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浮出历史地表

【摘要】吴永刚的《神女》，两性关系以女性为中心，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模式被完全颠覆：女性刚强有为，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面临生存困境，她们顽强地抗争到底，只为挣脱重重的性别压迫，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而男性则因为懦弱无能而无法成为受困女性的拯救者和庇护者，呈现出一种被“”的女性特征。这部“女性电影”在颠覆和嘲弄男权文化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展现女性的内心情感世界和关注女性艰难的生存境况，这是《神女》作为女性电影共有的一种女性话语表述。

【关键词】自我拯救生存困境男人女人

一、女人：生存困境中的自我拯救

在父权社会里，妇女总是依附男性，这注定了女人只能承担意义，而无法创造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女人从此丧失了创造意义的能力和维系这一能力的社会土壤，尤其是在缺失了男人的庇护之后，便只能陷入受苦、遭劫、蒙耻的悲剧命运。无法埋没，在这样的社会中依然存在这么一些女性：与生俱来的要承受的性别的压迫，天生就陷进了被男人挟制的尴尬境地。但是，她们还是选择了与苦难命运的抗争。因为她们肩负重任。心有追求，骨子里存有刚烈，不愿自甘堕落。更不愿自我毁灭。没有男人拯救，便自己学着自主独立，试着自我拯救，就算这其中要承受最切肤、最刺骨的伤痛，甚至付出与生命同值的代价。《神女》中的阮嫂便是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她就是一个在困境中致力于自我拯救的女人。虽然无时无刻都面临困境。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自甘堕落，自我毁灭，而是一次次同困境顽强地抗争，力图求得自我拯救。阮嫂身处于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那本就是一个急需被拯救的非人的社会：外敌入侵、经济凋敞、民不聊生、内忧外患。正如影片当中所呈现的：无序流动的人群、漫无表情的面孔、凶恶的警察、蛮横的流氓、伫立街头的、为生计奔忙的人力车夫、闪着寒光的柏油路面、破烂的商店橱窗，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阶层，她们几乎都无从选择地要遭受被奴役、被蹂躏、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而挣扎在城市生存边缘为生计而被迫过着皮肉生涯的们，当是社会最底层中的最底层，她们被迫承受着世间最深、最大的苦难，正如《神女》编导吴永刚指出的：“她们被人蹂躏，被人唾弃。被那些流氓鸨妇们当作榨取金钱的工具。过着非人的生活。”

阮嫂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女人。作为单身母亲，她不仅要自食其力，还要抚养孩子。想做女工，但工厂关了门，到处是失业的工人：想做女佣，但必须得有“保人”。无奈，只有去从事最卑贱的职业――靠出卖肉体换取金钱。作为一个，她只能是一个全然的被动者，任人摆布。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她要靠这工作挣得她和孩子所必需的生活物质资料，解决她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但是她却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她“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阮嫂试图摆脱经济困境的“自我拯救”因为自己的身心伤害而最终归于失败。影片开头，某一夜，当阮嫂照旧在街头寻找嫖客时遇上了巡夜的警察。为躲避警察，她慌乱之中躲进了一间没有上锁的屋内。这样，她避开了警察。却又陷入了另一个罗网：那屋里住着流氓恶霸章老大，章老大蛮横地向她索取报酬――留下陪他过夜。此时的阮嫂呈现出“刚离狼群。又入虎口”的极度无奈，虽自知逃不脱章老大的魔掌，但仍旧反抗了：她强作镇静。与章老大周旋。她装出一副很老于世道的样子，满不在乎地扭着腰走过去。一屁股坐在桌子上，翘起二郎腿让章老大给她点烟，以期震住对方不让自己吃亏。面临绝境。阮嫂以一种冒险性的抗争试图自我拯救。但却仍是失败了。自从那晚以后，章老大便吃定了阮嫂，他不仅强行占有阮嫂，还尽情挥霍阮嫂靠皮肉生涯换得的钱。面对着这样一种处境，阮嫂并非是沉默的，她仍然反抗：为了使自己赚来的钱尽可能保住而不被章老大掠去，她绞尽脑汁把钱偷偷地藏到破墙洞里：为了得到永久的安宁，她选择和孩子一起“消失”。不料，只过了几天平静日子的阮嫂母子还是被章老大找到了，章老大以卖掉小宝威胁她就范，她愤而抗拒。但是为了能保住孩子，最后只能忍辱答应了章老大的要求。困境接连不断。反抗一再受挫。阮嫂自我拯救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影片中那个巧用蒙太奇拍摄的胯下镜头正好揭示了这一点：当阮嫂再次落入章老大之手时，画面的前景是章老大叉立的两条粗腿，透过这个“人”字型的影象，画面的后景则是手抱儿子蹲伏在地上的阮嫂。向上张望时的表情惊恐而愤懑。这种人字形构图本身造成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在表层含义上突出了恶势力的强大和善良者的弱小。在深层含义上突出了阮嫂母子“人下人”的悲惨处境。吴永刚说：“镜头通过这样的处理。就把流氓的欺侮、社会的逼迫，以及妇女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表现得比较充分。”

