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朱熹的读书方法

朱熹(1130-1200年)，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教育思想，包含了众多的内容，其中涉及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等方面。本文就朱熹教育思想中的读书方法，作一简略介绍。朱熹论读书方法，宋人黎靖德编的《朱子语类》有专门整理，将有关朱熹论读书方法的材料集中在一起。我们对朱熹读书方法的解读就主要以此为据。

一、读书目的

朱熹的读书方法是围绕着读书目的展开的，他希望通过各种具体的读书方法实现读书目的。朱熹明确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语类》卷十)、“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求之自浅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远，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这就把读书目的同“圣贤之意”(“圣人之意”)、“自然之理”(“天地之理”)联系起来；而且在朱熹看来，通过读书获悉“圣人之意”只是读书的第一阶段，还必须要上升到对“天地之理”的了解。如果说“圣贤之意”(“圣人之意”)侧重于对人类社会规律的阐述，那么“自然之理”(“天地之理”)则是上升到整个世界的规律；从“圣贤之意”到“自然之理”的转变，不是质的转变，而是范围的扩大。朱熹认为要实现对“自然之理”的认知，应该从对“圣贤之意”的认知开始，而“圣贤之意”又蕴含在《四书》《五经》等经典中，或者说《四书》《五经》是“圣贤之意”的载体。

朱熹从“圣贤之意”到“自然之理”的思维与《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维有所区别。如果说《易传》的“人文”相当于“圣贤之意”，那么“天文”则仅仅是“自然之理”的一部分，因为“自然之理”还包括“人文”。作为理学家，朱熹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获悉天地之理，获悉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天理”，在朱熹心目中只有以此为准则，才可能指导人的具体行为活动。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朱熹乃至所有的理学家对天理的探求，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最终还是要把重心放在政治上，这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宿命所决定的。

二、读书方法的具体内容

如何来获悉“圣贤之意”，这就涉及到朱熹的读书方法。在朱熹看来，通过读书获得“圣贤之意”应该具有层次性，首先读书应该指对经典具体内容的阅读，通过对经典字、词、句的阐释来获悉经典所蕴含的圣意，这也是人们经常所说的“语言解释”。“语言解释”是对经典的直接解释。不过，朱熹认为仅此还是不够的，他说：“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朱子语类》卷十)这就指出在阅读经典之时，还应该加上自身的体悟，采取“心理解释”的方式，即通过反省自身达到对经典的认知。如果说“语言解释”侧重于对经典客观实在的解释，是从外部人手，“心理解释”则是从经典的内涵人手，通过内心体悟去感知，而且人们所体悟的“天地之理”是人们本有的，只不过人们还没有获悉而已。

朱熹还对“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两种读书方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明确地指出：“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陈师德》)“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朱子语类》卷十九)这就认为心理解释比语言解释更为重要，语言解释是基础性的方法，而心理解释则是在语言解释基础上进行的方法；同时又认为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两种方法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如果只注意“字字而求”、“句句而论”的语言解释则不能获得真知，反之没有语言解释的铺垫，心理解释也只会是空中楼阁。

朱熹在确定了语言解释以及心理解释两种方法的相互关系后，还进一步探讨了两种方法的具体内容。就语言解释来说，朱熹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读书要从字、词、句人手，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朱熹指出：“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逐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朱子语类》卷十)这里所说的“逐段、逐句、逐字”、“参逐解、传”，指出了语言解释的研究对象，同时从这些研究对象可以知道语言解释方法实际上指的就是训诂、辨伪等方法。训诂、辨伪方法与义理方法相对称，它们侧重解经方式，不过训诂、辨伪以及义理的解经方式都是语言解释方法的具体内容。朱熹认为通过训诂、辨伪等方法所认知的道理应该与人内心之理相统一，对外在之理的认知不过是对内在之理的呼应。

其次，在理解具体的字、词、句时，则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朱熹认为“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人深去看”，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读经典时，应该深入去考察圣人语言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要想实现对文字的深层理解，则“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同时“须要入在里面，猛滚一番”，这就指出人们在读书时，要有针对性，要有切入点，文中所说的“缝罅处”、“无味处”、“里面”就是读书的关键，而且在读书时“须大段着精彩看”，即前后联系起来理解。在读书时，还要求人们“须下死功夫”、“放宽著心”，要有不达目的而不休的坚韧精神，同时又要有轻松的心念，不能患得患失。最后，还要求人们“书宜少看，要极熟”、“读书须是要专一”。朱熹认为读书获取知识的过程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读书的过程中不能贪多，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当积累多了，则书中的道理就自然显现出来。而且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熟读。一定要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读这一句，且理会这一句；读这一章，且理会这一章”(《朱子语类》卷十)。

至于心理解释的具体方法，朱熹也有所阐释，不过很大程度上是对前人的吸收，特别是对张载“心解”的吸收。张载说：“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经学理窟・义理》)可见，“心解”方法是不同于“字字相较”的训诂、辨伪的语言解释方法，心解是通过自己的体悟达到对经典的认知，换句话说就是解释者在用体悟的形式去感知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这种体悟越持久，获得的真知也就越明确。朱熹在张载的基础上，发展了“心解”方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心解”应注意的问题；二是规划出了“心解”的具体步骤。朱熹说：“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呤，虚心涵泳，切己省察。”“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朱子语类》卷十一)这就认为要保证“心解”的正常进行，必须要“养心”，为此提出了定心、虚心，同时还要“切己体验”，不能有私意。“切己体验”是“心解”的第一步，“浃洽”和“兴起”则是后续。朱熹认为：“读书更须从浅易处理会，应用切身处体察，渐次接续，勿令间断，久之自然意味浃洽，伦类贯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二《答吴伯丰》)“浃洽”，指心解者的心灵与著作者的心灵相融合，即心解者能够体悟到著作者想法。“兴起”，则指心解者将经典文本的意义与精神化为自我行为的动力与指南。朱熹通过读《诗》来说明，他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朱子语类》卷八十)即要通过读《诗》来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读书方法的意义

朱熹提倡的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的读书方法是与他的教育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熹希望通过对读书方法的传授来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特别是对于初学入门者十分关键，只有让他们获悉如何学习的方法才可能顺利地入门，最终把握“天地之理”。如果把语言解释看成是“道问学”，心理解释则是“尊德性”，只不过语言解释与心理解释之间为渐进关系，“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为并列关系；语言解释是心理解释前奏，而“道问学”与“尊德性”则可以同时进行。初学入门者应该踏踏实实的从第一步做起。

朱熹对语言解释方法的重视，体现出了他为学的风格，即应该从实实在在的经典人手，这与一开始就希望从内心世界来探知天理是有明显区别的。更为重要的是，朱熹对语言解释方法的重视与他“格物穷理”观密切相关，即通过对外物的认知来获得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