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第8期

30年前，是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没有电视，没有KTV，没有因特网，博客、没有微博，更不能上网“偷菜”。那时候，我总是望穿秋水一般，渴望着村里的露天电影。在那个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时代，恰恰是这露天电影填补了我少年时代的精神生活。而村里的露天电影也就成为少年时代的精神高地，须仰视可见。

每当村里要放映露天电影时，我们的心也随之而飞了，放下书包，不再考虑老师留下的家庭作业，简单地扒拉几口饭，就飞似地抓起一个小板凳，叫上几个小伙伴，狂奔而去。往往以为自己是最早到的，其实还有比我们更早到的。靠近银幕20至30米为看露天电影的最佳位置，可是那里早不规则地摆放着大小不一的板凳，在占地呢。

我记得最早看的电影是《小花》，主演的男主角是当时最红的“奶油小生”唐国强，女主角是刘晓庆和陈冲。那时候我年龄尚小，还是大哥带着我去的，由于我们去的晚，只能站在后面看，于是大哥就让我骑在他脖子上观看。

有一次，看的露天电影是《海霞》，剧中好像有一个特务叫陈要好，恰好我的头型和长相与这剧中的坏人相仿，年长我4岁的三姐就给我起个绰号――陈要好。我当然是不会去认可这个绰号的，每当三姐喊我陈要好时，就气得我脸红脖粗，认为这是对我的极大侮辱。我就极力地辩解道：“我是好人，好学生，我的作文常常是班级的第一名……”可是三姐却一脸坏笑地对我说：“即使你是好学生、作文是第一名，你仍然是陈要好！”

叫陈要好就陈要好吧，可是有一部纪录片中的坏人就叫陈家忠，看来贴在我少年时代的坏人、特务的标签，一时半会儿是揭不掉了。

原来，有部纪录片中放映着反映英明领袖主席彻底粉碎“”、拨乱反正的故事，恰好剧中有一位和我同名同姓的“陈家忠”是一位反革命分子，当法院宣判把“反革命分子陈家忠押下去！”那位陈家忠无比沮丧地地下了头，坐在银幕下看电影的我，吓得连板凳都忘记拿走，就逃之夭夭了。

后来，放映露天电影也不是村里的“专利”，逐渐演变成村民的集体娱乐。每当村民家里的婚丧嫁娶、老人过寿、孩子上大学等等，都要花钱请村里的一位名叫熊成美的放映员来放映露天电影。每当电影开映前，熊成美或者主家就在话筒里扯起嗓子高喊：“某某家长子结婚，主家高兴，包场电影慰劳乡亲们……”。

我记得我在少年时代最爱看的电影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等。战争片看得多了，就模仿电影中的剧情及剧中人物的行为举止。忽一天，我向几个伙伴提议道：“我们来玩打仗好不好？”我的提议得到几个伙伴的积极“拥护”，我自封为“陈司令”，其他几个伙伴以此分为“旅长”、“团长”、“参谋长”、“营长”等等。之所以没有加封他们为“军长”，我是担心有的伙伴官做大了，心就膨胀起来，到时候和我这个“陈司令”分庭抗礼、不服管理。“部队”组织起来了，就要在实际战争中去检验我的“部队”官兵的战斗力。我们的“敌人”就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当然“战争”是我挑起的。我们在秋日的田野中，开始利用土块、弹弓为武器，向我们的“敌人”发起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在战争中，我还充分模仿战争片中的剧情，挖地道、挖陷阱等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一切的手段去打击我们的“敌人”。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砖瓦窑，和小伙伴们演绎一场激烈的地道战，这场“战争”以我用一块土块砸中“敌军”的“董团长”的脑袋，使得其脑袋流血，我吓得躲在距我家有5华里的大姨家数日而结束。

电影看得多了，也想评头论足，发表一下对某某电影的优劣看法。我记得那时我才16岁，当时电影院里正放映着一部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影片叫《少年犯》。当时宿迁县委宣传部、共青团宿迁县委、县文化局、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县广播站5家单位联合举办“电影《少年犯》有奖征文比赛”，我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影评《告别昨天奔向明天》，稿件发出去了，我并没有奢望能够获奖。有一天我正在码头上劳动，邮递员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信一看，原来我的文章荣获征文二等奖。我欣喜异常像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举一般，高高地举着获奖通知书边跑边喊：“呀!我的文章获奖了！我的文章获奖了！”我回家后，在饭桌上把获奖通知书给父亲看，当然目不识丁的父亲自然是不知道纸上写着什么，但是我想邻居们也会告诉他我获奖的消息。父亲阴沉着脸说：“看看你在文章里写了一些什么？不要自己设置绳套把自己套进去……”父亲的一句话让我诧异不已。

原来我在那篇文章里讲述了自己在少年时代不思进取，整天和小伙伴们打架，还偷过姐姐的钱邀请几个小伙伴到饭店里杯筹交错。那段少年生涯，我感觉是个灰色记忆，尽管今天的我在熟悉或者通过阅读我的书的人心目中也算是功成名就的资深编辑和作家，我试图在记忆深处刻意地去忘记或做彻底的删除，但是却徒劳无益。这个灰色记忆如同是我身体的某个器官似的，想丢弃，却连着筋似的生疼。于是索性去直面自己的过去那样坦然。当我置身于电影院去观看那部影片时，蓦地发现自己和剧中人的人生经历和其相似，譬如我就感觉自己和《少年犯》片中的谢冰心的儿子何其的相似。我在文中为自己的少年时代的所做出的荒唐事情而感觉很后悔，我想我那篇获奖文章与其说是一篇电影评论，倒不如说是一篇青春的忏悔。

那时候，我大半时间都花在看电影上，老家的县城里的红旗电影院和工人电影院我成了常客。回家后，我常常在细细地去回味某部电影的情节，在万籁俱寂的子夜里辛勤笔耕，写下了大量的电影评论。这些影评大多发在县电影公司主办的《宿迁影讯》四开四版的铅印小报上。我记得主编这份小报的是一位名叫何可的中年人，带着一副眼镜，胖胖的样子，人很和气。我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常常到编辑部找他，帮他抄写信封呀，往信封里装报纸呀等等很琐碎的编务活。何老师是我的文学之旅上第一个启蒙老师，在他主编的《宿迁影讯》小报上，我发表了不少“火柴盒”和“豆腐块”。就这样我在十里八乡有了“作家”的美誉。

当我今天成长为两家期刊编辑部的主编和作家时，我想是少年时代通过从观看露天电影开始，一步步走向我所热爱的期刊编辑岗位和文学事业。当我翻看昔日那些“豆腐块”、“火柴盒”似的电影评论，虽然文字很稚嫩，也很粗鄙，但是我却从此起飞，抵达我魂牵梦绕的文学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