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贽《藏书》的编排标准

摘 要 《藏书》系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的代表作之一，其编排标准一是道不虚谈，注重实效；二是审时度势，适时变通；三是人格独立，修己安人。这些标准最终归结为国家、人民的利益上。

关键词 李贽 藏书 明代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1 “敢倡乱道”的李贽

李贽（1527-1602）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明代中后期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声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而道学者将其视为异端。万历三十年，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了李贽。

李贽的一生致力于个性解放，他反传统的思想对明代沉闷死寂的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尽管统治者一再禁止他的著作问世，仍无法阻止他的思想传播。《焚书》《续焚书》《藏书》等都是在其有生之年就广为传播。李贽直言《论语》《孟子》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旨在怀疑儒家的神圣地位。

2 《藏书》的内容

《藏书》选取了战国至元代的800多位历史人物。李贽几乎都有自己的评论，或抒发感慨，或批评指责，或辩论反正。他向朋友坦言自己作《藏书》的动机：“窃以魏晋诸人标致殊甚，一经秽笔，反不标致。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世，画作俗士；真啖名不济事客，画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岂不真可笑！”于是，就将自己读书之心得，耗时十八年而终定稿成《藏书》。

《藏书》的800多位人物，被李贽加以分类，各立名目，还撰写了序论或后论。比如《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大臣总论》《富国名臣总论》《外臣总论》《智谋名臣论》《德业儒臣前论》《行业儒臣论》《武臣总论》《吏隐外臣总论》等。对个别的人物，还用“卓吾曰”“李生曰”，或借用“太史公曰”“范晔论曰”“或间予曰”等形式作评论。李贽不以所谓的“孔子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人物形象，有时虽失于偏颇，但不得不说是不同凡俗的历史评价。

3 《藏书》编排人物的标准

3.1 道不虚谈，注重实效

《世纪》和《列传》按各自人物特点，立有篇名。李贽把有“暴君”之称的秦始皇标为“混一诸侯”，以此表彰他统一华夏这一不世之功。再有，宋神宗在位期间改革失败，似是碌碌无为，才谥号为“神宗”。但李贽却加标为“求治真主”，意在颂扬他不顾大臣反对，坚持改革的锐意之举。而王安石却被排在了“词学儒臣”。就李贽的观点，王安石的改革虽切中时弊，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增添困扰。此外，李贽还作《武臣传》，与道学者们重文轻武的观念不同，李贽认为“天下唯相才将才最难得也。……将才得，然后朝廷益尊”。

可见，李贽的判断标准是以实际功效为准的，而并非道学者所依据的圣门古训。就像袁中道称李贽“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窥”。关键就在于“作用”二字。一直以来，李贽关于冯道的评价总会被学者们批评。冯道历仕四朝十个君主，拜相二十余年，官场人称“不倒翁”。在道学家眼里，如此见风使舵实在有违忠君之道。但在李贽看来，冯道的行为在客观效果上，减少了民众被屠戮的状况，既然君王做不到，那么就不需要恪守所谓的君臣之义。

由此可知，李贽并不像传统儒家那样唯道德论者，相对于节义名德，他更看重安定黎民、匡扶社稷的审时之人。

3.2 审时度势，适时变通

求变是李贽《藏书》的主旨之一。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真理是发展的，是非标准的更迭，犹之岁时昼夜的更迭。

《大臣传》中李贽列“因时大臣”。他评价王、谢两家之所以能在东晋一朝不衰，是因为他们万事不求完备，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变通。“忍辱大臣”“结主大臣”等，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会审时度势，君臣相处“内深外宽”“惟正义不谋利者乃宜居之”。李贽在《名臣》中列“富国名臣”，大力颂扬主张因时变革，变法图强并起到预期效果的人。 李贽对“智谋名臣”很是推崇，而这些智谋名臣，并不一定是耿直之人。李贽说：“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李贽主要不在考证君子误国，而是在阐述正直君子也能误国，因为这些君子“保身虽有余，以之待天下国家缓急之用则不足”。武则天时宰相狄仁杰，李贽将其纳入“忍辱大臣”。武则天宠幸二张时，狄仁杰没有头脑发热的与之正面对抗，当二张问他如何自保时，狄仁杰没有嗤之以鼻，而是为其出计。狄仁杰的目的不是献媚，而是保证局势的稳定。李贽评价说：“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也”。后人记史为贤者讳，不把他和二张的交往记录下来，李贽却重点记述，认为这才是他的伟大之处。

可见，“虚以委蛇”用得恰当就是不苟合于权贵，学会顺应时势才是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

3.3 人格独立，修己安人

虚与委蛇总要有一个度，一步之差就会变成献媚邀宠。所以《名臣传》中列“讽谏名臣”和“直节名臣”，《儒臣传》中首列“德业儒臣”。

评价屈原时，“李卓吾曰。予读渔父之词，而知屈大夫非能言而不能行也。盖自不肯行也。”说明屈原之死的无奈与高节。此时的死“虽同在节义之列”，但却与道学者们“欲搏一死以成名”不同，这是追求真正“道”的绝望之举。《德业儒臣》中，李贽将荀子排在了孟子之前，因为荀子比之于孟子，“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李贽以才、文、用三条标准将两人作比较，两人在修养自身品德方面，无甚差别，但在济人、济世上，荀子的作用更大。李贽又说：“圣人之学，……无私心耳。”这种“私心”并非无欲无求，只不过有“小私心”与“大私心”之别。李贽批评道学者“为求万全，免讥毁”，而任凭一己之才被埋没，弃天下大义而不顾，不能完成“安人、安百姓”的社会责任。可见，李贽仍怀着治平天下的热忱，以积极入仕的心态著述写作。

由此可知，李贽的观念中，在朝就要保持独立人格；在野要注意修身，隐逸只是暂时的考量。

4 结语

在传统道学者的思想和行为中，他们只承认社会认同的角色和规范，都是一些为了成为“君子”而君子的人。在这种情形下，与众不同就足以招致祸患，而那些循规蹈矩的人则是最安全的。这种群体内部的消极稳定，导致士人们对国家、人民的福祉关心程度下降，而转向注重内心自省。“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之行，只剩“修身”。而李贽对《藏书》内容的编排，最终归结为国家、人民的利益上。

参考文献

[1]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

[2] 李贽.焚书·答焦漪园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8.

[3]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李温陵传.第一辑[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