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峥找故事

“我可能一辈子都成不了李安，

但我要在我小小的领域里做一些尝试与努力。”

徐峥先生导演的《泰囧》票房12.8亿，迄今还是中国国产影片的最高数字。在今年6月的上海电影节“青年制造”论坛上，很多与会者认为《英雄》、《金陵十三钗》等大片热已经过去，但论坛主持人何平不这么认为，他是《天地英雄》的导演，第一个拿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资本拍摄了所谓“好莱坞式大片”的中国人。“好多人都说，小片时代来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误区。”何平说，“老板们经不起大片的失败，纷纷转向小片，但支撑市场场面的还是大片，要拍出想象力丰富的影片也需要技术、雄厚的工业基础。中国电影需要大片，没有大片，市场就会垮。”

随后徐峥的言论引来一片掌声，他不认可何平强调技术与制作规模的“大片观”。“判断大片的标准在于故事，而不是有没有披上大片的外壳。”他还用当时恶评如潮的《富春山居图》举例，“既然已经有如此大的投资，请来了最牛的好莱坞技术人员，为什么不请一个最牛的好莱坞编剧呢？”

6月29日下午两点，《人物》记者到酒店房间时，徐峥刚刚起床，伴随着电视里播放的HBO系列剧做了一杯手工咖啡。他正在天津拍摄新戏，已经连续两星期都在清晨6点之后才能收工。采访中他难掩疲惫。当谈到对大片的认识时，徐峥出现难有的激动，肢体动作恢复了一个喜剧演员惯有的夸张与极富感染力的模样。

“大片是中国人发明的，国外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叫法，就是商业化资本突然进入以后要求我们发明一个大片，大制作大明星全部大的都在一起，就像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些豪华装修的宾馆。”

前些日子，美国皮克斯公司找到徐峥为动画片《怪物大学》配音，徐峥受邀去其总部参观交流。“他们的技术人员都是中国人，但是创意人员都是美国人。现在还去追人家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毫无意义。”比起技术特效，徐峥更相信故事。“我在微博上看到过一句话，好莱坞说它们的核心是在讲故事，这个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徐峥说：“能够改变我们电影的是找到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这个人的抱负

在导演《泰囧》之前，徐峥是中国著名的喜剧演员。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当导演时，他把这种动力归结为无法接到一流的剧本。

“在电影圈，最好的剧本往往只在刘德华金城武或者梁朝伟手中，作为演员演不到好剧本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当导演是因为张艺谋这种导演不找我，他们要是找我，我就不去自己拍了。”徐峥对《人物》记者说。

徐峥是一个渴望进行严肃创作的人，希望成为李安那样的大师。拍《泰囧》之前，他特别把自己最爱的《教父》重新看了一遍。徐峥还钟爱《猎鹿人》，讲一个美国大兵去越南寻找自己当年因为成为战俘而没能回来的同伴，营救失败后，大兵一个人回到美国，内心孤独悲痛，电影里响起感伤的配乐。

徐峥酷爱这段配乐，但没有人想到，在《泰囧》这部通俗小成本电影里，徐峥花高价请来了麦当娜御用英国音乐家哈维做配乐。当徐朗与王宝分开，一个人落寞地看到王宝写给他母亲的信恍然大悟时，徐峥要求哈维一定要模仿出《猎鹿人》的效果。

《泰囧》成功后，华中师大的一位教授用“三俗”评价它，“低俗、庸俗、媚俗”。徐峥非常不屑。他认为大众总是朝相反的方向理解自己的事业之路。

此前徐峥最著名的角色是《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的猪八戒，扎着一个小辫子，涂了红脸蛋，“我还是很抗拒的，”徐峥说，“它其实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演完之后才发现有点像真人卡通。”

徐峥的朋友、国家话剧院的制作人李东回忆，演完“春光”之后，徐峥走在路上，常常有人叫他“猪八戒”。“我们有一次去平遥参加摄影节，有人在庙里看到他，就追着他‘猪八戒’、‘猪八戒’地叫，徐峥一下子很不开心。我跟他说，这就对了，你要是拍了一个电视剧，走在外面没人认识你，多不成功。”李东说，“虽然这么说，但你能感觉到这个人的抱负根本不是这个。”

