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八次故乡行(上)

翻开新中国那厚重的将帅史册,会发现有许多将军在青少年时就离家投身革命。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们也时常怀念家乡,思念故乡的亲人。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他们戎马倥偬,无暇回家乡。许多人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返乡探亲。王震就是这样一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将军。

前不久,笔者在浏阳市档案馆和王震纪念馆,查阅到王震自1959年至1985年先后八次回到故乡――湖南省浏阳县马战大队深入调查研究时留下的档案史料。通过这些珍贵的档案史料,我们发现一代虎将王震,在治理和管理国家事务特别是在执行有关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时,十分注重倾听基层意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是一位身体力行心系民生的将军。今天,回顾他先后八次回乡调研的浓浓乡情,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巨大的鞭策。

1959年第一次回乡,王震说:“不要搞形式主义,要多为群众办实事”

1959年初春,江南农村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

一列北来的火车徐徐抵达了长沙车站。一位精神抖擞的中年人迅即披上大衣,和随行人员一起走出车厢,踏上月台,与迎候他的湖南省委领导握手致意。他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王震。王震下榻在省委接待处,他在听取省委领导汇报有关情况后,便提出想回离别近30年的家乡看看。省委立即作了3点安排:一、由省委一位主要领导陪同;二、派3部小车前往,一部给王震和省委领导乘坐,另两部给王震的随行人员和省里派去的保卫人员乘坐;三、通知浏阳县委、北盛区委、公社党委汇报工作。

王震得知这些安排后,要秘书立即请来接待处负责人,诚恳地说:“我这次回来,已增加了你们不少麻烦,很感激省委的关心。我有几点请求:一、请省委领导同志不要陪同,忙自己的工作。我是回自己家里看看,没得多少大事。二、不要派保卫人员,我自己就是个军人嘛!三、请你们将三部小车改为一部旅行车,大家同坐一辆车子就可以了。”

接待处负责人很受感动,但他为难地说:“您指示的前面两条我立即向省委领导报告,请领导决定。只是第三条您给我出难题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旅行车啊!”

“没有旅行车?你莫骗我哟!我还不算老眼昏花吧,刚才,我就见你们有台旅行车停在院子呢!”

“您是指那台旧车吗?那是我们接待处用来买菜拉酱油的,坐不得人!”接待处负责人想不到首长观察问题这么细心。

“怎么坐不得?能够买菜、拉酱油,就拉不得我王震吗?”说完,他站起来,亲切地在对方肩上轻轻拍了两下,带着几分命令的口气说:“这件事你不要去请示省委领导了,就这么定了,我只坐这台车,到时,别怪我找你麻烦啊!”

第二天一早,还未等省委领导到场,王震就来到院子里要出发。接待处人员赶来一再劝阻,王震生气了,严肃地指出:“同志们啊,如今还有不少老百姓连汽车是啥样子,见都没见过呢!有这样的车坐就不错了。我们心里,要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啊!”说完,王震带头走上这台旧车。

汽车在浏阳原野上奔驰,王震的心情也很激动,他几次指示司机开慢一点,他要仔细看看故土的一草一木。但当他看到那散落在山脚屋后的土高炉,正冒着缕缕青烟;他望着前面的高山,却看不到记忆中的竹林和参天古树时,王震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

车离马战村越来越近了,王震坐不住了,让司机停车。下车后,他沿着村边的小路漫步向村里走去。身边的田里,开放着朵朵油菜花。他弯下身去,抓起一把泥土,用手帕轻轻包好,放在衣袋里。

早已等候在村口的县、区、公社领导见王震从小路走过来了,赶紧迎了上去。王震询问了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后,指着立在路旁那“欢迎将军回故乡”的高大牌楼,严肃地问身边一位熟悉的领导同志:“这牌楼能长谷子吗?”那位领导低下头,未作回答。“这牌楼能结南瓜吗?”王震提高嗓门又问其他同志。

“不能!”大伙回答。“既然一不能长谷,二不能结瓜,对人民群众没有一点益处,你们何必费这么多钱财和人工,扎这么个花架子呢?”王震显然有些不愉快,“同志们呀,这都是些劳民伤财的事。我们应该时时处处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要搞形式主义,要多为群众办实事嘛!”王震诚恳的批评,深深教育了在场的干部群众,他们立即拆掉了牌楼,将木材送给了大队敬老院。

