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转换”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 要：话语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从话语体系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创新性地转换为“中国梦”，不仅符合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要求，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由于“中国梦”还赋予了共同理想更丰富的内涵，其典范性必定助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走向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凭添更多光彩。

关键词：中国梦；话语转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00906

中共十之后，同志多次提及并阐述“中国梦”，由此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进而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中国梦”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反响，不独为其内容契合国人所求，还在于其话语充满着为普罗大众乐于接受的魅力。话语作为信息载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客观形式和意见、价值观等主观意识形态内容的表达，是“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现代传播理论揭示着一个道理，即意识形态域内的东西通过非意识形态的方式予以表达，更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之功效。“中国梦”的实质内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全部，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表述在现实中囿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却非每位普通民众所理解、所接受，而话语转换为“中国梦”则体现着一种平等、尊重意识，给了国人一个既能憧憬和超越，又能真切感受的目标，一个既科学崇高，又喜闻乐见的理想。这种话语转换，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形象化、通俗化，使之更亲和、更清晰、更具体，这不仅符合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要求，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由于“中国梦”还赋予了共同理想更丰富的内涵，其典范性将助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走向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凭添更多光彩。

一、“话语转换”是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意识形态堪比政党的灵魂，政党的目标、吸引力、对支持者的动员以及与其它党的区别，都在相当程度上通过意识形态显现。意识形态产生源自这样的理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其实质上就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犹如安东尼·唐斯所言，意识形态是“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幻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信仰形式。”[2]其目的不是要理解政治系统，而是承诺改变政治系统，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行动的计划。“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使经济生活成为社会一切其它因素的决定力量；列宁又把马克思‘颠倒过来’，将他的理论应用于一个曾遭受怀疑的落后国家；又把列宁的理论应用于一个更为落后的国家，但是意识形态家并不关心是否与正统观念切合无间，他们需要的是变化。”[3]

二战之前，政党制定纲领和政策基本都是主张着眼于和其它党的区别和不同，并以此招徕群众，故而政党之间均致力于拉开意识形态的距离，以保持其自身的特色和独立性，但二战之后，这种离心的意识形态逐渐被“阶级合作”、“共识政治”所取代。有学者把这种趋势称作“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4]如果把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动与政党执政的状况相联系，不难发现的是意识形态上向中间靠拢的政党往往在取得民众支持方面占优势。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政党在对党的纲领、目标进行调整时都明显出现向中间靠拢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政党本身的纲领和政策越来越具有包容性，而且表现在政党之间某些内外政策的趋同性日益明显。“这就造成了如德国社会理论家所说的情况：‘过去两页纸就能鲜明地亮出党的旗帜，今天则几十页也未见得能讲清左右翼的区别’这种现象，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共识政治。”[5]较之于一般政党，执政党在超越阶级界限、超越传统政党界限、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方面显得更为积极和努力。如果说在20世纪这种执政党超越阶级界限还属个别的话，那么在21世纪已然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意识形态中间化客观上使各政党之间少了些敌视，多了些接近；少了些对抗，多了些借鉴。但是，绝对不能把意识形态中间化倾向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趋同，更不能认为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中间化并不意味着政党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相反，由于政党固有的阶级属性，不同的政党仍有其区别于其它党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意识形态必须注意在话语转换中不被颠覆，必须特别注意在吸纳“流行话语”的同时，不轻率丢弃传统话语，要“老话新说”或“添新不去旧”，“中国梦”应属最好典范。