优越感

徐峥1972年出生在上海常熟路与安福路交界处的一座租界区的老洋房里。他的成长充满了优越感。

徐家殷实家境的开端来自他外公的父亲，一位拥有着杭州自来水厂与电厂的资本家。这座洋房里之前住着郁达夫的哥哥郁华，曾任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更早之前，则是著名影星高占飞夫妻。

更重要的是，常熟路是上海剧场的集合地，徐峥自小便迷恋租界区不同风格的剧院，“剧场的后台、侧幕条、舞台是什么样，观众席什么样，化妆间什么样，每个都会不一样，这很有意思。”

“”中，上海遭到全国最严重的阶层清洗，在日常生活领域，这场清洗以工人阶级进住资产阶级的房屋闻名。徐峥家族的一部分房子变成上海人艺的宿舍。“上海人艺在那里办学员班。”就这样，徐峥与他们成为邻居。

徐峥第一次登台是在小学三年级。他排演了一部独幕剧，演遍了上海各区少年宫的剧场。到了初中，徐峥又在一次汇演中脱颖而出，他仿照那一年央视春晚的哑剧写了几个剧本。到了第二届汇演，徐峥可以把班上所有同学组织起来，给他们分配角色。“演出特别轰动，演完你觉得你刹那就变成了一个明星坐在下面。”他说。

中考时，徐峥考回了安福路上的重点中学，这家中学恰好就在上海人艺的对面。他很快加入到了“人艺之友话剧社”，一个业余票友的观剧组织。

徐峥印象最深的一次观剧是北京一名著名话剧演员来上海演戏。“剧场里坐满了人，过道的台阶上也都是人，当你听到掌声雷动，看到激动的观众，你就会对艺术有一种崇尚。”

高中毕业，徐峥如愿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那时戏剧学院专业前十名会收到一封录取通知函。“那封信我看了很多遍，感觉就像你终于上了一个可以当成学业的兴趣小组，你知道吗？”

失落

徐峥第一次丧失优越感是在大学一年级。上海戏剧学院北方学生居多，这让徐峥觉得自己一下子从租界区来到“祖国的北方”。当听到很多北方的同学抱怨上海冬天冷，徐峥非常不快，“我一想，你们都是从北方来的，凭什么抱怨上海冷。”很久之后他才知道，北方的冬天是有暖气的。

真正给徐峥带来打击的是，在专业课上，这些北方的同学台词好，普通话好，身材高大，“我忽然觉得变成了一种文艺圈的弱势力。”

徐峥主动到校外去寻找那些他更认同的上海人的圈子。二三年级起，他开始认识上海的一些作家，还有舞台美术方面很好的设计师，“这等于我们有了自己一个小团伙，在一起就是听听摇滚乐，看看书。”在这些作家的引导下，徐峥进入了80年代的思潮，让西方现代文学、萨特、加缪、卡夫卡或存在主义包围自己。

到了大学四年级，还是发生了一件让徐峥受到更大打击的事，他的学妹李冰冰在大二时接到了一个玉兰油的广告，赚了20多万。

“这对我们很多学生来讲是挺刺激的，我还在想毕业以后分配的问题，有人却已经可以赚到那么多钱了。”那时，上海开始有所谓的傍大款，徐峥身边有人开始有BP机，学校女生有人被约出去一起吃饭。“你就觉得戏剧学院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徐峥说，“学校里有人开始打架，他们还停留在以前愤怒的年代，想在身上找到一点愤怒的基因延续下去。但我觉得大家都在随着这个时代随波逐流。”

中国开始迅速向商业社会转型，更让徐峥无助的是，很多人已经脱离了旧环境开始创作，“比如崔健，他已经发出声音来了，而且是以他自己特有的一种方式，”徐峥说，“但你还在天天排练《雷雨》。”

先锋实验

毕业之后的徐峥选择了去上海人艺，依然留在租界区生活。他很快发现，这个传统的剧团已经没有太多话剧给自己演。

“团里找我排了好几个戏，但你总觉得不对，一个戏排完以后特别不舒服，我们那时在剧院里会看到外国的一些演出，你总觉得人家想象力比我们丰富。”