回到家里,王震和满屋子的乡亲叙谈起来,他为家乡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也为家乡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感到忧虑。这天晚上,他留下部分区、公社干部,并邀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农一起座谈。他风趣地说:“我是国务院农垦部长,如果连家乡这一块农田都没治理好,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接着,他从衣袋里取出那一小包泥土,高高地举起,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这块土地,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用脑壳换来的啊!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我们有责任把这块土地建设好啊!这些年来,大家流了不少汗,深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比解放前大大提高了,但比先进地区,差距还不小,还有潜力可挖,要进一步改良土壤、改良品种,实行科学种植。另外,还有不少空闲土地要利用起来,不能种谷子的,可以种其他的东西,但不要毁林开荒,不要乱砍乱伐。这两年,我听说你们砍了不少树,有的山被砍光了,这是很不应该的,砍了树的地方,要重新栽树。我再说一遍,切莫搞形式主义,莫把人民的血汗糟蹋了!”接着,他请大家谈想法,提建议,要求大家:“一人起码要提一条,提不出,我们就莫睡觉!”大家都被王震建设好家乡的急迫的心情深深地感动了,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王震逐一记了下来。

最后,王震说:“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田里看看,实地考察一下。这次,我没有带什么礼物给大家。不久,我会弄点水稻新品种来,你们先在江背队试种,如果行,再大力推广,一定要把产量搞上去!其他的建议,我们再仔细研究,逐步落实。”

夜,很深了,马战村王家老屋那盏古老的荷叶灯还在亮着。王震在为家乡的建设苦苦地思虑着、运筹着。

几天时间在忙碌中过去了。不久,王震为家乡调来了一批水稻新种,还与广东省相关部门联系,引进了一批改良红薯种。他为建设好家乡这片红土地,殚精竭虑,尽心尽力。

1960年第二次回乡,王震说:“弄得群众饿肚子,这算什么马列主义”

回到北京后,王震不断收到乡亲们的来信,家乡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浮夸风”、“共产风”,加之自然灾害影响,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严重不足,社员每人每天仅配给半斤大米,不得不以野菜、树皮充饥,由于缺少营养,不少人患了“水肿病”。这些情况令王震寝食不安,他决定利用南巡之机再次回家乡看看。临行前,他特意叫勤务员将家里的玉米、小米带上一部分,虽都是些杂粮,但总比野菜好。

1960年12月,王震第二次回到家乡。

车到长沙后,王震没有休息,直奔浏阳县。县委和县政府决定让王震的老部下、原三五九旅侦察队队长、时任浏阳县县长的龚长富等去迎接他。见到王震,龚长富等和过去一样,喊了声:“首长好!”但王震没有理睬他。过了片刻,王震突然大声喝道:“你们就会吹牛皮!一亩田收几万斤谷子,一亩土挖几十万斤红薯,还登在报纸上!结果怎么样,吹牛皮,搞浮夸,弄得群众饿肚子,这算什么马列主义!这样搞,你们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先烈,怎么对得起人民群众,你们这是犯罪啊!”

“首长批评得对!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我们是有重大责任的,应该作深刻的检讨!”

王震顿了顿,说:“当务之急是要马上想办法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你们先派人了解一下,看哪些社队还能调济一点粮食出来,先借一点,明年再还。二是要把已经外出的社员请回来,向他们作检查,征求他们的意见,组织和帮助他们搞好冬种、春耕,为明年的生活做好准备。三是要表扬一批实事求是、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群众,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全县开展―个生产自救大竞赛!我在马战呆两天,县里领导马上开个会,具体研究一下,有什么问题和要求,请告诉我。”

翌日,王震出席了马战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会。会上,他首先作了检查,并请大家对干部们提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家不要讲情面。他说,要把马战大队搞好,首先要把马战干部的作风整顿好。

接着,王震要求大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马上行动起来,将特困户的生活安排好,发动大家在房前屋后栽种蔬菜,在河滩山坡植桑种茶,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重新规划田土山岭,把生产搞上去!各级干部和社员代表们都认为王震的指示很正确,但有不少实际问题不好解决,特别是苗种问题。王震当即表态,苗种问题由他负责,立即设法调来,先在马战大队试栽,成功了,再在全公社推广。

会后,王震请大家吃了一顿玉米、小米饭,并交代留一点做种子,送一些给缺粮的社员吃。

处理好这些问题后,王震匆匆离开了家乡。不久,他即从浙江自费购回了1000株桑苗,从湖北购回1000株板栗苗,从江西购回1000株蜜橘苗,托人送到马战,嘱大队、生产队将它们培植好。次年夏,他又从东北购回几百斤大豆种子,并附了一封亲笔信:“马战大队队委会:这是我用自己的工资买来的一些豆种,请公社或区政府,县或省农科所派―名农技人员指导。早中稻以后种,即在立秋前20天以内种。”信后还附了这几种豆类的特性及栽培方法。

