自控力差，也不知学校里老师是怎么教的……但忽然间我意识到了什么：谁？Mike Scott！天哪，这不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吗？

我打开NBA官方网站的页面，看到了Mike Scott的照片，果不其然，这位仁兄就是我曾经作为助教教过的学生，而那门课程的名称是――犯罪学（criminology）。教那门课时，我每周教一次讨论课。对于这个Scott，我有些印象。他和另外一个同是篮球队员的学生经常一起来上课，他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讨论的时候不太爱发言，常常是被我点名后才随便说上几句。

美国大学里的体育生是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群体。说普通，是因为他们和普通学生一样，必须按时上课、按时完成作业并考试合格，才能获得学分，只有完成所有学分，才能毕业。中国大学经常会给体育生专门开辟课堂，给他们补课，这在美国比较少见。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大学里的体育生享受不到什么特殊待遇。但这些体育生又很特殊。体育在美国校园里享有极高的地位，大部分美国大学都对体育赛事非常重视，尤其是橄榄球、篮球、棒球等项目，体育甚至成了很多学校的立校之本。一所大学里收入最高的人往往不是教授，而是橄榄球队的教练。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对大学过度重视体育的情况表示质疑，有的学者甚至批判这是一种扭曲的体育文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橄榄球和篮球的明星球员在校园里享受着极高的地位。他们是偶像，是英雄。他们的未来是职业球员，年收入数以百万计，根本不用为每门课获得高分而努力，只求一个及格便是。这些人不会选择理工科专业，而是选比较容易毕业的，我教的社会学课程简直是体育生的首选。所有课堂上最“不听话”的往往是这些体育明星。这里的“不听话”，并不是指上课胡闹，而是指旷课和不交作业。Mike Scott是一个典型的体育生，不太努力，但也不捣乱，所有要求都“刚刚好”完成：有几次课没来，有几次作业迟交，考试成绩一般，但所有项目累积起来又正好刚过及格线。

当然，美国大学里也有努力的体育生。在美国，很多体育生最终都不会进入职业体育领域，而只是凭借体育的特长获得奖学金，以完成大学学业，最终还是要和其他人一样在就业市场上竞争。这类人更珍惜读书的时光，同样也因为他们学习能力比较一般，所以有时会比其他同学更努力。我教过一些网球、游泳、长曲棍球的运动员，这些同学的成绩甚至能排到前几名。

就我个人而言，体育生的表现如果不是太过分，我都能给他们至少及格的成绩。作业完成得不好、考试成绩不好其实没关系，学生还可以靠积极参加课堂讨论来弥补。但那些成绩和态度都不好而且还耍大牌的学生就没那么“好命”了。一个足球明星就在我教的一门课上挂科了，在四年多的助教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给学生的成绩判不及格。那门课的要求很简单，四次小作业各占10分，一共占40%的分数，课堂表现占10%，剩下50%是两次考试的分数所占的比重。按理说，学生只要按时完成作业，课堂讨论不要太差，考试成绩不要太差，最终及格是没问题的。但这位足球明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前半个学期两次作业只交了一次，上课时基本不来，期中考试只得了30多分。第一次考试后，他似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给我发邮件解释：他比赛太忙，经常去外地打客场，所以没有时间写作业，希望我能网开一面。我回复说：如果因为比赛无法完成课程要求，那就请退课，否则有挂科的危险。他回答说不想退课，此后考试时会更努力。

但是后来这个学生并没有任何转变，甚至变本加厉。直到期末，他都再没出现在讨论课上，作业也只交了一次。我曾“大发善心”，说只要他能在期末考试前把所有作业都补上，可以算他迟交而不是没交。就这个简单的要求他也没有兑现。

期末考试后，消失了很久的他终于出现了，给我发了一封很长的邮件，主要内容还是解释为什么不来上课，无非还是训练忙等，希望我最后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把作业补上……不然的话，他就可能退学，无法继续他热爱的足球事业了。我的回复如下：“我算了一下，你的课堂表现和考试成绩太差，即使你把作业都补上，也到不了50分，更别说及格了。如果这样的表现我都让你过关，那对认真努力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既然你热爱足球，那你更应该知道，遵守规则是一切的前提。足球有足球的规则，学校有学校的规则。”最后，这名未来的足球之星因挂科过多，被学校勒令退学。

实际上，无论我还是学校，对他都算仁至义尽。对这些体育生，学校非常关注他们的课堂表现，每个人都有专门的辅导老师负责监督他们的学业。每到期中和期末，我都会收到管理机构的邮件，让我对课上每位体育生进行评价。

