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税烟草及纠纷

时间:2022-09-01 11:18:45

重税烟草及纠纷

19世纪6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发生裂变,一些激进的改良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外国“利器”对中国“自强”、“求富”的重要性,开始纷纷筹办“洋务”。“洋务”涉及的范围最初是开办军事工业,后来扩大到民用工业。开展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开矿办厂,雇洋人练兵等,无不需要资金。屡经战乱的清政府当时已经财力枯竭,这时,洋务派中有人提出了许多筹款的建议,而几乎所有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都提出了最敏感的问题――开征烟草专税。

洋务派倡征烟草税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马建忠。外国进口的卷烟、雪茄烟初入中国,皆免征税。后来,《天津条约》对外烟征税有了规定,但实际上,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以“洋烟为洋人自用之物”为名仍予免征,反而对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如丝绸、茶叶等税予以重征。对此,洋务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曾执经问难。

王韬在给朋友唐廷枢的信中,对征烟税妨碍中外通商的说法予以驳斥:“洋酒、吕宋烟向来携带至华者,不过以供己用,故在食物中,概不免税;今此二物贩运遍于各处,华人之消流者甚多,不得以食物为例,重加税饷,谁曰不宜,要之。税之重轻,厘之有无,其无关于通商利害者,非西国人所能预闻;如事代我设想,不几太阿倒持,利柄授人乎?”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禁烟(上)》中,提出了清政府应按《天津条约》对烟酒征收“值百抽五”税的主张:“泰西烟酒之税最重,至有值百抽六十者。夫以中国人民四百兆论,即有不嗜烟酒者牵扯合算,每人日费烟酒三文,一日需钱二百二十万缗,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计,即需钱四万三千二百缗。倘援古人什一之法,以征其税,通盘筹算,一岁可得四百余万缗……在吸食者不觉国家得此饷源,当亦不无裨益。然此犹不过就中国之烟酒言也。若外洋之进口之烟酒,亦加重其税,如纸烟、雪茄烟、麦酒、葡萄酒之类……若烟则非特西人吸食,即华人与彼族往来,亦不免沾染习气,以外国携带轻便,而吸者渐多。今中国政府若遇修约之期,据理直争,使二者亦照值百抽五完纳,一岁税项当亦颇巨。”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窥出,郑观应征烟税的主张是一种渐进的方法。

吸烟为历朝政府所反对,洋务派代表人物也不鼓励吸烟,他们认为对烟草可以施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且榷烟税于国体独无损乎?与其冒不韪以收利百之一,孰若全收利之百?况栽烟与禁烟可以并行,禁兵而不禁民,禁新吸而不禁旧食,禁内而不禁外,其厉栽烟曰广,吸烟曰减,西人贩烟之利,日渐微,求来必不禁而自止,而我亦可渐用我栽抑之法。所谓欲将夺之,必姑与之,原非以害民之物许民,盖不得已之苦心在也”。

重征烟税

洋务派提出的重征烟税的主张,是在参考西方资本主义税则,考虑中国当时财政匮乏的国情下提出的。此时纸烟作为舶来品开始盛行中国,采取重税,抑制吸烟消费的增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是十分必要的。可惜的是封建保守、腐败的清政府并未完全实施这一“富国、自强”的措施。但洋务派所提出的“重征烟税”和“寓禁于征”的思想,对中国的烟草税收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巨额的赔款和负担使财政收支平衡的状况不复存在。清廷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向各省增加摊派。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地区提高了烟酒税率,并开始创办烟酒专税和制定专率。1901年,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数亿两白银的赔款,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各地又一次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烟草税率。直隶烟税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征税办法,尤其是后来的加价征税的办法往往为其他省所仿效。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次年实行加抽烟税,并极力向全国推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氏几次向光绪皇帝提出建议,认为“烟酒二项为民间嗜好所需,无关养生本计,重征尚无碍。”接着,皇上旨定直隶烟酒税专供练兵饷需,“每年额征银八十万两,本不容丝毫短绌。”以后又制定专门的章程,规定详细的征收办法,中国烟草重税主义也就从此开始。

烟草外交风波

民国初,烟草税已明令为国家专税、重税,政府强化管理,充裕国库。民国四年(1915),陕西省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全国烟叶公卖暂行简章》等烟草税规,对运销陕西省的英美烟草公司纸烟,由潼关厘局从价值以5-10%的印花税和12%的公卖费,同时缴纳七成重金。是年10月8日,武汉英美烟草公司海根道夫致函北京英美烟草公司柏恩德,建议废止陕西烟草合约,停止在陕纸烟经营业务作为报复。11月初,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就所谓“陕西征收最重违约税款之事”,与陕西有关当局进行交涉。11月10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正式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以民国一年(1912)8月英美烟草公司与北洋政府烟草税署签订的不平等的《烟草税务协定》等为依据,强词夺理,认为包括烟草在内的“洋货进入内地,除完纳通过税外,他项税捐概行豁免;且洋客如愿持有此税单,即该项通过税亦应免纳”。并要求外交部转公文陕西“从速取消”所谓“妄征之税”,并以对陕停止纸烟运销、关闭贸易机构、赔偿经济损失相威协。

陕西办理此事的交涉员和财税官员据理多次与英驻华外交官员交涉,并向北洋政府财政部如实反映情况,坚持认为英美烟草公司纸烟转手华商运销陕西,陕西所征厘金“即与外商无涉”;公卖费和印花税更是“全国一致,不能独重华商,事听外客豁免”。但是是年11月17日外交总长陆徵祥在致财政部函中,竟以公卖费、印花税“各国尚未承认”,“向为各使所坚持不允”为由,表示不能要求“外客一律遵纳”,“以免各使据约请问”,“应即颁令勿再征收”。至于陕西所征七成厘金和三成地方官税,前者因系抽收于货物落地已经纳缴清之后的经销客厘金;后者因系沿用前清旧制,同意陕西再与英领“婉商”。因为英领对此从不承认,所谓“婉商”其实只是一句空话。在此背景下,陕西财税部门不得不根据北洋政府外交部、财政部意见修订纸烟厘税和落地税办法,将烟草关税权益拱手让与英美烟草公司,使英美烟草公司纸烟倾销陕西。

天韵根据烟草在线、《东方烟草报》、《中国烟草》等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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