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富国富民思想

摘要：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它包括“富国”和“富民”。围绕着这两个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古代先贤们不断地进行讨论和争辩，形成了一系列富国思想和富民思想，这些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模式。本文就二者的思想演变、理论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做一探讨。

关键词：富国 富民 发展目标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理想的治国目标，那就是“民富国强”。这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苦苦追求，在经济思想领域体现为丰富多彩、众说纷纭的富国思想和富民思想。

1 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演变

1.1 富国思想的演变

“富国”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国”是指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而狭义的“富国”是指“富国库”，保证国家机器及统治集团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即“富君或富上”。

墨子首先提出富国思想，指出：“今者王公大人之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则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战国争雄时期，法家讨论富国问题最多，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希望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西汉时期，富国思想进一步发展，被更多地在狭义范围内使用，这突出地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上。他修正和发展了先秦的富国思想，提出了“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的否定农业是唯一富国之道的新观点，把商业看成致富的真正本源，并在富国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西汉之后持富国主张的历代朝野人士主要是从财政角度对富国进行谈论的，如北宋李觏，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再如王安石认为“以义理财”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从上可见，富国思想既有其正确的理论内涵，又有其历史原因所导致的现实扭曲性，也就是说，虽然不少古代思想家已认识到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但财政搜刮的结果每每使富国成为富民的对立物。

1.2 富民思想的演变

“富民”的含义也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民”是指使百姓普遍富裕，也称为“富下”，而狭义的“富民”则是指增加个人或私家财富，即“富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富民”一般是广义的“富民”。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重视富民的重要性。孔子的学生端木赐问孔子如何为政治国，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从孔子的回答中，他将“足食”放于为政治国的三大基本纲领之首，而“足食”的本质就是富民。后又提出了“先富而后教”的治国思想，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富民的重视。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通过“富民”才能“养君子”。

法家的另一大系统东国法家与秦晋法家截然相反，强调富民的重要性。由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编定的东国法家著作《管子》一书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荀子。荀子总结和批判了前人的富国富民思想，融儒家和法家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为一体，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富国”主张。他对“富国”下的定义是“兼足天下”或“上下俱富”，即同时包括“足君”或“上富”，又包括“足民”或“下富”。但又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从中可以看出，荀子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富民倾向。

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陆贾面对汉初经济凋敝的情况，主张“损上而归之于下”，认为先民富才能国富。另一代表人物淮南王刘安提出“安民足用”论，反复论述民富对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指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贾谊提出“富安天下”的口号，认为欲安民必先富民，“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东汉王符认为治国应“以富民为本”。

西晋傅玄指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明初方孝孺也认为：“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清代著名思想家唐甄继承了中国古代“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富而后国治”的思想，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

2 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分析

2.1 富国思想的分析

富国思想的利益主体是指求富对象，也就是为谁求富、使谁致富。中国传统的富国思想中“国”分为两种：一个是指整个国家，另一个是指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在先秦时期，诸子几乎都是主张使整个国家富起来的。但到了西汉时期，桑弘羊等人在“使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富起来”层面上提出富国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实施。在此后相当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内，这一层面的富国思想占据着支配地位。

思想是抽象的，需要通过不同的实现途径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有效的，富国思想也不列外。为了证明自己的富国思想是正确的，富国思想主张者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这些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也是富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结为以下几种：

①生财节用。墨子提出“其生财密，其用之节”的富国公式以及“强从事”的富国办法。明代最有作为的首辅张居正提出“治国之道，节用为先”的论断。

②发展农业。商君学派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而富国只有发展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韩非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率”。

③发展工商业。桑弘羊认为：“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主张以“末”或以商富国，办法有二：一是进行对外贸易，赚取外国财富；二是国家政权直接经营商业，获得商业利润。北宋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将山海之货看作富国的两大源泉之一，在他的诗中指出：“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他的支持者欧阳修同样也把工商业同农业一样看成富国的源泉。

④增加人口。墨子提出的另一个富国办法就是增殖人口，消除各种“寡人之道”。由于当时秦国人地比例失调，再加上农战的需要，商君学派提出了“徕民”主张，并控制人口内在比例。

⑤轻重之术。张方平提出“以轻重之术致国用”论，将国家看作经营性组织，认为财政收入不足的原因在于政府不懂轻重之术，导致社会经济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利源不同。

⑥无为。司马迁以道家的无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提出“善因”论，反对封建政权干预和控制国民经济。

2.2 富民思想的分析

像富国思想中的“国”一样，中国传统的富民思想中的“民”也有歧义，虽然指人民，但“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主要分为封建地主（领主）和百姓，极少的时候也指封建商贾。同样为了证明自己的富民思想是正确的，富民思想主张者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这些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也是富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结为以下几种：

①强本节用。东国法家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的基础，指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荀子在他具有富民倾向的富国论中指出富国的途径是强本节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本”这个概念原先是专指农业，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进步思想家如清朝的黄宗羲认为农工商都是本，都要积极发展。

②轻徭薄赋。东国法家同时还认为轻徭薄赋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陆贾“损上而归之于下”的主张，也就是轻徭薄赋。刘安认为要做到“安民足用”，除了重农外，统治者还要崇俭和轻徭薄赋。

③无为。唐甄将听民自利看作富民的根本途径，“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④保护私人财产。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认为人有了自己的固定私人财产，就有进行生产致富的恒心。清朝的王夫之也提出与孟子“恒产恒心”论基本思想相同的“恒畴”论。

3 富国思想和富民思想的内在联系

从富国思想的演变和富国思想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富国思想由“富整个国家”思想逐渐转变为“富统治阶级”思想，也就是由国本位转变为官本位。而富民思想的内涵也在历史长河中发生变化，由“富百姓”思想转变为“富私人”思想，即由民本位转变为私本位。那么中国传统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富国思想还是富民思想占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富国富民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富国思想，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一直存在着深厚的整体主义传统。分析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法、道三家思想，可以看出，以孔孟为首的早期儒家虽然提出了富民思想，强调“民”的重要性，但也不忽视“国”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开始宣扬通过“三纲五常”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并与自然达到“天人合一”。法家更加强调国家集权，一切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主。道家认为：“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在道家看来，只有整体，而个体微不足道。

赵靖先生指出：“在传统经济思想看来，求富，必须把富国放在首位。因为，富国不仅有最普遍的品格，还有最基础的品格。国是整体，国富对全国各有关方面均有利。富国意味着全国的生产总量、财富总量的增长，这将是改善各方面经济的基础。”其实，“富国为先”与“先把蛋糕做大”的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富国思想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富民”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所主张的“富国”取其广义概念，是指使整个国家富起来，这既包括“富国库”，又包括“富民”，即“上下俱富”。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应是：以富国为主、富民为辅，两者相统一的“国、民俱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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