意识形态之所以必须中间化，全在于环境压力和权力吸引力双重力量的影响，反映的是政党对变革时代的回应，是政党对社会结构变化的适应形式。在大机器工业时代，规模经营的绝对优势使得阶级分野简单化，人们可以被明确地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大类，意识形态也随之可以被清晰地划分。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分层越来越模糊化、复杂化。大量的新阶层涌现，特别是既有产又是劳动者的中间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同时原有阶级也不再铁板一块，而是碎化为无数更小的阶层、集团和群体。这种变化是任何政党都必须应对，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与这种变化密切关联。政党要反映的已经不再是一两个阶级或阶层的要求，而是许多阶层和群体的要求。“在此情况下，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和这个政党的支持力量一样往往是不相同的、反映不同利益和要求的思想、观念的集合。”[5]此外，由于中间阶层政治影响的扩大，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把吸引中间阶层选民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有影响力的政党往往在保证不失去原有基本群众的前提下总是尽可能广泛地顾及到中间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努力寻求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和调和，而非对抗。这无疑使得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影响、相互接近，以至于在政策和政治主张上的区别越来越小。因为政党确立的最高价值如果太过理想化，则在当下会越来越丧失吸引力；而如果比较实际，则追求实际的结果又可能导致认识的趋同，很难使政党之间得以清楚地被区分。基于此，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迷信逐渐消散，对其判断更多集中在有效性上，也即它能否反映时代要求，能否为人们提供有效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这就使人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开始了由“实质理性”向“功能理性”转变，即由注重意识形态内容之间的区别和追求最高价值，向注重运用、注重政策及其可操作性转变。这样，才能符合时代及其变化的要求，才能把社会绝大多数人聚集起来，获取“最大公约数”。

理想信念，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新时期唱响主旋律的客观要求。邓小平曾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集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6]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是无法取得长远的发展。两千多年前孔子就非常重视理想信念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7]在他看来，如果老百姓对国家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什么建树。不仅如此，理想还是个人在追求目标中的一种巨大动力，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为此，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实成就和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生动的理想教育，因为“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6]但是，人类对待理想从来就不都是价值理性（即“实质理性”）的，工具理性（即“功能理性”）倾向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比比皆是，而且在理论界也屡屡论及。杜威就认为：“‘理想’之所以不能在行动中发生实效，显然就是因为目的和手段应予并重而未予以并重。”“一般地讲来，人们是来行动的而不是来讲理论的。理想的目标既然是十分遥远而又与需要注意的直接迫切的条件很少有联系，那么人们为理想的目的作了一些口头上的宣传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去从事于那些直接迫切的事情去了”。因此，“一个忽视经济条件的道德体系只能是一个遥远空洞的道德体系”。要使信仰与价值和自然科学的结论相适应，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行动中去寻找，因为在行动中，物质的与经济的生活现象与支配情意之忠诚的目的是并行不悖的，而且在行动中目的和理想是根据现实经验的可能性来构造的。虽然我们不能单独在‘思想’中去寻找答案，但是具有操作性质的思维……是按照我们所可能采取的行动来构造和界说观念的而且是把科学的结论当作工具来利用的”。[8]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指向未来，又属于当下，这就为“中国梦”同时设定了两个时间坐标：①面向未来，“中国梦”承载了国人包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一切美好的希冀与追求；②着眼当下，“中国梦”要求一切制度安排、政策导引都须努力去恶向善，扶正驱邪，并通过阶段性目标逐步为走向新社会奠基铺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表明“中国梦”的起点就在脚下，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帮”是也。所以，在实践中必须把两个时间坐标的有机结合，要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始终脚踏实地干好必须要干的事情，不好高骛远，不得过且过。从这样一个思想脉络来看，在某些时空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转换为“中国梦”，既包括对“圆梦”目标的憧憬，又包括对“追梦”路径的规划，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受到重视的表现，完全符合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具体表现，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颇具里程碑式的跨越。

二、

“话语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客观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党的要求很好地回答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好地回答群众头脑中存在的各种困惑，才能增强说服力和战斗力，才能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一切都是在政党政府话语与普通群众话语的沟通过程中得以实现，其效果如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话语转换。