马战大队收到这些树苗和种子后,都按照有关规定和方法栽、播下去了,并写信报告了王震。王震立即回信,表示下次来南方,一定还要回家乡看看。

1961年第三次回乡,王震说:“你们怕丢乌纱帽,群众吃不饱,你们就不怕”

1961年2月,王震去广东考察途经长沙时,又一次绕道回到了家乡。

两年来,马战大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王震的关注下,努力改进干部作风,不断肃清“五风”造成的影响,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但由于大家都集中精力忙于田里的活计,加之劳力紧张,忽略了对那些苗种的培植和管理。那1000株桑苗因牛啃、猪拱、鸡啄、小孩们折,只剩下17株活下来,板栗、蜜橘也大部分枯死了。突然得知王震要回来,大家都慌了手脚。

王震在村头下了车,他没有进家门,径直朝河滩和山坡方向走去。看到眼前的情景,王震愤怒了。

“你们是什么干部?尽是一些败家子!败家子!”他对着赶上来的队干部吼起来,额头上青筋直暴,声音有些沙哑。

“我再三说过,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几千棵苗子,就是人民的利益,现在尽被你们糟蹋了!你们在会上作保证,在信里表决心,顶啥子用?”王震越说越气愤。

九曲溪在静静地流淌着,队干部一个个内疚地低下了头……

气氛太紧张了。王震的秘书瞧着身边精瘦的队干部们,望一望那1000株在寒风中颤抖的桑苗,走上去轻声对王震说:“部长,苗种损坏了,大家都心疼,应该批评。但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是如何挽救。既然有的已经成活,说明这里适宜栽培,我看是不是先回去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这时,王震又深情地看了看那10多株活着的桑苗,气消了许多。

“回去开会!”王震招呼在场的人。

王震叫大队队长主持会议。大队队长是一位老实的农民,刚才又挨了―顿批评,不知如何是好,一时不知从哪说起。王震严肃地说:“你怎么不说话?你是大队领导,现在研究大队的事情,你不讲话,就是失职!”

被逼得没办法,大队队长不讲不行了。他检查了自己对桑苗、板栗、蜜橘苗培植管理不善的错误。他说:“主要是我个人的责任,由我赔偿损失。”

“先莫讲赔偿的事,先讲怎样吸取经验教训,讨论一下,要不要重新栽。”王震望了望大家说。

“要重新栽!”大家异口同声。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有的认为大队在工作上分工不细,责任不明,管理不善。有的还提出西乡、东乡一些地方搞了承包责任制,生产很快上去了,但我们这里不准搞,怕上面说闹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复辟。

这个敏感问题被提出来后,会场上气氛顿时严肃起来,王震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记着什么,但一直没有讲话。这种情况下,几位提出这一问题的代表心中没底了,不知是凶是吉。

散会后,王震建议区、社领导马上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干部们考虑到土地承包是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不敢直言。王震认为在当前的特定情况下,只要能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于国于民有利的事,就是正确的,就应该办。于是,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今天我是以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以马战大队的一名社员的身份发表自己意见的。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是领导群众闹革命的,搞承包责任制,群众都说好,你们私下也认为是解决当前困难的好办法,但就是不敢领导大家搞!怕什么呢?怕犯路线错误,怕丢乌纱帽,群众吃不饱,饿肚子,你们就不怕?!北盛是我的家乡,做试点,马上就搞,错了我负责!”

王震支持家乡搞承包责任制的消息不翼而飞,人们奔走相告,当即就有不少社员自动去生产队保管室整修农具,为耕牛添水加料,有几位年高体弱的社员还将辛苦存下来的养老钱拿出来交给队里作生产资金,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

看到群众这么大的劲头,王震特别高兴。他决定再留几天,先帮助江背生产队把承包试点搞好。同时,计划将附近的杨梅岭正式开垦出来,建一个林场,还要把河滩空地整理好,重新植树,发展蚕桑业。

次日一早,王震匆匆吃了早餐,扛起锄头就向外走,县、区、社干部都跟在后面,马战村的群众倾家而出,他们要在王震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一场新的大生产运动。但是,天公不作美,刚刚出发,就下起雨来。区委书记周名胜、区长罗统生连忙追上王震的秘书,恳切地说:“雨这么大,部长身体又不好,是不是今天不要出工了!”

“明天要去县里,还要赶回长沙,今天不挖就没有时间了。他要干的事,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要干的!”秘书坚定地回答道。周名胜没有办法,又连忙跑回屋里提来一双套靴,要王震换上。“雨这么大,穿靴子也没得用,又碍事。走吧,雨总会停的,时间可不会停啊!”

