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鸣凤”黄桂鋆

清末名臣黄桂鋆（1858—1903），原名桂清，字伯香，号养吾，贵州安顺人。清光绪八年（1883年）中举人，次年会试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任云南省乡试主考官。光绪廿三年（1897年）补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在任上奏请增修战备，以图自强，敢言之声播于京城内外。不久，升任北京巡视五城街道御史，后奉命协办北京五城团练。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他护送两宫太后及侍妃逃往西安，受到朝廷嘉赏表彰。后来曾授任广西思恩、湖南衡州、四川保宁等州知府。光绪廿九年（1903年）卒于杭州西湖，年仅45岁。

父子换名为父考取贡生

黄桂鋆自幼家贫，勤于学业，性格刚正，见不得徇私枉法之人。其父黄云章是教书先生，光绪二年（1876年）父子二人到省城贵阳参加乡试。父亲为了让子考取贡生，于是商定在答卷上父子交换名字，结果黄桂鋆帮父亲考取了个贡生。又过了3年，光绪五年（1879年）黄桂鋆第二次到贵阳参加乡试，考取优贡生，朝考二等，选平远县学正。光绪九年（1883年）乡试癸未科，全国考取316名举人，贵州11名，黄桂鋆名列其中，会试中黄桂鋆又金榜题名考取连捷进士，选为有“储相”之称的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职。

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桂鋆奉旨出任云南省乡试主考。乡试结束回京时，绕道贵州，路经故乡镇宁停留，在寺庙里住了一夜，题字赠留：“玉京山寺，前明古刹，同治初毁于火。震东禅师锐意修复之。余往岁信宿云堂，迄今天台再过，风景不殊，而寺之南又添得高楼一阁，则玄都观之桃花，恢复当年故态矣，感劳人之草草，证我佛之因缘，为题一楹一额，留赠山门，聊代坡公之玉带耳。”可惜的是，后来楹、额均已被毁不见。

光绪十六年（1890年），黄桂鋆政绩显著，经考核取为御史，候补任用。光绪十七年（1891年）丧父，离官丁忧。光绪廿一年（1895年）丧母，再回籍守制。黄桂鋆在丁忧期间，在安顺凤仪书院讲授，以经史为根据，所取多知名文士，教育乡梓后学，开一代文风。民国《镇宁县志》卷三载曰：“桂鋆人才盖世，文如大苏，有飘飘欲仙之概，无晚清腐靡之音。当其自漠归里，即以古文正宗之法亲授乡之后进，一洗八股陋习，镇宁文风为之一变。如拔贡雷丕基、金铸昌，岁贡李永蓁、彭灏及国会议员张世昌即入室弟子。”后世对他的高度评价，溢于言表，留于青史。

以理抗外声名传扬京师

甲午战争之后，黄桂鋆见国势日衰，就此更加潜心经世之学。光绪廿三年（1897年），黄桂鋆补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上任伊始，即深入边防、考察海疆、调查军务，根据实情，上书奏请增修战备，以图自强。其敢言之声，从而播于京城内外，得到一些直正大臣的赞赏。吏部侍郎许景澄、京卿袁昶以其“留心时务，通达政体”，密保擢用。

不久，黄桂鋆便获升任北京巡视五城街道御史。京师旧例，凡冲衢要道，均应有停歇车马处，以免阻碍。他刚上任巡视御史的一天，有一位英国人乘坐洋车横置道路中，往来车马均受洋车所阻，车马人等愈积愈众。正在喧哗间，黄桂鋆巡视至此，询问后知道其中缘故，当即命吏属将洋车司机拉出来，将其鞭笞以示惩罚，并命吏从将洋车与司机拉到了都察院，准备依律处理。

英国人听闻此事，立即赶到都察院请求面见黄桂鋆。黄桂鋆准许其会晤，那位英国人再三道歉，自认是其司机的过错，要求宽大处理。黄桂鋆对他说：“此事虽微，有关政体，稍施薄惩，儆效尤也。况吾责所在，岂能溺职以媚人耶？君既自来，当徇君面。惟此御者，吾释之而君教之则可，幸勿稍纵，以为君累。”此英国人闻言，甚感惭愧，道谢告辞。

