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孝伦理的社会化的实现形式

摘要：孝伦理的社会化，是指孝伦理由家庭伦理变为社会道德规范，是孝伦理在汉生的重要变化。以前学者多从汉代孝治措施来论述汉代的孝，本文试从汉代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角度分析汉代孝伦理的社会化，以探求孝伦理在汉代的变化。

关键词：汉代 孝伦理 社会化 教育

汉代孝伦理的社会化，是指孝伦理由家庭伦理变为社会公德，是孝伦理由内而外的异化。汉代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将孝伦理推向社会。汉代孝伦理的社会化，不仅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分不开，而且与当时的教育也是紧密联系的。教育具有重要的伦理社会化功能，是统治者宣传孝伦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对臣民进行教化的重要途径。教育分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孝伦理的最初教育是在家庭中诞生的，孝的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孝伦理的社会化主要是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的。

一、孝伦理的社会教育

孝伦理的社会教育是汉代孝伦理社会化的重要表现。所谓社会教育，即主要指道德教育。众所周知，道德教育是从外部向社会成员灌输伦理思想的过程。道德教育的重要特点在于，它能使被统治者根本不产生破坏伦理型政治秩序的念头，即所谓“绝恶于未萌”，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者需要的“顺民”。汉代社会教育的形式十分多样化，这里略举几例。

第一，统治者的示范教育。中国封建政治是一种伦理型政治，而这种伦理政治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封建君主的德行，因此封建君主的德行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伦理政治的实际效果。《大学》云：“上老老而民心孝，上长长而民心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背）。”所以历史上向来把统治者的道德示范作用看作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只要统治者率先垂范，带头遵守社会伦理道德，则上行下效，国泰民安。《孝经・天子章》言：“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对统治者来说，行孝的基本要求是“爱敬尽于事亲”，以身作则，带头行孝。汉代皇帝除高祖刘邦和世祖光武外，自西汉惠帝至东汉明帝以降皆以“孝”为谥。《汉书・惠帝纪》中颜师古注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而且统治者也亲自学习《孝经》，如昭帝、宣帝、顺帝等。在两汉帝王中，汉文帝以亲尝汤药侍奉其母窦太后而被列入“二十四孝”，也是唯一一位被列为“二十四孝”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率先垂范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更为有力的教化措施。

第二，地方官吏的教育。汉代的各级官吏上至郡守，下至亭长都以推行教化为己任。他们在推行国家法令的同时，注重以孝伦理来教化治理民众，从而推进孝伦理的社会化。这其中循吏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东汉刘宽，延嘉八年（165年）征拜尚书令，迁南阳太守，“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外士儒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仇览是地方官吏中对民众进行孝的教育的典型。初到亭时，陈元之母告陈元不孝，仇览认为是自己“教化未及至耳”，并未立即下令按不孝罪处以极刑，而是亲自到陈元家对其进行教育，并与之《孝经》，使陈元成为有名的孝子。以孝的标准选拔属吏也是循吏进行孝伦理教育的方式之一。如黄香至孝，十二岁即被“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范滂署功曹，在职期间，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帚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

第三，“孝悌”、“三老”的基层教育。在汉代社会的基层，还有设置“孝悌”、“三老”等专门的教化之官。“孝悌”是掌握汉代基层社会中农民伦理道德行为和社会风尚的乡官，他们是孝的伦理道德的体现者。汉代农村中有关孝行方面的很多事情，如教育、表彰、劝诫等，都是由他们承担的。有关秦汉的乡里组织，《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三老掌管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其门，以兴善行。”用三老掌管教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伦理道德教化仅靠政治和法律的权威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更不能依靠强制，而主要依靠有道德影响力的人的号召和引导，而“三老”正符合此人选的需要。因为“三老”本身就体现了“孝道”。贾山指出说：“尊养三老，视孝也。”“孝悌”、“三老”的孝伦理教育，大大推动和促进了孝伦理社会化的过程，即促进了孝伦理精神在汉代社会普及的过程。

二、孝伦理的学校教育

学校是教化之本源，《礼记・学记》：“化民成俗，必由乎学。”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社会道德教化。陆贾在《新语・道基》中强调唯有通过学校教育这个途径才能更好地进行教化，“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群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贫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正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的：“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另一方面，孝伦理要真正地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必须向人们进行此思想的灌输，而这种灌输必须是有组织的、持续的、系统的、强而有力的。汉代正是通过学校教育来进行这种灌输的。

在汉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经学，以宣扬“三纲五常”。汉代学校对孝伦理的教育正是通过教授《孝经》来实现的。《孝经》在汉代逐渐确立其经学地位，并且成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读书目和基本教材。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夏，安汉公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五年下令“征天下通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这就从制度上建立了在基层传播《孝经》的庠序机构，设立了专门人员，标志着《孝经》由上层传播到民间，推动《孝经》的社会化。汉代私学兴盛，对于推动儒家孝伦理的社会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民间私学也同官办学校一样，重视孝的教育。汉代学童在蒙学阶段前期习字，后期学习《孝经》、《论语》，接受儒家伦理教育，进入初读经书阶段后，必读《孝经》和《论语》。如《裴注三国志・魏书十一》记载：邴原入私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就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可以看出“孝”在其中的位置。

在此影响下，《孝经》的传播逐渐下移。汉明帝就曾下诏“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汉代偏远地区亦学《孝经》。宋枭为凉州刺史，曾谓盖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令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 东汉时期，《孝经》作为必读书目，出现了“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的局面。如果说儒家五经的教授还不到社会基层，那么，《孝经》的传授倒是自天子至庶人，上至京师，下至偏远之地，都在学习《孝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孝伦理已经真正的社会化。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汉代孝伦理的社会化情况。孝伦理由家庭内部扩展至家庭之外，同时也把父子之间的亲情之爱推广到社会，使全社会做到“爱亲者，不敢恶於人，敬亲者，不敢慢於人”。正是孝伦理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极大地推动了孝伦理走上社会，走向民间，从而在社会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汉代依赖教育的手段，使孝的观念渗透到人的精神生活中，从而人们受血缘纽带的紧紧束缚，实现《孝经》所设计的“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的安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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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芳（1986―）, 女,山东兖州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