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内地“假外资”现象/三种信任层次:吓阻、知识、认同

透视内地“假外资”现象

2005年，内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较高水平，总额高达60325亿美元，但值得重视的是，内地每年吸收外资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外资，而是内地资本境外“留学”一圈后，重新回流内地投资形成的“假外资”。这部分“假外资”，不仅反映了内地在引资方面存在的部分“误区”，更凸显出国民财富流失等严峻问题。如何正确看待这部分“假外资”，并分析其成因、危害及应采取的对策，成为内地进一步提高引资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前提。

按国内学者较为一致的估算，“假外资”约占内地每年引资额的1/3。也就是说，按2005年60325亿美元的引资额计算，有200亿美元属于“假外资”。“假外资”主要借道香港和其他离岸金融中心回流内地进行投资，从而取得外资身份，因此“假外资”的形成过程也被称为“返程投资”。由于内地与香港的天然联系，内地资金进出香港较为便利；而离岸金融中心由于以下特点，更成为内资“留学”的天堂：对资金转移不加限制，没有外汇管制；公司注册程序简单，可由机构完成；公司无须每年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管理程序简单；公司注册资料及文件高度保密；几乎没有营业范围和地区范围的限制等。

除了国内学者“1/3”的估算外，其他方面还有不同的估算结果。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曾于1995年估计，内地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约２０％属返程投资。亚洲开发银行2004年6月的报告认为，内地“返程投资”规模被低估，其占内地对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２６％至５４％，平均规模约为４０％。

“假外资”的大量存在，成因极其复杂，如超国民待遇、跨境洗钱等。国内学者最为一致的观点是，超国民待遇是“假外资”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内地对内、外资实行差别待遇政策是“假外资”形成的重要原因。外商投资企业在诸多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包括：税收减免、市场准入、土地和水电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价格优惠、借用外债和资本汇出便利的政策渠道等。以税收减免为例，其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体现在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和税率两个方面。

三种信任层次：吓阻、知识、认同

分析许多在中国大陆成功的人士，其个性特质多半属于开放类型，他们对人接受度较高，融入当地后，利用其在台湾等先进地区的专业知识，加上大陆人才（或人脉）的当地优势，很容易建立一个“联合军团”，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乘数效果。

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罗伯・史密斯商业学院教授夏皮罗（Debra Shapiro）发表的论文《人脉生意学》（Business on a handshake），人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信任：一、吓阻基础的信任；二、知识基础的信任；三、认同基础的信任。

吓阻基础的信任，是最低层次的信任，透过惩罚来威吓被信任者。早期的台商到大陆，八成以上都采取此方式管理。但“这种方式已经落伍，效果不彰，尤其会造成组织的消极公务员心态，”黑幼龙说。

第二层则为知识基础的信任，建立在受信任者行为的可预测性，信任者因取得越多有关受信任者的知识，越能降低不确定感。在人才至上的时代，企业采取此一模式的比率逐渐提高。

但最高层次的信任，则是认同基础的信任，唯有双方了解彼此的需求，而在交换过程中发展出共同价值观，“共好”的信任得以产生。

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柯承恩分析，这种以认同为基础建立的信任，可发挥巨大效益，可能是吓阻与知识的百倍以上。因为这种关系，可以降低监督成本、提高沟通效率。

克顿顾问公司董事李光辉就是一例。李光辉在台湾时曾任TVBS副总经理、民视总经理，进入中国第三年，已带领克顿成为当地最大媒体顾问公司。在中国，电视台均由当地人经营，公司里只有李光辉是台湾人。

友人观察，李光辉与其大陆老板吴涛，就是一个彼此认同的混种团队。吴的人脉遍及大陆媒体圈；李则拥有电视台操作的专业，遥遥领先大陆，各有擅长，而这两人因为彼此信任，才能发挥加乘力量。两人之中，缺一不可，就像两只脚一样，必须听从同一个脑的使唤才能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