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高昌国三种信仰的流变

[摘要]高昌国地处中原与西域交通要冲，成为自汉以降多种文化交流与多个政权争夺的交点，政权的频繁更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文化的嬗变与发展，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统治者利用宗教稳定政权，于是，从四面八方传入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宗教观念成为高昌人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出自于他们朴素的实用主义态度，佛教、道教及对天神的信仰兼容并蓄地被他们所接受并呈共存发展状态，从而流变出了高昌国自己的地方特色。本文以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几件衣物疏所载内容为例浅析上述问题。

[关键词]高昌国；出土文献；阿斯塔那墓；衣物疏

[中图分类号]K8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65-03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其在汉初元元年迄晋咸和二年（前48至327）为高昌城时代，咸和二年至魏太平真君三年（327～442）称高昌郡；①沮渠氏承平元年到麹氏延寿十七年（443～640）称高昌国，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麹氏设西州和高昌县，贞元七年（791），没于吐蕃。②

阿斯塔那M524号墓地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

故布叠二百匹，故手二枚攀天丝万万九千丈

章和十三年水（癸）亥岁正月壬戌朔十三日甲戌，比丘果愿

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孝姿特（持）佛五戒，专修

十善，以次月六日物故，经涉五道任意所适。右上

所件，悉是平生所用之物。时人张坚固、季

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东壁，

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③

可以看到，此件衣物疏中涉及宗教名词“比丘”、“五道大神”、“佛弟子”、“佛五戒”、“十善”、“急急如律令”。《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经》中说：“一道者，神上天为神；二道者，神入骨肉，形为人神；三道者，神入禽兽，为禽兽神；四道者，神入薜荔，薜荔者饿鬼名也；五道者，神入泯黎，泯黎者地狱名也。”

还有同墓地出土的《章和十八年（548年）光妃随葬衣物疏》：

攀天丝万万九千丈

章和十八年戊辰岁二月廿三日佛弟子比丘果愿敬移五道

大神，佛弟子光妃于高昌大城内命过。持佛五戒，专修十善，

经涉五道，幸不诃留。时人张坚固、李定度。不得

奄遏停留，若谷（欲）求海东豆（头），若谷（欲）觅海东壁

急急如律令。④

《延昌二年（562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

千三千三百丈

延昌二年壬午岁十一月丁卯

比丘大僧统果愿敬移五

弟子长史孝寅持佛五高昌城北方

善，以此月遇患徂殒

任意所适。右上所条，尽是

用物。时人张坚固、李定

东海头，若欲觅海西辟（壁），

遏留停，急急如律令。⑤

再看延寿十年（633）疏主元儿的疏文：

延寿十年癸巳岁五月七日，大德比丘敬移五道大神，佛弟

子元儿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永保年老，昊天而不吊，以此月戌日奄

盛年。幸勿呵留，任意听过。倩书张坚固，时见

李定土。若求欲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不得奄

案留停，急急如律令。⑥

其中同孝姿随葬衣物疏一样，以佛弟子持五戒修十善的身份和缘由却“敬移五道大神”可知，公元6世纪中叶后，高昌地区兼有佛、道两教流行且都为国人信仰。“阿斯塔那墓更出有长10.9、宽27.6厘米的道教符篆黄纸，上绘持刀人物立像，朱书‘急急如律令也’等字，是当地人民信奉道教之证。”⑦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形成于东汉末年中原地区，而源起于印度的佛教也正是东汉时期流入中国。通过对高昌地区的考察，发现高昌最早的佛教文化遗存为吐峪沟石窟壁画，据石窟碳测，其开凿起始年代应为公元360年，且与壁画汉文榜题的时代特征相吻合。据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于该石窟寺发现《诸佛要集经》抄本残卷，高昌在3世纪末已有佛教。⑧