再回到Mike Scott的事情上来，想到学校和我都曾经对他严格要求，我也就释然了。他藏匿这种个人品行上的不端肯定不是因为“学校没有教育好”，而可能和个人后来的经历相关。只不过，犯罪学的课上出了个罪犯，搁谁谁心里都堵得慌啊。

两个 “特殊” 的学生

美国校园的多元化程度有时超乎人的想象。在课堂上，你往往能见到一些在中国校园中根本无法见到的人。在我当助教的日子里，有两位女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聋哑人，一位是老年人。

乐观上进的聋哑女生

那位聋哑女生出现在我的第一堂助教课上。学生们首先做自我介绍，她一开口，就让我颇为吃惊。她并非完全不能说话，经过训练之后，她能够模糊地发音。但是对首次当助教的我来说，能完全听懂普通学生的英语已经有些吃力，更别说这种模糊不清的英语了。她支支吾吾讲完后，我愣了两秒钟不知该说什么，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她刚才讲了什么。

正在尴尬之时，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话了：“老师您好，我是她的课堂助理Elena。她叫Christina，是个有听力障碍的学生。受学校委托，我协助她来上这门课。以后老师的讲述，我用手语翻译给她，如果需要发言，她会努力参加。如果老师没有听清楚，不要紧，我会再解释一遍。”听Elena这么一说，我顿时感到轻松了很多。

在那个学期，Christina和她的助理Elena每堂课都坐在教室最前面一排，Elena把我说的每一句话翻译为手语，Christina也会不时用手语与Elena交流讨论。尽管Christina在发言时吐字不清，但她每次都积极表现，充满自信。随着课程的进展，我也越来越熟悉她的语调，到期末时，她的每一次发言对我来说都已变得清晰无比。我还发现，尽管与正常人在听说方面有差距，但Christina的思想见解非常独特。

令我感动的是，班上其他学生并没有把Christina当做不同的人来看待。每当她发言时，大家都很认真地聆听。他们也没有因为她的缺陷而特意照顾她，有几次因为对一些问题持不同的见解，同学们讨论得非常热烈，只见教室里唇枪舌剑，学生们面红耳赤，Elena飞速打着手语，Christina同时用言语和手语进行着辩论。大家完全地把她当做了棋逢对手的辩论对象，而非听力有缺陷的特殊学生。

我曾经私下问过Elena，是否需要我在课堂上放慢语速，以便她的手语能够跟上，或者我是否需要根据Christina的情况改变我的讲课方式，比如多写板书。Elena答道：“都不用，除了需要我之外，她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照顾。您要知道，对她最好的照顾就是不刻意去照顾。”没错，在资源上充分协助，在态度上一视同仁，这对于Christina这样的残疾学生来说就是最好的尊重。

活到老学到老的大龄学生

在我当助教期间，还有一个学生赢得的不仅是我的尊重，还有崇拜。这是一位60多岁的老年学生，按照中国的文化，已经活过一个甲子了。她叫Ann，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有着很多天主教徒的特点――子女众多。Ann一共养育了11个子女，当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入大学后，她并没有像很多老人一样颐养天年，而是选择重新拾起书本，开始大学生活。

这位老年同学的出现也让课堂上的年轻学生受益匪浅。我所教的这门课是家庭社会学，在别的班上，我的授课方法是以理论作为切入点，结合一些热点案例，让学生们讨论关于家庭的话题。而在有Ann的这个班上，再好玩的热点案例也不及她的亲身经历有说服力。因此，听Ann讲故事成了学生们每周最期待的事情。

不过，在学习上，Ann也有自己的困难，那便是记忆力较差，这导致她的考试成绩比较一般。两次考试过后，她的成绩降到了B。我专门和她交流过一次，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与很多学生对成绩斤斤计较不同，Ann对成绩并不是特别看重。她向我解释，来到大学，实际上就是通过学习知识提高自己，在获得学位的同时塑造一个更为完整的人生。“分数嘛，B就足够了，哪怕是C也不要紧。”

看着Ann满是皱纹的面庞，我豁然开朗：对于年轻学生而言，成绩可能是他们20年的人生中遇到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是对于生于战争时期，经历了婴儿潮、冷战、越战，见证了数次经济危机，养育了11个子女，孙辈都已经上大学的Ann来说，分数在她的人生中实在微不足道，只能算是淡淡一笑的谈资罢了。

Christina和Ann的故事是美国大学校园中无数“特殊”学生的缩影。或许有人会说，这类人在中国大学里也不是没有，我们的聋哑学校、老年大学比比皆是。但我要强调的是，Christina和Ann是与所有普通学生一样注册、上课、考试、拿学分毕业的人。他们没有专门的课堂，也没有任何特殊化。换句话说，美国的学校所做的并不是强化他们的“不同”，而是塑造一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