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八次故乡行(下)

1963年第五次回乡,王震说:“对人民群众要尊重、照顾;对我的亲属要严格,不能搞特殊化”

王震每次回乡,都把满腔热忱倾注在群众利益上,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但也从不放松对亲属的教育和严格要求。第二次回乡时,他发动群众向干部提意见。他的堂弟王松筠是一名生产队长,群众反映,他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就有一个小问题,有时有多吃多占的现象。王震一听就火起来了,他立即将王松筠叫到跟前,斥责道:“你这个当队长的,群众饿肚子,你多吃多占,和过去的土豪劣绅有什么两样?我现在就撤你队长的职!”王松筠面对着当部长的堂兄,什么话也不敢说,大家也不好替他申辩,在王震的一再提议下,王松筠的队长职务被撤了。

两年后,生产队改选,群众一致推举王松筠当队长。王震恰好回乡,参加了这次选举会。他想起上次撤职的事,心里乐了。他将堂弟唤到身边,风趣地说:“你和群众关系蛮好,威信还蛮高哩,硬是打不倒啊!”

王松筠更是高兴。他戏谑地回敬道:“你中央委员亲自撤了我的职,我还当么子队长啊!”

王震高兴地说:“我这个中央委员也要听大家的意见,走群众路线啊!”

秋天是庄稼收割的季节。1963年9月,王震特邀老朋友、著名作家周立波和省里的一位农学家第五次回到了家乡。前几次回乡,因为来去匆匆,加之要处理的问题多,没有来得及对亲属的表现做更深入的了解。这次他决定要重点了解一下亲属们在乡里的表现。他认为,一个高级干部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严不严,直接反映我们党的作风,反映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车子还未入村,见一些社员正在割稻子,王震叫司机停了车,和随行人员一起向田里走去。社员们一齐迎了上去,王震向大家问好,并向大家介绍了两位客人。然后,他从一位老年社员手中要过禾镰,弯腰割起稻来。割了一阵,他请大家谈谈晚稻产量情况,大家都说丰收了,用的就是他引进的种子。王震抽出一根谷穗,先数了数了谷粒,然后,摘下一粒稻子丢进嘴里剥开壳干,取出米观察色泽,再放进嘴里品尝起来:“好,这些种子没有变,可在全社推广,你们有什么问题,请教这位农学家。”

接着,王震征求大家对他亲属的意见,大家都知道他对亲属要求严格,而且他的亲属总的表现很好,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王震不甘心,又将几位年长的社员请到一边,一定要他们讲。他们沉思了许久,其中一位说:“只听别人讲美先生养了群鸭子,这些鸭子不好管,有一次吃了他们队上的谷,被社员发现后赶跑了。”

“哪个美先生?”王震问。

“就是您的弟弟王馀美。”

“他算什么先生,你们不能乱称呼啊!”

“大家都这么叫他啊!”

“不准这么叫!鸭子吃了谷子赔了没有?”王震来火了。

谈完话后,他交代司机不回家了,把车子直接往区里开。到了区委,他对赶来迎接他的区委书记周名胜说:“请你们马上召集个会议,通知在家的区、社干部,马战大队、江背生产队干部都来,一定要请几位社员代表,还有那位‘美先生’!”

周名胜先将王震一行请到会议室休息,然后吩咐工作人员,一面由办公室通知在家的区、社干部,一面派人去请社员代表和王馀美。

人很快到齐了,小小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这次王震没有谦让,一下坐上了主席台,叫周名胜和区长罗统生分坐左右,周立波和农学家坐在他们的两边,摆出了一副三堂会审的样子。

“开会!”王震突然大声宣布。“今天请大家来开会主要是为了我家的事情,请问各位,马战是不是出了个‘美先生’?”王震问台下。大家不吭声,有的人偷偷地笑了。

王震严肃起来,说:“旧社会我们这里只有两种人称先生,一种是教书的老师,这是尊称,王馀美大字识不得几个,他算什么先生?另一种是把土豪劣绅称先生,如周露吾,过去有人称他‘周先生’,王馀美算不算土豪劣绅?”

王震扫视了一下会场,会场鸦雀无声。顿了顿,他接着说:“第二件事,王馀美养了群鸭子,鸭子是可以养的,但他管理不善,吃了队上的谷子,这要不要赔偿?”

