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官员年轻化

官员年轻化，无论在欧美，还是日韩，或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转型国家都是容易引起议论的问题。但在中国，由于普通民众认为官员的级别与权力和待遇联系紧密，所以对年轻干部的评价和任用显得特别敏感，甚至会达到过度关注、让外国人不理解的程度。中国的“官场生态”，中国百姓心中的官本位思想有着十足的“中国特色”，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想改变它并不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说，民众现在对官员年轻化的质疑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其实这正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一部分。

欧美更关心年轻官员的能力

在德国，其官员目前大约有200万人，分为行政官员和政治官员。相比之下，靠选举出来的政治官员没有太多的清规戒律，像德国目前最年轻的市长密米歇埃尔・亚当，2008年当选德国巴伐利亚州旅游度假小城博登迈斯的市长时才23岁。但行政官员晋升通常都有章可循。在德国，要想获得类似新泰市地方副局长的位子，至少要在从业后经过6年磨练，并通过各级考核才行。

官员年轻化在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也时常引发社会争议。德国绿党的安娜・路曼2002年当选国会议员时才19岁。不过，这位“少年得志”的女议员在工作了两届后选择了辞职。据称是因为忍受不了作为“职业政治家”被媒体和民众紧盯着不放。两年前，曾有很多人在谈论“德国最年轻市长”亚当时认为，将一个城市的命运交给一个23岁的“大学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在任何方面都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有人说，亚当是一位空谈的理论家。德国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德国国会目前有10位“80后”议员，最小的弗洛恩・伯恩施耐德才22岁。伯恩施耐德的议题常常让德国人大跌眼镜。他曾提出向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禁止无限量“畅饮派对”等禁令“开战”，还倡导电视台放映。

对于伯恩施耐德这样的德国年轻官员来说，他们也有话要说。伯恩施耐德一再强调，“我认为自己是年轻人的传声筒”。为了让百姓接受自己，德国年轻官员很会用微博等新手段与民众沟通，让民众了解自己的真实生活。小城博登迈斯的居民对“德国最年轻市长”亚当的评价是，“他和我们打成一片”。

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年轻公务员的从政经验、实际能力也会受到怀疑，但很少看到质疑这些年轻公务员的当选过程有什么“黑幕”。相比美国和德国，俄罗斯对官员年轻化显得“更宽容”。俄《财经》杂志曾经登过文章，专门介绍那些低于33岁、不靠“子承父业”而在事业上最成功的官员和商人。

亚洲把长幼尊卑看得太重

在亚洲，官员年轻化受到阻力较大的，恰恰是东亚的两个民主国家日本和韩国。在日本，无论是政府和企业都深受干部老年化问题所困，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老害”这个词汇。有位日本作家出版《老害之人，老益之人》一书，唤醒社会必须关注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日本自民党因为忽视了年轻干部的培养，一度后继乏人，短期内连换3名总裁也没能保住执政党的位置。自民党内推荐的老牌议员在去年的选举中纷纷落选，表明了日本民众对政治家年轻化的期待。

日本选民支持政治家的年轻化，但真正实施起来并非易事。一位40多岁的日企干部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政府和企业为了防止官员和干部发生腐败、渎职等问题，原则上每个人3年就要轮换一个部门，再加上干部职位有限，所以年轻化也很难。当听记者说中国某地提拔了6名“80后”副局长后，他感叹说：“这在日本几乎是不可能的。”

韩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长幼尊卑，在推动官员年轻化方面也是这两年才开始起步。韩国中央政府部门官职设置大致与中国相同，但韩国官员的年龄，普遍较中国同级官员更年长一些。很多韩国人觉得与比自己年轻的“上司”相处会很尴尬。

上世纪90年代初，纷纷从前苏联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进入转型期，对年轻官员的起用更大胆一些。据吉国总统战略分析和评估研究所所长谢尔盖・马萨乌洛夫介绍，目前在吉国外交部、新成立不久的总统秘书处、发展投资与创新中央局等国家重要机构中，都是年轻人占多数。如发展投资与创新中央局局长和4位副局长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该局局长的职衔与政府总理基本相当，其副局长的职衔也相当于正部级。马萨乌洛夫说，吉国大量起用年轻人担任重要官员，一是想用新思想冲击吉国僵化的官场，为国家发展带来活力；二是要通过年轻人保证政令畅通，上情下达。当然年轻的官员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吉国最近任命的很多年轻官员原来都是商人或企业家，根本没有从政经验。发展投资与创新中央局的一位年轻副局长上任前一直经商，他现在还常穿着牛仔裤进出总统府，在正式场合有时忘了扎领带。由于缺乏从政经验，部分年轻官员对一些复杂问题的认识往往不够深入，有时甚至对自己的职权范围都不十分清楚。

不要过分强调官员年龄限制

“与欧洲年轻官员相比，中国年轻官员的权力和待遇更高。”德国一家主流媒体国际政治版主编戈马尔博士说，像德国一些年轻的市长，实际上管理的都是一些小镇，人口只有几千人，多的不过几万。他们的收入与一般的工人无异，最多也就是两倍，而且多数没有公车的待遇。相反，中国官员不管年龄大小，上任后与老百姓的距离―下了就拉开了，享受的待遇很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有根本性的削弱。中国官员的级别高低与权力大小和待遇高低还紧密联系，否则民众对年轻干部的评价和任用不会这么敏感，甚至很容易出现过度关注的情况。他认为，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完成转型，市场的作用发挥更加充分，政府某些方面的职能逐渐淡化并让给社会，官本位思想才会悄然改变。辛向阳说，官员年轻化并没有错，这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趋势。但这种年轻化一定要看是在什么国情背景、政治体制和选拔制度之下进行的。不能过分强调年龄限制，而应该形成一种综合的科学评估机制，其中不仅要有年轻化的要求，更要考虑其工作阅历、办事经验等标准，并使整个程序越来越公开透明，这样才能真正服众。

(摘自2010年3月4日《环球时报》记者陆乐　青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