西方国家在近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重视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并且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不仅没有放松对自己民众政治和道德思想的灌输，反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从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治优势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思想，并且还在结合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改进和创新。比如，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内容，出现了“世俗化”趋势，即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现实；教育目的也由原来的“维持型”转为“发展型”，即既要推动社会发展，也要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自我发展潜力；教育范围也由以青少年为主转向个体成长的全过程。又比如加强“国际化”教育，注意培养公民的国际意识，以适应新世纪更加激烈的竞争。还比如非常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改变了以往那种以说理、灌输为主，以家庭、学校、社区为主要途径，而更多地运用间接方式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教育的影响。作为现代性的当代存在状态，全球化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思考方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9]。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而且还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领域。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又在由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必然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深刻变革的自重意识不断得到发展。作为市场的主体，人们重新审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意义，并开始追寻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调整并确立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坐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困惑空前增多，而“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不那么容易；干部群众接受的信息很丰富也很庞杂，思想十分活跃，要真正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也不那么容易。”[10]这就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途径、方法、手段也要随之改变，而其中就有个话语转换的问题。正所谓“既然社会各部分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被修正，表现这种关系的概念也必须改变”[11]。“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9] “千万不要干巴巴地同年轻人讲什么道理，如果你想使他懂得你所说的道理，你就用一种东西去标示它。只有使思想的语言通过他的心，才能为他所了解。”[12]这就要求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样才能使别人接受。因为“理”是思想政治品德的核心，没有“理”的支撑，“情”就会成为盲目的激情。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尽量使……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对一切基本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广泛地和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和鼓动。”[1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如何运用群众的语言进行创作时就谈到：“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14]说理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是打开对象心灵的钥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理服人的工作。要做到以理服人，就必须把理说充分、说透彻，就必须在确保观点准确、说理透彻的基础上力求做到通俗易懂、贴近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说出群众想说想听的话。

一般而言，行政性公文、政治性读物的语言特点是遵循一定的标准和格式，模式化程度比较高。在具体内容的表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范式，前后的继承性相当大，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15]。因此，往往令人觉得缺乏新意，也就失去认真解读与学习的动力。另一方面，这些内容侧重于归纳性的逻辑结构，倾向于以概括性的语言对原则性、理论性与方向性的认知途径与解决方法进行指导，因此在语言表达上也是讲求思辨性与准确性，对于生动性、现实性等大众化的要求不高。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必须通过话语转换来实现其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之间需要一个“话语翻译”和话语转换，使理论性、抽象性的理论话语转换为情理交融、通俗易懂的教育话语，特别是要善于发掘话语的新异性，因为这是引起人产生兴趣的激活器。“通常情况下，生动、鲜明、幽默的修辞话语容易引起接受者的兴趣。就书面而言，丰富的词汇、铿锵的音节、适当的偶句、精彩的堆叠等调整适应地好，容易激起受话兴趣。”[16]要创造性地利用一些贴切的形象和比喻，使其符合大众的文化水准和切身利益，从而产生巨大的鼓动人的力量，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艺术的真实魅力。2008年在一次报告中提到的“不折腾”用法，迅速在整个社会成为热议的话题。这句市井间流传的俗语被提上了庄严的政治高度，非但没有削弱演说者的本意，反而是非常精确、传神地阐述了我党方针的含义，由此成为舆论争相谈论的话题。“中国梦”之所以如此迅速在海内外掀起关注和热议，是因为“中国梦”这个概念并非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直接和简单的包装和替代，而是理论自觉基础上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中国梦”的提出将助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走向深入

“中国梦”既是个严肃的政治话题，也可以是一个百姓话题，是一种人人都听得懂的通俗话题，其中蕴涵着的是一种平等与尊重理念，因为梦是人人都可以做，都有权利追梦。“中国梦”给予了人们共同的人生出彩机会、共同的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与祖国和时代成长进步的机会，让每个人都看到希望。梦的内涵丰富多样，可以是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也可以是“富强梦”、“振兴梦”、“幸福梦”，其中孕育着一种创新期待，唤醒了人民的力量，唤醒了人的精神、良知、爱心、唤醒了人为梦想而前行的动力，使人因向往而奋发为之奋斗。“中国梦”的提出及所引发的热议现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律，在话语语境、内容、方式等方面的突破将有力地助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话语转换走向深入，进而更有效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思想政治教育与其它所有学科一样有自己独特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理论体系，也有自己特定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具有自己特定的话语逻辑结构与意义表达方式，其意义为研究主体所占有并在研究主体间共享。为促进学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仅有自己的研究话语和语汇，而且这种研究话语和语汇还有一个等级系列，即由核心、中间层和表层语汇三个等级构成：核心层由一系列抽象性、概括性、思辨性概念组成，极为稳定；中间层由一系列具有一定概括性、抽象性和中介特点的概念和语汇构成，极有可能因社会问题的直接冲击与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受动摇，乃至出现“漏洞”，但在核心层概念的支持下又能及时修补“漏洞”；表层语汇为经常使用的语汇，与实践话语基本一致。“中国梦”内涵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语境、内容、方式等方面话语的成功转换，启示着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好地实现话语转换，必须循着这三个维度不断突破：

