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通书》的师道观

摘 要：《通书》是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重要著作之一。在《通书》中，周敦颐阐述了多方面的哲学思想，其中关于“师道”的内容尤其丰富。周敦颐赋予了师道多重内涵，提出了为师的标准，明确了为师的职责，揭示了为师的根本。他对师道的实施尤其重视：第一，重在高度的责任感；第二，贵在“务实”而远名；第三，还需“重思”。明确提出了“师”能“为天下善”的观点。

关键词：周敦颐；《通书》；师道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069-03

《师说》篇中，韩愈叹言：“师道之不传也久已！”何谓师道？师道如何传承？历代儒学大师都十分注重这些问题。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先生对师道的确立及其传承也尤为重视。在其《通书》 [1 ]章中，关于立师之道就有六七章。如《师第七》、《师友上第二十四》、《师友下第二十五》、《颜子第二十三》、《圣学第二十》、《志学第十》、《蒙艮第四十》等。在这些篇章里，周敦颐阐述了师道的内容、师道的实施及师道确立的重要性。

一、“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

在《通书》中周敦颐赋予师道多重内涵。

其一，提出了“为师”的标准。

《礼记·学记》云：“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2 ]博学多识，然后才有资格做老师。周敦颐则更强调为师者的道德品格修养。在周敦颐看来，只有身有“道义者”才能为师。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境界。“君子以道充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富贵第三十三》）“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文辞第二十八》）“师者”是“先觉之人”（《师第七》）。这些“先觉之人”要“觉后觉之人”。其自身理当具有“道”和“义”。

何谓道义呢？对“道义”的解释，周敦颐接受了传统儒学的观点。认为所谓“道义”，亦即“仁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太极图说》） [1 ]。而所谓“仁”即“爱”。周敦颐在《诚几德第三》中说：“德，爱曰仁，宜曰义。”周敦颐在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基础上，还将“仁”的内容具体解释为“无欲”。“无欲”即“无私欲”。“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庶矣乎。”（《圣学第二十》）即仁的外向表现为“爱人”，“仁”的内向表现就是“无私”。只有无私，才能要求从己做起。他还在《爱敬第十五》中对“爱曰仁”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朱熹进一步解释说：“善无不学，故悉有众善；恶无不劝，故不弃一人于恶。不弃一人于恶，则无所不用其爱敬矣。” [1 ]就是说，虚心好学，并博爱大众，则能“贵且尊”。这是圣人、君子应该具有的道德修养，也是“为师者”应具有的道德品质。仁者爱人，爱人是人对于自我的发现、肯定和尊重，也是由人心中推出，而施爱于人。仁由心生，非由对象物而生起，仁即无私。要求从己做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树立主体人格意识。这正是教师应追求的职业品行。“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顺化第十一》）“义”的本义是“仪”，是一种仪礼形式。《说文》注释：“义，己之威仪。”段玉裁注：“威仪字用之谊也，人所宜也。”“宜曰义”，周敦颐指的是人们行事要合乎当然之理。“义”的最基本规定是正直，其内在基础是羞恶之心。“义”的实质就是道德的规范。“义”是人类活动的规范和精神境界。也是师者，“先觉”之人，在其“觉后觉”的过程中要追求的。周敦颐在《道第六》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

其二，明确为师的职责。

教育关乎天下，教师职责的明确直接影响教育目的的实施、教育行为的规范。作为有志于为社会培养众多贤才的教育家周敦颐，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周敦颐在《通书》中明确提出了教师的职责，不只是教学生知“句读”，为学生解疑“惑”。更大的责任在于启发、引导、鼓励受教育者进行志向的确立，品德的修炼。用周敦颐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学生“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志学第十》）。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表现为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应引导学生树立以心怀天下，情系于民的政治抱负，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胡宏在《通书序略》中说：“周子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 [1 ]正如朱熹所说：“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于私。大抵古人之学，本是欲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凡所以治国平天下者，无一不理会。” [1 ]周敦颐认为教师教育学生以伊尹为榜样，以致力于治理国家，为民造福为己任，是儒家传统教育观的继承和发扬。“学颜子之所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格。胡宏在《通书序略》中说：“周子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词。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故曰‘学颜子之所学’。” [1 ]教师要求学生摆脱时俗只为“科举取名”的学习目的，而应“进德修业”，“务实”，不断改善自我的品性，最终达到“养心无欲”。面对现实社会学习日益功利化，周敦颐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1 ]所谓“立人极”，是指做人的最高准则和最高境界。周敦颐卓有见识地认识到，人的品性的改善、修炼、人生境界的确立至关重要，而教育和教育者的职责就是鼓励、引导受教育者提升其自我的人生境界。所以他说：“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