在王震的带领下,杨梅岭上下人群起伏,刀光锄影,一个向荒山要粮、要林的战斗在大雨中打响了!

王震高高的身影在山头跃动,山风吹动着他那薄薄的衣衫,像一面旗帜在招展,在飘扬!县、区、社干部和社员群众,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争先恐后,奋勇向前。在大家的奋战下,几十亩荒地很快就开出来了。为了将这片山管理好,王震亲自选定无儿无女的农民宋光前为第一代杨梅岭管山人,并决定由县农业局的曾礼义为建场作筹备工作。

经过几天的操劳,为家乡办了几件实事,王震又要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围着他。这时,他的妹妹挤到他的身前,硬要他撩起衣服,亲眼看看他的伤口是否发炎了。王震无奈,只好撩起衣服,乡亲们这才发现他腹部那条长长的紫红色的疤印。原来,他不久前刚刚动过手术啊!人们的眼圈红了。“哎呀,我没有事,已经挨过几刀了,现在不是挺好吗?”王震安慰着妹妹和乡亲们。

几名大队干部一齐拥到王震面前,眼含热泪,坚定地说:“王部长,过去我们失职,害得您跑上跑下,今后我们一定将马战建设好,请您放心!”

王震紧握住他们的手说:“我们共同努力吧。”

王震返回长沙后,找到湖南省农垦局负责人,请他们帮助物色一位蚕桑技术员去马战指导工作。不久,澧县的一位李姓技术员,举家迁来马战村,王震对此极为感激。同时,他又与浙江等地联系,购买5000株桑苗和部分蚕种,几千株板栗和蜜橘树苗,还请广东省有关部门帮助,替家乡买了几十头奶牛和100只山羊,他还嘱咐家乡人,羊不吃粮食,只啃草,好喂养。

回到北京后,他又打电话又写信,直到得知苗种全部运到了马战大队才放下心来。

1962年第四次回乡,王震说:“群众的事再难也要去办,能多办一件就多办一件”

通过反“五风”和有关政策的调整,浏阳和全国各地一样,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盛公社,因为推行了承包责任制,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群众的口粮多数得到了解决。杨梅岭林场的筹建顺利进行,几种重栽的树苗大部成活,桑园已开始供叶养蚕。王震得到这些信息,兴奋异常,他又趁去海南岛检查工作的机会,邀夫人王季青同行,第四次回乡。

到达马战村后,王震先去看望了请来的蚕桑技术员老李一家,巡视了桑园蚕居,接见了干部和群众。然后,和大家一起登上杨梅岭,在大队领导曾礼义、宋光前的引导下,跑遍了三沟四坡,最后来到用树枝和茅草搭盖的场部。王震表扬了林场工作人员,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他说:“你们白手成家,艰苦奋斗,在很短的时间内能搞成这个样子,很不容易。这是县、区、公社各级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我知道,办事总是需要一定经费的,目前,国家和地方财政都有些困难,不能伸手要,我个人虽不富裕,但因孩子大了,到部队去了,家里的开支减少了,因此,我们积累了一点钱,加之过去买的一点公债,今天,我们把它送给家乡,作为林场的开办费和蚕桑技师的工资,以后,我们还会继续支持你们。”说完,让秘书将1500元现金和已到期、即将到期的5000元公债券一起交给了曾礼义。曾礼义双手捧着这些钱和公债券,热泪一涌而出,久久说不出话来。

王震要走了,不少亲朋好友都赶来挽留,但都被他一一辞谢了。然而,一位解放前曾和他在浏阳一支队并肩战斗、当时在九溪洞石灰厂负责的老战友却将他留住了。老战友对王震说,从九溪洞出来的路又窄又破,群众运石灰非常危险,已经摔伤了好几个人,能不能倡导和发动大家修一条新路。王震听后,觉得这事比开发杨梅岭还难,牵涉到很多实际问题,他的眉宇间堆满了愁云。

“这事确实难办,所以来找你,你又要走了,那就算了吧。”老战友有点后悔地说。

“不!群众的事再难也要去办,能多办一件就多办一件,咱们一起去找有关单位联系。”说完,王震披上大衣,拉着老战友就出发了。

当时,家乡还有不少社、队没有公路,要靠步行,王震和老战友一前一后,不辞劳苦,东奔西走,终于解决了劳力问题。接着,他们又跑了交通部门,请他们派技术人员帮助测量和指导。正是在王震的积极奔走和呼吁下,一条平坦、畅达的新路,很快就出现在九溪洞高高的山崖上,为过路群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安全。(题图为王震与家乡群众谈心)(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