在英国坚船利炮虎视眈眈大清朝的背景下，黄桂鋆如此以理执法，不畏强虏，大义凛然，确实了不起。不数日间，此事传遍京师，有识之士闻之，都说黄桂鋆能“以理抗外”；而畏忌黄桂鋆的人，竟说他是“仇视外人”。

忠言被黜痛失强国良策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奸臣当道，结果中国战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各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是一块肥肉，接踵而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势日衰。在家丁忧的黄桂鋆，忧国忧民，速返北京，为了国家的振兴，日夜思虑，以图自强。光绪廿四年（1898年），他向朝廷奏《请增修战备折》，“以靖外患而图自强”，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提出了6点建议：

其一曰“备帅”。提出“近因时势多艰，恭奉谕旨，命荣禄以军机大臣兼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此其责任，又重之重也。应请饬下该大臣等，旱筹应敌之策，以防仓猝之变，至简放督抚，必择文武兼擅，中正不阿之人，若仅长于吏治而不娴于军务，但可攫任藩臬，不宜畀以疆寄。昔骆秉章、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沈宝桢诸人，皆以能军受督抚，而所治之部，乾然遂为重镇。今若提倡风气，使文臣平时留心韬略，则帅日出，于与宏济艰难；我国家转弱为强之基，即在是矣。”

其二曰“备将”。黄桂鋆指出“用兵之道，择将为上，练兵次之”。“大将者何？提镇是也。副、参、游以下为都、守，为千、把，递相辖制，而风声气习，皆视提镇为转移。提镇廉则贪者惧，而无扣饷缺额之弊也；提镇勇则懦者奋，而无临阵退缩之事矣；提镇有纪律，则暴横者守法，而无骚扰哗溃之患也。今各省现任提镇，类多积资较俸，荐至高位；其中固不乏宿将，而阘茸充任者正复不少。应请饬下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严加甄别，秉公黜陟；并由副、参、游中荐拔将才，以新三军之耳目，以振诸将之精神；庶几戎政聿修，而军事日有起色矣。”

其三曰“备兵”。“自绿营不足恃，于是乎有练军，练军又不足恃，于是乎有洋操，故洋操亦未尽足恃也；甲午之役，有既战而后败退者，有败退而尚可收拾支持者，有未战而先行逃溃或投降敌人者，今宜引为鉴戒。及此无事之时，饬下军机大臣荣禄，将其节制各军勤加训练，认真考核。孰可任战、孰可任守，务需分别布署，择要驻扎，以期得力，致于后继之兵，或于近畿地方，添练一、二大营；或就各省练军，汰弱挑强，并散为整，用备征调，以免临事周章。又，现经屡奉谕旨，举办团练，一俟各省练齐，并可择其精壮，调赴前敌。于城腹心之选，层出不穷，所谓‘众志成城，有备无患’，吾华之崛兴，不过一转移间耳。”

其四曰“备饷”。“饷者，兵所依以为命者也。非有饷不能练兵，非储饷不能用兵。顾言筹饷于今日，亦至不易矣：借洋款，则亏累已深；办股票，则纷扰愈甚；捐输既成弩末；厘税也难再增；罗掘无从，计将安出？”“比年以来，策富强者，莫不竟言西法。今轮船、电报、铁路、矿务皆已次第兴办，而公家无丝毫之余，是犹买椟而还珠，非善学西法者也。查外洋于此数项，均需纳税，为入款大宗。中国若能仿照办理，则招商局所行之轮船，盛宣怀所管之电报，胡橘分所办之铁路，每岁当可征入税银二百万两，至少亦百余万两。如谓西人税例不可行于中国，试问：中国各项贸易皆有厘金，岂此项贸易出入巨款，独可无税乎？至张翼督办直隶全省及热河矿务，应请饬下矿务大臣，查核办理。凡五金矿、煤矿、硝矿、磺矿均定税则，或仍作报效亦可，但需核实，不准含混。从前漠河金矿，每岁报效银二十余万两，近年仅四五万两，此皆不核实之故也。臣素性不喜言利，今因练兵为救时第一要策，非筹饷不克济事，故择其不病国，不病民者言之，倘蒙采纳，或亦司计者之一助也。”