在有一年的小剧场艺术节上，徐峥看到了一部德国的戏，叫《崩溃》，一个女演员只是在舞台上不断表演一种崩溃的状态，这让徐峥深感震撼。“他们随便抓住一个主题，拿一本书都可以演成戏剧，根本不是我们还要拿到一个老舍的剧本。他们可以把生活当中看到的东西，通过戏剧的手段，演员的肢体，各种东西排成戏剧，这才是一个更开拓思维的观念。我之前觉得我的台词不如人家，但我现在坚定地认为，上什么台词课，根本不存在什么体会台词，就是表演，表演对了，你的台词自然是对的，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观念很可笑。”徐峥说。

1998年，在被徐峥认为更先进的“西方戏剧观”的启发下，他排演了两部先锋话剧：《拥挤》与《母女》，急迫地想要打破中国传统戏剧语言的徐峥利用剧场元素、灯光、肢体、装置，进行了一次实验。毫无意外地，这种“破坏”与“超前”让徐峥遭到了质疑。

2000年，徐峥决定离开上海话剧圈，前往北京拍摄电视剧。在他看来，从戏剧学院毕业之后，根本无法找到一套好的文化保障体系去支撑他达到一个良性发展，甚至解决生存问题。“当现实无法满足你的需要，这很快只能变成去拿一个很大的所谓的戏剧理想去支撑自己。”

离开的时候，徐峥发现自己之前几乎只在租界区的那几条马路上生活、学习、工作。而这28年里，他的邮政编码竟然也都没有变过。

男一号

进入影视圈之后，徐峥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坚决不接那些男二号或者男三号，只接男一号。“一旦你接了男二号就永远在演男二号了。”那时，徐峥对伟大角色的理解是那些远离日常生活、内心十分复杂的反派。他崇拜第五代导演，认为他们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希望自己能演到他们的作品。

“欧美艺术院校的各个系一进学校就是在一起的，尤其是在好莱坞。”李少伟对《人物》记者说，他毕业于AFI（美国电影学院），参与过《卧虎藏龙》、《功夫之王》、《云图》等电影的制作，是这些年在好莱坞制作中国题材最成功的制片人之一。当谈起自己受到的教育时，他说，大学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模拟环境，学导演的人找学编剧的人帮自己写剧本，再找表演系的人一起演戏，组成一个核心单位，以作品和创作作为主体，一起从中学习。

徐峥很遗憾，“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则完全不是这样，表演系整体做的都是明星梦，编剧系则认为自己是最有文化、看书最多的一波，导演系则在外面接广告，他们完全不知道彼此在干什么，也相互不熟悉。”

离开话剧圈，接触了大量影视明星之后，徐峥也发现他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小学三年级时，我便开始在舞台上演戏，等到我读戏剧学院时，我的观剧经验已经非常丰富，我看到的话剧要比在戏剧学院读到四年级的同学看到的话剧都多。”他说，“在好莱坞，导演必须自己写剧本，演员对电影的理解能力跟导演的水平是一样的，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身体特性甚至决定了他们有更加不可替代的部分，这也导致他们拿的钱比导演更多。但在中国，很多演员别说是专家，甚至都没有到一个电影爱好者的程度。他们很多平时从来不看DVD。”

2000年，徐峥凭借《春光灿烂猪八戒》一炮而红，这让他一下子成为了喜剧的代名词。那段时间，他接到了大量纯粹恶搞的剧本。徐峥悲哀地发现他自己离“张艺谋的男主角”越来越远。

有一次，徐峥去银行办理业务，营业员面对他的时候态度很好地称他“徐先生”，转过头则跟同事戏谑地说，“给猪八戒拿一万块钱。”

电视剧很快让徐峥感到厌倦，“拍电视剧很容易变成一个行活，你每次拍完一个戏以后挣到了钱，但却有一种挫败感，你知道这件事情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但它只能按照这个标准让你做。”

2005年，“明星话剧”的出现让话剧圈重新繁荣，徐峥重新回到了话剧舞台。他不再以对一个艺术家的想象去定义自己的表演。在一批商业上开始成功的话剧的全国巡演中，徐峥第一次亲自感受到了剧场观众的反应。

“徐峥的喜剧经验都是直接来源于舞台观众的，这比任何喜剧演员所获得的都更直接。他非常爱问，比如票价多少，多少赠票，当时有一个演出商和我们一起合作，他不断打听这些细节，他跟所有演员和导演都不一样。”李东说。