一是为话语语境转换。话语转换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但受到客观语境的制约。从外部语境来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和转型，必然引发语境的深刻变化，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的时代语境。话语是语言交际活动与语境的有机结合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依据语境的变化及时进行变革。然而，长期以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滞后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诉求，给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沟通带来许多障碍，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大众化的重要媒介，诉求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自觉，通过变革与调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以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外部语境的变迁与转换，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

二是为话语内容转换。作为服务于政治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历史地有着无法选择的“政治责任”，但如果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包袱，那就不可避免地“传承”政治活动的衣钵，导致政治话语、文件话语、权力话语大量充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中，并成为其主体，由此形成一种基于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话语体系，并显现为唯理性、预设性和控制性等特征。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政治话语、主流话语遮蔽了个体话语、生活话语，模式化了的话语占据了大量的空间，并形成为一个“先在性的话语框架”。充斥着“官话”、“套话”的非真实言说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诉求，使思想政治教育流失了话语所具有的语言感化魅力和话语说事的价值意义，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贫困”，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处于一定的困境。“如果说西方学界科学和理性的过度发展遮蔽了日常生活世界，导致生活意义的丧失；那么，在中国则主要是宏大的、绝对控制的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忽视和贬低，导致日常生活世界的被遮蔽。”[17]对现实生活的疏离与遗忘，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教条意识形态的理解和理想主义的演绎，这样的话语体系与社会生活世界事实性之间的张力，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无法描述、表达和输送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或内容，形成“话语断裂”，导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视界间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返回生活”，实现生活化，同时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大众话语”、“网络话语”、“流行话语”等，把它们加工提炼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素材，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终实现双方的“视界融合”。

三是话语方式转换。话语交往中的正当性，要求语言使用者和别人沟通时要遵守人与人沟通的社会规范，建立正当合法的人际关系，即互动的功能。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教育者话语权背后隐藏的是经由教育制度而被国家、社会所赋予的运用规范的权力，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方式常常以命令、说教、劝导的形式出现，教育者的话语带有明显强制性和他赋性，言说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明显表现为控制与被控制、说服与被说服的关系；又由于主体间知识占有量的差异和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教育者话语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种凌驾与支配。这种话语方式最终难逃“独白”的窠臼，表现为用对待物的眼光审视和对待具有高度人文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忽视个体的心理特征和接受能力，淡漠了个体的利益与需要，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内含情感特质和生命体验的实践过程，过分强调对受教育者的“控制性引导”，使规范的接受或认可失去其正当性，形成的是一种“控制性的共识”，受教育者亦普遍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下的“独白”，最终双方都成为了孤独者。这种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内在地彰显着主体地位的不平等，言说者与听话者无法进行平等的话语交流，除了知识的单向灌输外，没有智慧的碰撞、心灵的交融，没有精神活动和思想体验，与价值无关，与精神无涉，使个体生命与生存意义的显现、感悟、追问、分享与建构变得无足轻重，以致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生成一种意义，而是创生一种知识；不是使人成“人”，而是让人成“才”；不是使人在生活世界中与生机盎然的精神相遇，而是让人在思想世界中与枯燥的概念、灰色的理论相会[21]。因此，必须将控制式、灌输式、劝导式的话语方式转变为平等交往的对话方式，在平等对话基础上进行沟通与理解、分享与合作，最终达成共识。

四、结语

总之，只有将理论传播的语言模式视作开放式的体系，善于从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才能有效掌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特点，引导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事实相关联的实际意义，从而让永远新鲜的内容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实践。“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光辉典范，有理由相信此类创新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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