其三，揭示为师的根本。

《通书》中，周敦颐没有独立辟章阐述“为师之本”，但从《通书》大量篇幅论述天人之道的根本——诚，我们可以得知，为师之本，在周敦颐看来，亦是与为人、为圣之本相统一的。即“以诚为本，修身立命”。在周敦颐看来，“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五行百常，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诚下第二》）何为“诚”？周敦颐的解释是“纯粹至善者也”。即天命之本然，毫无不善之杂。周敦颐在《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中阐述到：“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诚之者，人之道也。”在《诚几德第三》中周敦颐进一步阐述到：“诚者，无为。”所谓“无为”，就是顺其自然。“诚则无事。”所谓“无事”，就是任何事情不须刻意而为。周敦颐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们以“诚”为根本之道。所以他们 “感而遂通”、“神应故妙”（《圣第四》），“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诚几德第三》）。但周敦颐同时也指出一般人也是可以像圣人一样的行事修身。“‘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圣学第二十》）“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损益动第三十一》）“诚”虽为圣人所故有的德性，然如果后天不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也会失去其本性。至诚的关键，是摒弃私欲。没有私欲就能静虚、动直，就能明辨是非，就能公正不阿，广大而通晓。因此周敦颐认为，凡人通过学习也能至“诚”。更何况“先觉”的师者。老师，要传承道义，要“攻人之恶，正人之不中”（《师第七》朱熹解附语），自己首先就得严于律己。“公于己者公于人”。身正为范，不令自行。主张“师以明道”，老师必须把大道阐述透彻，要以自己的榜样去教育人，勉人必先自勉，“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同上）。“动而正日道，用而合日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动，辱也；甚焉，塞也。故君子慎动。”（《慎动第五》）教师要通过无欲、养心，从而达到纯粹至善之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 [1 ]

二、“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

周敦颐对师道的实施尤其重视。《宋元学案》续编者黄百家说：“《通书》四十章，屡言师道，盖元公以师道自任，《蒙》以养正为圣功，而《艮》有始终成物之义，殆隐然欲以先觉觉后觉乎！”

在《蒙艮四十》，周敦颐以蒙教起论，“意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沽则乱，乱则不决也。慎哉，其惟时中乎！”此论由《易经·蒙卦·彖辞》 [3 ]而来。《易经·蒙卦》曰：“蒙，亨。匪我求童，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彖辞》曰：“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而周子通过对卦辞的删、补、改，综合表述出自己的师道实施观。

第一，师道的实施，重在高度的责任感。

以“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总起，突出强调教师对待启蒙学生应具有的正确态度、基本原则和高度的责任感。周敦颐于“童蒙求我”句后，将《象》辞“君子以果行育德”句删改为“我正果行”，其意非常明确，一个“正”字，集中体现了周子的拳拳之忱。教师发蒙，教生学为圣人，而学为圣人的入手功夫就在一个“正”字。教师，惟其正，才能端庄自己的身心，无论身心还是言语，都要正而无邪。也只有正，才能更好地引导教育学生。《礼记》言“身正为范”。

童蒙求教，“如筮焉”。虔诚、恭敬之心如世人礼拜神灵。师者，就应以高度的责任感规范自己的言传身教。如童蒙启而不发，则“不告”。对如山泉般纯洁无邪的学生，教师应当对他们百般呵护，不让他们受到外界的干扰。因为“汩则乱，乱不决”。对童蒙的启发教育引导，为师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告与不告，决与不决，以及如何告，如何决，告之何等程度，决之何等程度，凡此诸方面，都依赖于教师。教师不能随意处之！为此，周敦颐说：“慎哉，其为时中乎。”呼吁广大为师者，行教时要慎之又慎，决不可不顾对象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盲目为之。