当导演

徐峥认为自己真正产生导演的想法是在2007年。那一年，徐峥同意出演宁浩只有300万成本的电影《疯狂的石头》。

李东之前把宁浩早期的电影给徐峥看，他看完之后觉得挺好。拍《疯狂的石头》时，李东给宁浩打电话推荐徐峥，宁浩很开心，说徐峥能来太好了。“钱不多，徐峥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李东回忆，“他这一点特别好，他就是喜欢参与这个事，不会计较钱的事。”

宁浩采取了一种在大陆还很少见的创作方式。他团结了同样很难获得拍摄电影机会的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的同学们。宁浩组成了一个10人左右的编剧团队，包括他的妻子，已经成为公务员的导演同学，他的老师甚至有宾馆服务员，一起想段子、碰撞、编剧本，构成纵横交错的故事脉络。

这种编剧方式对徐峥启发很大。“这让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有机会来拍电影。”徐峥说。

徐峥开始主动培养自己当导演的能力，他常常在片场称自己什么都管，“就跟一个大妈似的”。“在很多电影中，除了主演之外，徐峥还会主动当监制。”《泰囧》的摄影师宋晓飞说。在中国电影圈，监制要向制片人负责，有时会由吸引到投资的人担任，而有号召力的演员最容易吸引到投资。监制可以对导演与拍摄现场指手画脚，徐峥争取到了监制这个角色。到了《人在囧途》，徐峥甚至参与到了后期剪辑。“当宋晓飞参与到徐峥第一部真正署名导演的电影拍摄中时，他发现徐峥其实已经准备得很好了，他和徐峥开玩笑说，“这根本不是你的处女作。”

除此之外，徐峥甚至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带着母亲一起去看电影，并在观影过程中不断观察母亲的反应。

“她代表了最普通的观众，是我要面对的观众。如果你能做出一个大部分人都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要花很多的计算与演练，甚至包括你的人格、你的价值体系。”徐峥说。

囧系列

《泰囧》让徐峥获得颠覆性成功。这种成功当然也与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转型息息相关。

吴靖是一家法国公司的制片人，在今年的戛纳，她看到了很多疯狂的现象。“张艺谋之后，戛纳一直是中国电影人的重要一站，他们都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些机会。”吴靖说，“但今年非常冷淡，保利博纳的于冬没有来，华谊兄弟也只是来了一个负责海外的人。”

中国电影人已经对海外市场与海外资本不再那么感兴趣，更令吴靖吃惊的是，她遇到的每一个外国制片人却都和她谈起徐峥，不停地问他们是否认识，他们希望与徐合作。

“中国与好莱坞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吴靖说，“在《卧虎藏龙》之后，好莱坞兴起了中国题材热，但现在，好莱坞的中国热已经降温。好莱坞停止把中国题材卖到好莱坞，他们只是想在中国市场开发适合这个市场的题材。”

在吴靖看来，尽管市场变好了，但合作却更狭隘了。“在他们眼里，徐峥就是中国市场的代名词，他们希望通过徐峥来这里分一杯羹。我猜想他们看中《泰囧》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拍成很好的合拍片，可以把泰国改成全世界各个地方。”

徐峥证实有很多外国制片人希望为他做“囧系列”，比如《意大利囧》、《巴西囧》、《非洲囧》。现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徐峥可以在这个还很幼稚的电影市场里扮演更多的角色，可以当制片人，甚至变成一个有上市希望的产业合作者，但徐峥却发现自己开始面临新的困境。

他对好莱坞感觉亲切，却不希望好莱坞仅仅把自己看做赚钱工具。他希望他是故事的核心提供者，在合作上，能像拍《雪国列车》的韩国导演奉俊昊那样，真正指挥好莱坞的技术、特效团队、工业体系，让它们为自己的故事服务，进入科技含量最高的电影工业。不过，徐峥又是话剧演员出身，《泰囧》的吸引力靠的是表演、语言而不是电影视觉，这导致他与好莱坞模式之间存在隔阂。

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的电影工业体制下，徐峥发现导演是一个比演员有更多限制的职业。

