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大学,那时的教师

最初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不过是聊以记述读书感受。写成残篇，不愿再动。惊闻何炳棣先生以95岁高龄于美国西部时间2012年6月7日遽归道山，遂将此小文补齐，聊表晚辈纪念先贤之意。

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求索。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让几位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了世界，那么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西潮已经不可阻挡，学习西方成为必然的道路。在百余年学习西方的历史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引进。公认中国最成功的大学当属因战乱而迁云南、由三所知名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建立为标志）仅仅十年后出现，办学条件又极度艰苦，能取得那样的办学成绩，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瑰丽的一页。而人们对当下的大学有诸多不满，因着这份不满，民国时期的大学一再成为追摩、缅怀的对象，并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言说资源。

因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民国时期的大学似乎完美无缺。也因为完美无缺，而显得高不可攀。然而理念上的抽象并不能展示出真正的大学风貌。老大学的点滴细节需要当时身处其间的教授与学生的回忆来还原，这是一般校史无法完成的任务。而我格外看重历史学家的回忆录，因着他们的专业训练和学术修养，对自己亲历的大学生活有一种历史审视的眼光，因而回忆录有着与一般人所写回忆录不同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了解他们个人境界和人生追求的极好机会。

近来有几部历史学家的回忆录面世，分别是由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第二版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先生仙逝，中华书局又推出本书的纪念版）和201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赵俪生先生在1999年出版自序《篱槿堂自叙》，可惜写到解放前之事即停笔。此次赵俪生先生部分增加了内容，再加上夫人高昭一的回忆录，基本述及赵俪生夫妇的一生。差别在于何兆武先生只写求学，何炳棣先生重在学术，而赵俪生先生重在政治与人事。

何兆武先生与何炳棣先生在学界均鼎鼎大名，研读文史之人无不知晓，二人自传出版以后引发学界热议，甚至一度分为两派，各拥趸一位先生。不妨将赵俪生先生回忆录与二位何先生的回忆录做一比较。三位生年相若，教育背景类似，又都是历史学家。将他们的回忆录放在一起阅读，别有韵味。如果说何兆武与何炳棣的最大区别在于治学路数不同，何兆武先生为一人文学者，何炳棣先生为一社会学者[1]，那么，何炳棣与赵俪生先生之最大差别当在人生底色上，何炳棣先生更像一位学院派知识分子，赵俪生先生更近乎传统的士大夫。因此赵先生一生无法远离政治漩涡。从性格上看，何炳棣先生充满奋斗精神，视人生如同一场战争，一生做学问做事不愿为人后，终成为世界级历史学家。而赵俪生先生耿直激昂，其回忆录特色即在于不溢美、不隐恶、褒贬人物直出胸臆。

更为有趣的是，何炳棣先生与赵俪生先生年龄虽相差几岁，却同于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为十级学生，一为历史系，一为外语系。同受教于民国时期的知名大学清华园，其感受和评价也有差别。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历史学家对很多老师的评价截然相反，耐人寻味。下面试举几例二人对老师的评述，透过这种差别，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大学中的师生关系，蠡测民国时代的高等教育之情形。

二

先看何炳棣先生的回忆：“西洋通史……由刘崇鋐（寿民）教授主讲。他出身福州世家，国学根基相当深厚，英文亦好，……刘师教学的特色是笃实。课本不过是美国高中最通行的Hayes和Moon合著的上下两册的通史。他认为这两册细读消化之后应已能初步掌握基本史实。……刘师为人谦虚和蔼，讲课极为认真。几乎周日晚间总在图书馆底层办公室里准备讲课的资料。他的演讲一般远较课本为深入，甚至有时太深入了而不能浅出”（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60页。以下称何书）。当时任教清华的史学家中对何炳棣影响最大的是雷海宗，何炳棣先生列专章深情回忆雷海宗先生以为纪念。他认为雷海宗先生治学最大特点是“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历史”（何书，105页），讲课时“记忆力极强，从不带讲稿，但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计时精确，引人入胜，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深受学生欢迎”（何书，106页）。

而赵俪生说，“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所举例子正是刘崇鋐和雷海宗！他说：“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的‘扯’吧。60年后，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老师一上堂就念诵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生其中，万八千岁。’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倒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天底下地皮上，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了”（赵俪生，《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29页。以下称赵书）。

何炳棣极其推重冯友兰行政方面的才干，以其与清华学堂并无关系而居要津二十余年，为其开列三点重要原因（何书，191页）。述及冯友兰教学风采则说：“冯先生上课有一特点：学生如不发问，他大都默坐不语，不主动开讲。可是回答学生问题时，他往往能用日常事物比喻乍看之下艰深的哲理，或把原文的意蕴层次分析得停当入微；而且有时妙语如珠，耐人寻味；他的口味更增加他的幽默”（何书，65页）。

赵俪生回忆：“冯先生岸然道貌，俨然程夫子转世，讲课纯按他的‘两大本’《哲学史》讲，由于磕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由于这位老师在政治方面的多变性，故我一生迄不与他接近”（赵书，29页）。事实上，因冯友兰政治多变，当时学生多与其拉开距离，能够像何炳棣一般不谈其政治表现只讲教学及学问的是少数。

何炳棣曾就治学计划与吴宓长谈两个小时，他多年后回忆依然感念“雨僧师那样学贯中西、阅世知人的硕儒，竟能从头到尾地听而毫无愠色”（何书，102页），并认为这是清华精神使然。赵俪生则说“吴宓神经质太厉害，那是他与毛彦文女士恋爱失败的后果”（赵书，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