自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乙酉岁，仍置戊己校尉，以高昌为治所，至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辛亥岁之间，西域长史常遣部兵到高昌屯戍，高昌亦派士兵到西域长史驻地海头留屯，马循为戊己校尉，敦煌索靖任戊己校尉长史。这无疑促进了佛教在高昌的流入及其从中原的回传。这段时期，中原本土宗教的传播似乎对高昌具有更加强劲的影响。在汉画像砖上，我们能经常看到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的图像，而在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垂挂于墓室墙壁上的织物画上，也描绘了同样内涵的伏羲女娲像。其中有一幅出土于被黄文弼断代为公元648年的一座墓，画面较为精致。而最为古老的一块出土于公元4世纪末期的墓中，在5～7世纪的墓中都曾发掘过类似织物。⑨这些绢画上除了手持规矩、两尾相缠的伏羲女娲像主体外，还绘有太阳、月亮，在其两侧则用一些大圆点代表星辰。对于星辰的崇拜还可见《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发掘简报》中所描述：“同期墓葬……木棺的头档上绘有七个黑色园点以象征北斗，大约是七星板的演变。”⑩侯灿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5TAM39墓清理简报》中提到：“木棺前档上象征性的北斗七星，也是汉人习俗的反映，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北斗文昌宫的六星中即有‘司命’、‘司禄’掌治幽明世界的事情。北斗七星表明了生者在为死者去到‘阴曹地府’乞求解除咎祸灾殃。”11再看阿斯塔那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418）韩渠妻随葬衣物疏：12

建初十四年13八月二十九日，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民

韩渠妻，命早终，谨条随身衣裳杂

物如右：时见：左青龙、右白虎。书屋数：前朱雀

后玄武。 要。急急如律令。

其中将青龙、白虎引为见证，而以朱雀、玄武为书记者，当是一种对于天宫星宿的崇拜与信仰。

《史记·天官书》中记有“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司马炎注之，引《文耀锔》云：“东宫沧帝，其精为龙也……南宫赤帝，其精为朱鸟……西宫白帝，其精白虎……北宫黑帝，其精玄武。”

对于斗星，《史记·天官书》中亦有记载：“斗为帝星，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记。皆系于斗。”14

宋晓梅曾在其对高昌的研究中指出：“高昌随葬衣物疏显示，星象崇拜是高昌人崇拜的一个系列。”15

这也恰恰印证了《魏书·高昌传》所载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的事实。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记载了高昌人每月一次的祀天活动，表达了高昌人对天的崇拜。16

又见《高昌章和五年（535年）取牛羊供祀帐》：

章和五年乙卯岁正月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辰英羊一口，供始耕。合二口。次三月十一日，取胡未马勺羊一口，供祀风伯。次取麹孟顺羊一口，供祀树石。次三月二十四日，康祺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五月二十八日，取白姚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此七月十四日，取康西儿牛一头，供谷里祀。

其中“丁谷”即《西州图经》中之“丁谷”，即今吐峪沟。“丁谷天”即应为丁谷的天神，与“始耕”（疑为农业神）、“树石”、“清山神”似为当地“山神土地”之类民间淫祀之神，“风伯”之名屡见于《山海经》、楚辞等汉文典籍，其带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而“大坞阿摩”神似为供祀牛、羊之康、孟等胡姓人所崇拜之火祆神。17

佟柱臣也曾提出：“高昌信仰佛教、道教和自然神，吐鲁番周围有许多佛教石窟，如柏孜克石窟在吐鲁番东北，共57窟，时间自曲氏高昌、历回鹘高昌至元，壁画有十方佛像、西方净土变、千佛、供养人，多有汉文或回鹘文题记。吐峪沟石窟在高昌故城东30里，有94窟。壁画有千佛、佛本生故事，4窟有‘昔有国王名曰妙光，为一切’等汉文题记。时间有早到十六国时期。雅尔湖石窟在交河故城西南三里，共七窟，壁画有千佛、供养人等，时间自晋高昌郡时期至回鹘高昌。胜金口还有四处寺院址。”18

