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教育合作之路

摘 要：欧洲历来就是一个由不同的民族、宗教、种族组成的多元文化社会，但近些年来欧洲的民族、宗教冲突频频发生。“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结果显示出欧洲认同的建构困难重重。为建构欧洲认同，拉近欧洲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欧盟主要通过推动欧洲范围内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引导学生树立共同的欧洲意识，培养积极主动的欧洲公民，发展欧洲的社会资本，推动一体化建设。

关键词：欧洲认同 欧盟 教育合作

欧盟教育合作的动因——欧洲认同的缺失

欧洲以厚重的历史、优美的环境、高质量的生活、丰厚的国家福利闻名于世，但欧洲的弱势群体由于边缘化而备受煎熬，边缘群体的公民、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通常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常常遭遇许多制度歧视和“隐性歧视”。欧盟公民权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欧洲认同，但在面临利益抉择时，欧洲民众的国家认同往往超越欧洲认同。据“欧洲晴雨表”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欧洲人都表现出对欧洲某种程度的认可。2004年，几乎60%的参加调查者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超过2/3的人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欧洲，超过70%的人以身为欧洲人而自豪。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国家认同与欧洲认同是连在一起的。但调查结果表明，欧洲一体化并未导致对欧盟认同的显著增加。[1]

欧洲认同意识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动态性的文化建构过程。欧洲认同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它的产生、延续、变迁甚或异化都是以现实生活中欧洲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物质条件的，并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交往与学习过程中从国家认同层面向欧洲意识层面上扩展。[2]欧洲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和物质意义上的一体化，而更应该依靠欧洲人在精神上的共鸣，让所有欧洲人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内生活。

为此，欧盟提出了建构“多元统一”（Unity in Diversity）的欧洲认同，既保留和发展各成员国的民族文化，又发扬欧洲共同的文化传统，建构共同的欧洲文化。“多元”和“统一”的有机结合始终是建构欧洲认同的理想模式，欧洲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共存，这既有利于欧洲一体化，也能够用一种“欧洲意识”来团结欧洲各国人民。有学者认为，“多元统一”这一看似完美、理性的提法，实际上反而成为欧洲认同的藩篱，不仅使其在实践中难以深入，而且也暴露了“欧洲认同”的极限所在。[3]

欧盟教育合作的意义

为建构欧洲认同，拉近欧洲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欧盟（European Union）主要通过推动欧洲范围内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让各国公民不断包容和接纳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引导欧洲公民尤其是青年人树立共同的欧洲意识，调动各国公民尤其是青年人参与欧洲建设的积极性，发展各成员国、各民族之间的包容、信任与协作，推进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与互动，深化欧洲一体化建设。尽管教育真正纳入欧盟共同体框架的时间比较晚，而且起初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教育合作在促进欧洲认同中的作用日渐显现，并在超国家组织的推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教育合作主要通过多种方法来塑造欧洲公民。第一，留学他国可以让一个人接触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在同自己的文化进行比较后，会加深人们对“共同欧洲文化传统”的认识。第二，教育合作是欧盟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改善形象的活动。据欧盟的一份关于教育政策的声明称：教育会促进平等，防止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使人们能更好地行使其作为欧洲公民的权利。在这一领域中，青年人会感到他们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公民跨国自由流动的权利被看作是欧洲公民权利的基石，而欧洲学生的流动更使得这一权利具体化。第四，欧盟的各机构可以通过教育合作对各国教育的课程和安排施以影响，使之符合欧洲统一标准，对未来欧洲公民的社会化施加影响。[4]

欧盟教育合作的发展历程

1.1948年～1968年：欧洲一体化初始阶段的教育缺位

为了解决共同市场、人员和企业自由流动原则所带来的问题，《罗马条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职业培训政策（128条），但其中没有涉及教育。那时成员国并不希望共同体干涉与国家紧密关联的教育领域。为了建立一个欧洲大学（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机构），从1955年至1972年经历了长达17年的协商，显示了那时的共同体行动要覆盖教育领域的极度敏感性。

尽管如此，《罗马条约》已经孕育了未来欧共体涉足教育的内容，如“提高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117条），加强“基础和高级职业培训”方面的合作（118条），保证自由流动、非歧视和学历、证书以及其他资格证书的互认（57条）。1963年4月2日的理事会决议制定了实施共同的职业培训政策的总则（128条），开启了有关职业培训与普通教育之间联系的讨论。

2.1969年～1984年：教育合作的奠基时期

20世纪60年代末，欧洲许多地方的教育领域经历了扩大化和民主化，欧共体呼唤将教育作为经济和社会行动的必要补充。1969年10月，欧洲议会要求将大学的欧洲化作为建立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并强调建立一个单独的欧洲发展、进步和文化中心。法国教育部长奥利维尔·吉夏尔（Olivier Guichard），明确要求教育部长在欧共体层面进行合作，并提议建立一个欧洲教育发展中心，但结果石沉大海。那时的任务和挑战是制定一个新的共同体层面的合作模式，既考虑到成员国的敏感性，又切合欧共体发展的需要。

1975年12月欧洲理事会和教育部长会议通过了第一个教育行动计划，涵盖六大行动领域：移民子女的教育；欧洲教育制度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文献资料和统计汇编；高等教育；外语教学和机会均等。[5]此时的共同体行动——主要包括跨国试点项目、考察访问、交流信息、经验和研究。由于缺乏合法基础，导致了很多问题，最严重的危机是：1978年～1980年3年合作的瘫痪，当时4个委员会的交流被封锁，包括中等教育的欧洲维度、外语教学、他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女童在教育中的平等机会。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逐渐恢复，此后讨论的事项和提出的建议，更注重与??联盟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联系。

