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灾难的重演与预演

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的小说《最后的手稿》是一本很难又很容易评论的小说，理由都是类似的作品已经很多，想上纲上线很容易，但说出一些新意却很难。

以反极权而著称的小说里名气比它大得多的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索尔仁尼琴的《古格里群岛》等。《1984》因为其幻想成分，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极权主义灾难的一次预演，而《古格里群岛》《最后的手稿》都可以看做是《1984》的一次次重演。与《1984》《古格里群岛》宏大的叙事相比，《最后的手稿》只能算是极权主义灾难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小见大，看到小小的不值一提的故事后面的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进而对极权主义充满厌恶并且时时保持警惕。

说实在话，就是我这个伪文学爱好者对《红色骑兵军》及它的作者巴别尔也只是听闻而已，这一次因为《最后的手稿》才匆忙去翻了一下《红色骑兵军》，翻完之后，如果你是一个对极权主义一无所知的人，就会问一个傻傻的问题，这样一个对革命毫无伤害的一个写字工，怎么会悲惨到被枪决的地步？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斯大林的大清洗差不多进行到了最高潮，无数无辜的人被关进了集中营，无数无辜的人遭到了流放，无数无辜的人遭到了枪决，具体而精确的数字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乔治·奥威尔的幻想小说《1984》在前苏联曾经上演过，而这正是《最后的手稿》的时代背景。

《最后的手稿》开始时，伟大的《红色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已经成了卢比扬卡监狱的囚犯，帕维尔———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先的中学教师现在的监狱档案管理员，因为巴别尔一份还未归档的手稿，这两个虽然有些缘分都一辈子几乎不可能相遇的人相见了。还在学校时，帕维尔教授学生的正是巴别尔的小说，想想看吧，如果是在平时，这对帕维尔肯定是一次见证奇迹的时刻，想一想那些在那个小小的车站见证托尔斯泰奄奄一息时刻的那平凡的人，你就知道这是一次多么非同凡响的时刻。

帕维尔确实迎来了他生命中的非同凡响的时刻，但并不是因为这次奇迹般的相会，而是斗胆地藏起了巴别尔的手稿。我并不认为帕维尔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时，他心中会抱着什么崇高而又庄严的动机，他可能只是不忍心美的东西就那样轻而易举地被毁灭，从此烟消云散。

虽然帕维尔做了非同寻常的决定，但我们也没看到他的生活从此发生了什么重大的转变。说老实话，我很担心《最后的手稿》变成悬疑剧，追杀与反追杀，迫害与反迫害，那样可能会多了一部好莱坞大片，但会少了一本老老实实的小说。成了反革命罪证的窝藏犯之后，帕维尔一如继往地生活着，上班、下班、与朋友塞米永喝酒、与女邻居纳塔利娅打招呼、看望偶尔失忆的母亲、聆听上司的训斥与教导，一个个平平凡凡的事件，一个个平平凡凡的日子，但就是在这些极度的平凡里，我们又分明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而这最后终于以帕尔维母亲及同住者维克多的被迫流亡得到了验证。在这些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唯一能让读者感到开心与放松的也许只有帕维尔与女邻居纳塔利娅偶尔为之的床笫之欢，十年前，我在写关于《1984》时的书评时，称之为“极权主义下的秘密”，今天想来，依然是合适的。

在《最后的手稿》中连《1984》中那个监视镜头都不需要了，因为如果组织上需要某人有罪，只须给他捏造一个就行了（类似于我国古代的“莫须有”），关于这些帕维尔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逮捕你老板（指维克多老板）的人，他们不在乎他是不是无辜的。只要马克西姆·安德烈维奇招供，他们就可以结案了。他们会指控他破坏志达诺夫斯基项目，或者从事间谍活动，或者说他是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无论他们想出什么罪名，他都会认罪的。”

奥威尔忧虑而深远地指出：“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

他的《1984》、索尔仁尼琴的《古格里群岛》及特拉维斯·霍兰的《最后的手稿》都可以算作是对此段话的注解。《最后的手稿》中帕维尔保存巴别尔手稿的小小举动，我们可以看做是帕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无声抗议和反抗，只是，我们知道，他的抗议与反抗是多么的无力，只要极权主义这个猛兽还在地球上存在，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与伤害就会不停地预演与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