对于高昌人的佛教信仰，还要指出一点，即高昌人所信佛教是何派别的问题。高昌地区信奉的佛教，主要为汉地回传的大乘佛教。19已经刊布的高昌汉文佛教经典中，有大乘经典49例，如《摩诃般若波罗密经》、《道行般若波罗密经》等在高昌均有流行。属于小乘教派的经典仅有8种，如《妙法莲花经》等，其在高昌的流行特点有二：20一是很少汉文版本，大部分为梵文经典；二是相关的文献记载中见僧人食肉的现象，似与小乘有关。21而慧超在《五天竺国传》中明言： “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小乘佛教信徒被允许“食杂三净”，22这是原始佛教的习惯。而信仰小乘的高昌胡人自认为是源自印度的佛教正统，习读经律，皆用原文，所谓“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共习读者，即本文矣”。23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小乘佛经少见汉文，相当部分为高昌国时期梵文的《阿含经》等根本经典，是为一证。从佛祖信仰及修习方法上来看，高昌人之佛教信仰以净土宗与禅观为主。

《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弘扬以弥勒信仰教化众生，治国辅政。出土该碑的寺院造像以弥勒为主尊，铭赞曰“于铄弥勒，妙识渊镜”。24

由于禅观与净土信仰相适应，提倡僧俗信徒专心思念阿弥陀佛，即可在禅定中见到阿弥陀佛，死后当往生“阿弥陀国”，《观无量寿经疏》说：“一心专念佛陀名号，行住坐外，不间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这样简便易行的修行自然在高昌国十分流行。吐峪沟高昌国时期石窟中的禅观壁画、比丘禅观图描述的便是此景。25由于这种信佛方法简单易行、不拘形式，使高昌人不拘守门户派系的别见，而是尽我所用，表现出对其不同派系的多重崇信。如延昌十七年（577）的《大般经》的尾题上写着：“愿现身康强，远离若缚。七祖之魂，考妣往识，超升慈宫，挻生养界。”26其中，既包括了弥勒的净土“慈宫”，又涵盖了阿弥陀佛之极乐“养界”，虽显矛盾，却又显示出高昌人求生天堂、摆脱苦难的急切心理，是为朴素的实用主义态度。

正是由于这种朴素的实用主义态度，佛教之大、小乘，道教以及掺和了道教的天神信仰、星宿信仰才兼容并蓄地在高昌这个多种文化汇集交流的地方发展并延续着各自的生命。各种宗教及教派教别信仰在这种撞击中交融流变，并不能讲它具体确切地单独继承了某种文化的内涵，比如对于“俗事天神”的说法，除了汉文化中伏羲女娲、北斗七星等影响外，还可能掺入了突厥文化中对于祀天神的内容。于是，高昌人从各种舶来的文化中拣拣选选，出于实用的态度，流变出了富有高昌国地方特色的。

[注释]

①关于高昌设郡问题，据《魏书·高昌传》：“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顾野王《舆地志》：“晋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县。”似以此说为确，但据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83页所述：“前凉张竣（公元324—345年）于咸和三年（公元328年）五月……不久以后，他亲自征讨高昌，终于大获全胜，生擒（西晋属西域戊己校尉）赵贞。张骏遂在高昌设郡。这是中原汉人政权在高昌正式设郡之始，时当咸和四年（329）。”两说尚存疑窦。

② 孟凡人：《吐鲁番出土的木俑和泥俑》，《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⑤《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61页、第63页、第64～65页。

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267页。

⑦18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41页。

⑧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残卷跋语称：“康二年正月廿二日月支沙门法护手执口摄聂承远和上弟子沙门竺法首笔今此经布流十分载佩弘化速成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写已。”竺法护为世居敦煌的译经僧，此经于晋元康二年（292）译成，隔了四年即抄写流布。

⑨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1页。

⑩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11《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5TAM39墓清理简报》，原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现收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4～15页。

13建初是西凉李暠年号，无十四年，十三年二月李歆已改元嘉兴。高昌地区仍沿用建初年号，故有十四年。建初十四年即嘉兴二年（418）。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5页。

14《史记·天官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17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第241页、第240页。

1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225～234页；第二册，第39页。

19《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74～75页。

20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和佛教集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58页。

21《高昌重光三年（公元622年）条列虎牙果等传供粮食帐》中记：“次传：市肉陆节，细面叁斛，供康禅师舍用。”另：“次传肉十节，肝肺二，羊头一，供康禅师舍用。”以上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171页、第173页。

2223《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页、第54页。

24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敦煌学辑刊》第13、14期。

25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31页。

26池田温：《中国古本识语集录》，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