身处于一个黑暗到底的社会，遭受着一种悲惨的际遇，但她没有因此沉沦；屡屡受难，屡屡反抗，而又屡屡失败，但她却没有倒下。原因在于，她生命中有儿子小宝的存在。对阮嫂来说。小宝不仅是她生命唯一的寄托、唯一的意义。而且是潜藏于她内心深处的最真的自我。可以说，她在重重困境中的自我拯救说到底就是对小宝的拯救。影片中，几经周折，阮嫂如愿以偿地将小宝送进小学，她每天接送小宝上学放学，陪他做作业。小宝聪明伶俐，把自己每天学到的东西教给阮嫂。两人一起做体操，念课文，小屋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生气，这里呈现的是一副近乎天堂式的母子同乐图。正如影片中的一段解说字幕所说的：“每当孩子回家向她讲述学校生活时，她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光彩。”阮嫂在孩子的成长进步中感受到无限的幸福与快乐――这也是阮嫂在苦难的现实生活中有且仅有的幸福与快乐。而当这仅有的幸福与快乐也被毁灭时，她又选择了反抗。面对小宝被学校开除的境地，阮嫂先是真诚坦言：“为了要吃饭。不要脸地活着，都是为了这个孩子，他就是我的命。”后又向校长义正言辞地作出反问：“我虽是下贱女人，不过我做了这孩子的母亲，难道我要他学好都不允许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配读书?”这话喊出了她压抑许久的对不公社会的一种异常深沉异常强烈的控诉。影片结尾，当得知章老大偷走了她为小宝读书上学而出卖肉体所得的全部积蓄拿去赌博时，她气愤至极，不顾一切地拿起酒瓶朝章老大的后脑狠命砸去。章老大死了，而她也因此要忍受十二年漫长牢狱生活的煎熬，忍受与小宝长年分离的锥心刺骨之痛。

阮嫂的挣扎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挣扎，更是一种灵魂的挣扎。而当连痛苦的“两重生活”都难以继续时，她只有选择反抗――自我拯救式的反抗，尽管这种反抗会使她坠入另一种灵与肉的灾难，她也义无返顾，因 望，有了抗争的力量，有了坚持到底的必要和勇气。

我们还看到，对于困境中的阮嫂来说，小宝不仅是她的生命支柱，也是她的快乐源泉。和小宝在一起的时候，阮嫂时刻都是快乐的《神女》中不时出现同乐的温馨画面：陪伴小宝做功课的她和被小宝传授体操的她在当时当刻俨然变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童，一个活泼快乐的小天使。迫不及待地翻看小宝的书包，满怀好奇地询问小宝的学习情况，虚心认真地模仿着小宝教给的体操动作。一脸的孩子气，开心的笑容，可以肯定在那时的她看来，人生是多么美好，活着是多么幸福!尽管她是这样地被人践踏和欺凌。但是当她和小宝相处时，她所遭受的所有苦难都会烟消云散，有的只是无尽的快乐。

小宝，这个在阮嫂生命中给她无限动力和无穷快乐的理想男人，但可惜的是他年纪尚幼，还有待于成长。而阮嫂的人生中唯一的追求就是要使小宝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有作为的理想男性、真正的“丈夫”。他应该是万千女性倾慕和依赖的对象，有照顾、呵护女性的能力、爱心和责任感。而决不会像他亲生父亲那样的始乱终弃、流氓章老大那样的残暴无赖、老校长那样的懦弱无能和嫖客的下流。他能让一个女人幸福一生，快乐一生。这也正是阮嫂内心深处“理想男性”的乌托邦。她渴望着，期待着，有朝一日小宝长大成才。有能力把她救出苦海。使她不再忍受这非人的折磨，从此她便有了可以依靠的肩膀，真正理想男人的肩膀。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神女》中阮嫂行走在父权制的泥泞中，虽频频受难。但坚持不懈，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致力于成为生活责任、生命价值、人生内涵的承担者。在她身边，几乎都是一些有着灰暗、卑微人格的男性，而能够拯救和庇护她的理想男性仅仅只存在于想象或者期待之中，期望和现实之间由此而形成巨大的落差。正是通过这一落差，《神女》处在坚定、鲜明的女性立场反叛了父权制对两性人格的规范与塑造――“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身体已经被符码化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且被文化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健和有的，女性则是被动和被的。”

由此。《神女》成为经典女性电影的意义在于，立足于女性视角旨在颠覆、消解与反叛男性权威，塑造了浮出父权制历史地表的女性、男性形象，对传统的性别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男人≠强者，女人≠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