制片人罗燕在谈到好莱坞的工作方式时举了自己当时做《庭院里的女人》时的例子。在好莱坞看来，这是一个小成本的文艺片，但即便如此，好莱坞仍需要在编剧之外有一个开发部主任，组织团队大量采访，甚至问到当年的人当时一个咖啡厅大概是什么样子，百姓住房多少平方米，“但在中国，没有人见过这种操作方式。”罗燕说。

而徐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到新的故事。他很快发现，这个过程比当演员困难太多，徐峥在多次采访中表示，筹备一部电影剧本就需要两年，当导演完全不能像当演员那样保证稳定收入。“《泰囧》从剧本到拍摄花了两年时间，只拿到了非常少的导演费，在拍电影的时候，你根本无法进行剧本创作，这明显比你当演员赚钱慢得多。”徐峥说。

黄渤与徐峥同时出演过《疯狂的石头》，黄渤现在一年接13部电影，这是他最快的挣钱方式。当《泰囧》的票房过12亿后，黄渤半玩笑地对徐峥说，你人生之后就只能一直走下坡路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功，徐峥在采访中表现冷静，他不断地告诉媒体这个数字到了最后已经跟他或者这部作品无关。“成绩好，我是挺高兴的，但是我也知道哪些部分是属于我的，哪些部分不是。”徐峥对《人物》说。

不过，和徐峥一样瞄准都市人群的喜剧主持人王自健对《人物》说：《泰囧》不可能不对一个导演的创作心理产生影响。“这部戏的票房还是7亿时，徐峥懊恼的是其实有很多地方做得还不够完美，但当票房达到10亿，徐峥开始怀疑自己以后还能不能拍出这么好的片子了。”

现在徐峥还要处理《泰囧》的后续麻烦。他信仰故事，也因为找故事找来了麻烦。《泰囧》的人物关系与故事原型来源于徐峥出演的《人在囧途》。徐峥保留了这种形态，并把选秀节目《中国达人秀》一个选手的原型故事植入到了王宝强的故事中。随后，《人在囧途》的制片方状告徐峥与光线侵犯了原本属于他们的版权。

在我小小的领域里

现在，徐峥希望自己能够当演员保证固定收入，同时，继续寻找更好的故事。“如果有可能，我最希望开一个好莱坞剧本培训学校，就像做长江商学院那样，把那些有经验的编剧、导演都召集过来学习如何像好莱坞那样写剧本。”

徐峥主动强调，他不相信这已经是一个不会再诞生大导演的时代了。“我可能一辈子都成不了李安，但我要在我小小的领域里做一些尝试与努力。”

徐峥认可好莱坞，但他却不打算像李安那样真正去美国学习电影或者和好莱坞合作拍片，在这件事上，徐峥表现出了不容置疑的信心，“现在好莱坞很多教材都已经翻译到了中国，不用去美国也能学会这些技巧。”说这话时，徐峥的坚定与自信让他看起来很像早年那些钻研各种西方技术的造汽车、造冰箱的中国企业家。当然，这个态度也基于，他不喜欢被当作好莱坞赚钱的工具。

徐峥相信学习的力量，当他在导演的道路上感到迷惑时，他就看书。

比起宁浩的自我，徐峥在所有人的口中都是待人谦和而富有团队凝聚力的。2009年，徐峥主动出演新导演杨庆的《夜店》，这是该片融资顺利的重要保证。在今天，杨庆已经是徐峥核心创作团队的重要一员。在《泰囧》之后极端的焦虑期里，除了看书，徐峥还想到了当时启发自己的宁浩，他甚至想过要不要重新回到宁浩的剧组，当演员继续去和他学习如何拍片。

“以前还是惰性占了上风，不愿意去动，动作晚了，到40岁才开始拍，我现在开始勤奋的时候，有很多其他的拖累了我，比如家庭、孩子，真的是感觉有点顾不过来，所以当我听到宁浩比我年轻的时候，我心里很不高兴。”徐峥曾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坦诚地说。

采访结束时，徐峥特意从卧室里拿出了一本他最近在读的好莱坞编剧书。“这本书很好，”他举着书，认真而充满热情地对《人物》记者说，“这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你一定的情节推动到极致。”

翻开这本书的封面，你会发现，它刚刚从美国引进了不到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