“馀美家粮食困难,没有谷子罚,我看就赔点钱算了。”一位代表壮着胆子建议道。王震也感到难办,他侧身问周名胜该怎么赔偿。周名胜考虑片刻后,说:“赔是为了教育馀美同志,为了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问题。依我看,将他的鸭子收归集体放养,作价付款给他,扣除一部分作为赔偿费。”

王震听后说:“书记这个意见好,大家鼓掌!”说完,他带头鼓起掌来。

问题解决了。王震将手一挥,宣布散会,周名胜追上来,恳切地说:“馀美病了好久,生活实在有困难,您是不是回去跟他谈一谈,搞点钱接济接济他。”

王震严肃地说:“对人民群众要尊重、照顾;对我的亲属要严格,不能搞特殊化,先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我办完事再回来跟他谈谈。”说完,他就和客人一起上车了。

几个月后,王震又回来了。此时,已是隆冬季节,王震拉着王馀美的手走进他家中,兄弟俩围着火炉,腾腾的火焰将厢房照得通明,烤得暖融融的。

王震首先向弟弟介绍了党的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讲述了党群和干群关系的重要性。他特别谈到父亲牺牲的经过:在江西万载的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为了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阵地,父亲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友手中接过红旗,向敌人冲去,红旗插上了阵地,而他却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王馀美一听,悲痛地哭出声来。王震接着说:“你为了家庭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我是很感激的!但作为一名革命后代,作为干部的亲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珍惜自己的光荣,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更不能损害集体和群众的利益。要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舍得吃苦,舍得吃亏,要使大家从心里承认你不愧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把红旗一代一代接过来,这样,我在外面工作才放心啊!”

窗外北风呼啸,屋内炉火正旺。王震一席话,深深感动了弟弟,使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第二天,王震又亲自带着弟弟,到附近的社员家拜访,挨门挨户征求意见,检讨过去做得不当的地方。此后,王馀美在当地一直表现很好,起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后代的先锋模范作用,受到当地党政机关的表彰和广大群众的称赞。

1965年第六次回乡,王震说:“教育是根本,大家都要关心教育,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通过几年的努力,王震家乡的生产建设有了新的起色,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劳动工值已从8角多上升到1元多,有的队还上到2元多。但是,家乡的教育工作做得怎么样呢?王震十分牵挂,他对秘书说:“我想趁去湖南养病的机会,回去看看家乡的办学情况,请你帮我选购一批图书、一台收音机,准备送给那里的一所中学。”后来,他又谈到要在杨梅岭办个耕读班,让村里失学的青少年到那里去学文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成为农村的一代新人。

1965年4月,王震登上南下的列车,抵达长沙。经过短暂休息,即驱车前往浏阳,到了北盛,他让司机直接将车开进浏阳县第六中学。他首先听取了学校领导的汇报,得知这里毕业的学生有的已进入了全国重点院校,很是高兴。之后,接见了全体师生员工,对他们建校以来,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最后,又将特意带来的图书和收音机赠送给了学校。离开六中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教育是根本,大家都要关心教育,关心下一代成长。”

回到马战大队后,他即与大队和林场干部商议办耕读班的有关事宜,建议将一批没有升学的青少年组织起来,到耕读班学习。毕业后,留一部分在林场工作,大部分回生产队担任基层干部。大家感到这是一件大好事,决定马上进行筹备。

王震知道,虽然只是办个耕读班,但也需要一定的经费。他离京前又收到林场写去的信,诉说买化肥缺少资金。为此,他动员儿子将数百元存款取出来。同时,还将一位老战友送给他滋补身体的一些鹿茸也带来了。他风趣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不需要肥料了,杨梅岭需要肥料啊!”当即,王震将钱和鹿茸一起交给了林场。多年来,为了支援家乡建设,他一家人经常省吃俭用,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就连买一块香皂,他也规定不能买贵的,只能买四五角钱一块的。

家乡人民深受教育和感动,王震回乡后不久,耕读班办起来了。从此,洪亮的钟声,琅琅的读书声,从杨梅岭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