第二，师道的实施，贵在“务实”而远名。

欲行师道，为师者应“务实”而远名。

何为“实”也？周敦颐在《文辞第二十八》阐述为：“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周子指出当世之人多“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的状况，已“弊而久矣”！而这种现象不改变，就会恶人多，善人少。在周敦颐看来，要想善人多，就得立师道，就得“务实”。周敦颐在《务实第十四》说到：“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他主张实胜于名，实胜是善，名胜是耻。君子要有孜孜不倦地进德修业精神，始终保持实胜于名。在周敦颐看来，一个人在追求品性修养的提高和事业的进取过程中，要远名而务实。要甘为孺子牛，踏踏实实做好自身工作，尽到自身的义务和责任，做到实至名归。为师者，要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师第七》），就应“有善不及”，“则学焉”；“有不善”，“则告之不善”（《爱敬第十五》）。向颜子学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

第三，师道的实施，还需“重思”。

周敦颐在《思第九》说到：“《洪范》曰：‘思曰睿，睿曰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在这一章里，周子论证了“思”的重要性。他认为，圣人“感而遂通”、“神应故妙”，也都是通过下学而上达，通过“思”，才能融会贯通。通过“思”，才能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通过“思”，才能辨动静之化，判善恶之端。教师行师道，也只有重“思”，才能在“童蒙”和“后觉者”“汩”、“渎”之时，果断作出选择，采取恰当的方式，在合适的时机施教。周敦颐认为教育行为应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把学生的不良动机消灭在萌芽状态。而这需要教师“思”的功夫。

三、“师道立，天下治”

在《师第七》，周敦颐开篇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明确提出，“师”能“为天下善”的观点。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周敦颐从人性论的角度，阐述了“从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作为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非常重视教育。他每到一个地方做官，都提倡办学校。例如周敦颐于1046年冬由大庾调任郴县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大开讲学之风。程颢、程颐兄弟曾随周敦颐问学。周敦颐之所以如此重学，这与他的人性观有关。周敦颐认为，人之性者，有“刚柔善恶中”，而“刚恶——为猛、为隘、为强梁”和“柔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侫”皆为不好之性；“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和“柔善——为慈、为顺、为巽”，虽为好之性，但不是最好之性。只有“中”为最好之性，而要达到既“和”又“中节”之性，就需进学问师。周敦颐说：“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师友下第二十五》）周敦颐认为，“圣”与“贤”非天生，人之初，皆懵懂无知，长大后，经由老师的引导、教诲，就能“得贵且尊”。周敦颐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师友上第二十四》）天地万物中至尊至贵、最有价值的事物就是道德。而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之间最难得者，人之所以是天地间最难得者，是因为其有道德。如果想要每一个人都拥有道德，那除非人人都有良师益友，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柳宗元在《师友箴》篇所言：“举世不师，故道益离。” “不师如之何，吾道何以成？” [4 ]周敦颐在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师道观基础上，更深刻地论述了从师与个人品性提升的重要关系。

其次，周敦颐从师道的确立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出发，突出强调尊师重教。

《荀子·大略》篇提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5 ]周敦颐在《通书》中继承了荀子的观点，将师道的确立与天下的治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敦颐认识到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立，就是要让我们“自易其恶”，“自至其中”，成为善人。而在这一过程中，“师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第七》）先领悟圣贤之道的师者，自觉地担负起示范、引导和劝学的任务，让蒙昧无知的人，人人主动弃恶扬善，见贤思齐，这样，良好的师道自然会树立起来。“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同上）师正则人正，师邪则人邪。社会有良好的师道，人人能纯其心，那么善人就会多，善人多，那么朝廷就会有清廉之政风，朝廷清正、威严，国家就治理好了。在周敦颐的这一论述中，强调了师道确立是事关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情。人类历史的发展也确证了这一道理。

参考文献：

[1]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M].长沙：岳麓书社，2006.

[2][清]阮 元，校刻. 礼记·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王 弼，孔颖达.周易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