3.1985年～1992年：实施主要方案，走向条约认可之路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教育与培训项目的多元化和规模化，如欧共体技术教育与培训——科密特项目（Comett）、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佩特拉计划（PETRA）、林格瓦计划（Lingua）、坦普斯计划（Tempus）等。[6]尽管这些方案的经费预算与实施完全不成比例，但教育及职业培训方面的合作仍在不断发展。

1984年枫丹白露欧洲理事会之后，将原来以统一培训为基础的体系替换为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培训体制。“伊拉斯谟项目”列入学分互认的初步试验之中，随后扩大到“苏格拉底项目”，成为推动“博洛尼亚进程”的有力工具。而在1992年，教育最终得以整合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中（126条），但合作意味着共同体行动旨在支持和补充成员国的行动，尊重成员国在教育内容、教育体系结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中的权限和选择。

4.1993年～1999年：知识型社会和精简项目概念的提出

1993年是实行单一欧洲市场的第一年，雅克·德罗尔所作的《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白皮书，提出推动个体发展、公民资格价值观以及支持就业密集型的增长，终身教育成为共同体和国家教育的总体目标。1995年，《教与学——朝向学习型社会》白皮书，让政界和教育界人士共同反思教育与培训所面临的挑战，它强调终身学习和技能的发展，需要打破教育与培训之间传统的分界线。[7]

20世纪90年代，欧盟将六大项目进行了优化整合，合并为苏格拉底教育项目和达芬奇职业培训项目，目的是有效应对知识型欧洲的挑战，使教育与培训更加趋向一致，按照连续评估的要求，进而简化行动管理。在1995年学习型社会的白皮书和1996年欧洲终身教育年的推动下，欧盟开始涉足以前的敏感区域，如开发指标、质量评估等。1998年的《索邦宣言》提出统一欧洲高等教育结构，增加欧洲高等教育的兼容性和竞争力，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高等教育区，直接导致了1999年由30个欧洲国家发起的“博洛尼亚进程”，作为欧洲高等教育体制走向统一的最大胆尝试，“博洛尼亚进程”改变了原来的合作范式，不再仅仅是流动和合作，而是走向体制的统一。

5.2000年～2005年： 教育与培训成为欧盟经济和社会战略的核心

21世纪的前5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重大事件较为集中的时期。2000年3月，《里斯本战略》通过，目标是截至2010年把欧盟打造成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使欧洲教育成为世界顶尖教育质量的标杆。

在欧洲层面，实施“欧盟教育与培训2010年计划”的前几年，教育与培训领域首次运用了公开协商法，即依靠成员国之间良好范例的交流、同行评议、指标开发等，将制度与监测过程结合起来，形成了支持国家改革的欧洲参照标准，主要涉及核心技能、教师技能和资格、质量保障等。2002年哥本哈根签署的“部长宣言”，重提职业培训的欧洲合作，“博洛尼亚进程”与里斯本确立的目标也更加相关。

2004年3月，教育委员会与欧盟委员会向欧洲理事会所作的《联合报告》号召2006年前所有成员国开展更深入、更一致的终身学习战略，致力于发展欧洲教育与培训区，尤其是建立一个欧洲质量框架和发展教育的欧洲维度。[8]新的欧盟委员会于2004年上任，委员会认为提高“里斯本战略”的执行力是首要任务。它提议重新关注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以协调一致的原则来支持他们的实施，简化过程治理。

结语

从公民角度来讲，欧盟内外教育合作持续深入的开展，如通过“伊拉斯谟项目”“苏格拉底项目”“林格瓦计划”等一系列交流活动，使欧洲各国公民尤其是青年人对于异国文化和生活有了真切的体验，增加了他们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和平相处、交流沟通的能力，培养了人们的宽容和包容心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和理解，深化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从国家层面来讲，各国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展开合作，有助于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对峙，针对一些共同的问题展开经常性的交流与沟通，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应对欧盟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助于各国在开放的协调方式中，学会妥协，能够适当地让渡权力，从欧洲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从欧洲层面来讲，教育合作与交流活动有利于促进欧洲文化的发展繁荣，对于国际理解和多元文化的强调，能够强化欧洲的文化整合，有助于各国公民之间树立共同的欧洲意识，增强公民的欧洲归属感，不断发展欧洲认同，打造欧洲的社会资本，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总之，欧盟在教育合作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各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在教育问题上始终持谨慎的态度，在保守中缓慢前行。欧洲认同建构的过程更是面临诸多困难，随着申根区的扩大和开放，移民不断涌入，导致了大量由于宗教、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民族和种族冲突，而这些绝不是开展教育合作就能解决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欧洲认同的建构，还需要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来逐步完成。

参考文献：

[1]Risse Kappen， Thomas. A community of Europeans？—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Spheres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41.

[2]张生祥.论新认同政治与欧洲认同的逐步形成[J].德国研究，2006，（1）：29.

[3]洪霞.“多元统一”：欧洲认同的极限[J].世界民族，2010，（1）：3.

[4]段素菊.全球化·公民资格·教育改革——欧盟教育政策个案研究[J].学术论坛，2003，（3）：146-147.

[5][6][7][8]European Commissi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R].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6.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