1981年第七次回乡,王震说:“要让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

1975年后,王震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政务、军务繁忙,无暇回乡探望,但他先后写了30多封信,对家乡工作给予及时指导。1977年,当得知家乡蚕桑事业大发展,准备建县、社联办缫丝厂后,他特别高兴,连忙写信鼓励。他在信中写道:“你们11月27日来信奉悉……从你们来信中看到,你们植桑养蚕有了发展,并建设缫丝厂,还准备织绸,搞县、社、队联营,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公社社员亦农亦工对发展集体经济大有益处,我很赞成。”不久,他又亲笔为缫丝厂题写了厂名,还帮助联系购置机械设备,热切希望家乡的丝绸能早日面市。

当王震得知家乡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很想回家乡看看。1981年11月,他大病初愈,就匆匆启程了。回到家乡,他对赶来看望他的干部群众风趣地说:“我这次是来收脚印的,大病了一场,特意跑回来看看,说不定哪一天就见不着了。”

大家见王震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加之旅途劳累,建议他休息几天后再出门。但他的心情特别好,不顾阻挠要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当大家还在犹豫中,王震已跨出了堂屋。路上,他边走边看,很快就爬上了杨梅岭。他抬头看着那枝繁叶茂的板栗树,用手杖轻轻地敲打着树干,非常激动地说:“好!好!都长这么大、这么高了啊!”

看完了板栗树,王震又坚持要去看蜜橘、茶园。这时,蜜橘已经收摘了,茶树正在孕发新枝,他笑着对几位承包人说:“你们辛苦了!对果树的培植、管理搞得很好!”接着,他问大家每年上交多少?经济效益如何?有什么新的打算?承包人一一做了回答。

第二天,王震会见了浏阳县委领导同志,听取了全县各项建设事业的情况汇报。听完汇报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要继续抓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计划生育,一定要下决心抓好;二是要严禁占田起屋,房子要往山上发展,要向多层发展;三是要加强法制建设,搞好社会治安;四是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浏阳名特土产多,有豆豉、鞭炮、烟花、石、雨伞、竹器、纸张,这些产品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和声誉,要大力发展。中国历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社会搞了几千年,与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直接关系,这种旧的观念现在应变一变。在抓粮食为主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要让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

王震的亲切话语和殷切期望,大大鼓舞和启发了浏阳县委领导,他们立即将这些指示在全县干部中进行了传达,调整了生产规划,决心使全县的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

1985年第八次回乡,王震说:“要把这块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1985年金秋时节,在家乡人民的盼望中,王震又一次回到了家乡。这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拂着浏阳河两岸的城镇乡村,全县经济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王震得知这些情况后感到非常满意。车到马战村后,他笑容满面地与亲友们打招呼,高兴地说:“上次回来,我讲是收脚印,想不到今天又见面了。”大家一听都笑了。然后,他默默地走进自家堂屋,在母亲骨灰盒前肃立片刻。接着,会见了聚集在这里的干部、群众。他说:“这几年我未回来,但知道一些情况,你们在省委、市委和县委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祝贺你们!希望你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上一层楼!让广大群众都过上更好的生活,要把这块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由于时间关系,王震在家稍作停留后,就赶到区委去了。在那里,他接见了县委和区委的领导,听取他们的汇报,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把生产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同时,要搞好廉政建设。他说:“有了钱,要为人民办好事,切莫搞形式主义、讲排场。”他又深情地说:“节制人口,计划生育,提倡火葬,这些问题,现在还未被大家重视,但它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请大家调查一下,我们北盛地区过去多少人,多少土地,如今多少人,多少土地?过去多少坟,如今多少坟?还有建房的问题,人口在天天增长,土地在天天减少,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为此,我希望我们党员干部首先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带头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做好这两项工作。”

在谈到要火葬时,王震说:“人死如泥,哪里还晓得烧起来痛不痛?我将来死了,不但要火葬,还要把骨灰撒到新疆去,撒到天山南北去,和那里的雪山、草地在一起!我正在做董婆婆的工作,请她带个头,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应带这个头,多留点田地种庄稼!”

离开了区委,王震又去浏阳县六中看望了学校师生。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根据事先的安排,王震又要离开家乡了。相聚是短促的,家乡人民期待着他能再次回乡视察!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回乡竟成了王震和父老乡亲的永诀。1993年3月12日,当家乡人民得知王震逝世的噩耗后,不约而同地拥向王家老屋,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

家乡人民再也见不到王震的慈祥笑容,听不到他的亲切话语了,但他留给家乡的深情关怀和殷殷教诲却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