其五曰“备械”。“西人行军，以枪炮为利器，争奇竟巧，日异月新；中国竭力仿效，总难并驾齐驱。然上海、天津、武昌等处所设之机器厂，已能制造无烟快枪及各种快炮。今若指定一式，令各省添设之厂一律仿造。其不能造快炮者，则专造枪；不能造枪者，则专造子弹；于通力合作之中，仍归划一。此处之子弹，与彼处之枪炮，皆能合膛，则取携甚便，永无缺误之虞。且自造自用，不向外人购买，既可免漏银出洋，一旦开战，西人虽守局外之例，不售军械，我亦无所求于彼矣。惟上海、天津两处，逼近海口，恐为敌所乘，葵诸勇夫重闭之义，宜将两厂移设腹地乌江、旅顺前鉴，故不远也。”

其六曰“备谋”。“有帅、有将、有兵、有饷、有械，可以一战矣；然必谋定而后劲也。势苟可以不战，亦何敢轻易言战？若遇事生风，动辄挟制；一教案出，则要索多端；一诏令出，则訾议纷集，甚至董军不准驻扎直境，则我无调兵之权；蔡钧借洋人为掩护，抗不交卸，则我无用人之权；似此情形，殆不可为国矣。而后此之欺侮我者，尚不知伊于胡底也！夫逊让无数于边患，筹策贵裕于平时。今敌之谋我，既各有其用心之所在；则我之谋敌，亦当慎择所处，以应变为机先，方其无事也。故不可畸轻畸重，致启猜嫌；及其有事，则何国助敌，何国助我，何者是我进步，何者是我退步，必先成竹在胸，庶免举棋不定。昔发，捻一役，初办亦未得手，迨相持既久，则知己知彼，遂算以成功。伏愿朝廷念前事之可师，决通筹之至计；凡所以建威销萌，皆当绸缪于未雨也。”

黄桂鋆奏请增修战备折的6条建议，无疑是“强兵靖国”的良策，但却没有得到采纳，大清王朝又一次痛失了“靖外患而图自强”的大好时机。后人论及此事，无不深为痛惜，扼腕唏嘘。此次上书，对于黄桂鋆来说，虽忠言良策遭受罢黜，然其敢言之声播于京外，扬一时之正气，当时朝野有“朝阳鸣凤”之称。

三奏弹奸屡遭打击报复

清廷腐败，国势日衰。忧国忧民的黄桂鋆认为要抵御外侮，必须惩治腐败。其时清朝皇族内阁邮传大臣盛宣怀借筹办和主持多项企业，中饱私囊；同时接受贿赂，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商办川粤汉铁路权出卖给外国。身为都察御史的黄桂鋆，抱廉守节，仅在光绪廿六年（1900年）就先后3次上奏弹劾盛宣怀等人。

奏折说：洋货加税免厘弊病很大，造成大量资金外流，这是汉奸通敌卖国造成的，应该加以提防。中国与外国通商，内地之厘金与进口之关税本属平等的原则，以保我自主之权。然而强敌乘机要求条约屡改，洋商贩运洋货以半税抵内地厘捐；洋商贩运土货，以三联报单完纳内地厘捐；凡是流通的洋货对洋商太优惠了，而洋商贪得无厌，又提出加税免厘的要求。英国大使威妥玛多次提出这件事，德国大使巴兰德也附和。当时人们都认为不能答复他们的要求。盛宣怀却提出愿与税务司的赫德议加磅价，说是奉旨交办，又以金价涨落不定诡辩复奏。奏文中又加上了加税免厘一事。

黄桂鋆上奏说：臣暗思此事，确有很多弊病。一是如洋货免厘，土台必冒洋货以漏税，而各卡难于稽查，这样一来土货厘金也将大受影响；二是洋货免厘，而土货不能免，各卡又不能撤，所需的经费必只能取利于土货。这样做洋货必然畅销而土货受累。中国商人有空子可钻，去勾结洋商买三联单以运土货，而内地厘金成了虚设；三是各省厘金已减少，如有兵荒之事无可筹款以应付急事；四是厘金款项原来是户部指款及例拨京协各饷都很重要。现在改章之后必将移归洋人海关提拔，大权由税务司去操纵，户部反而为所牵制；五是加厘增加收入，增加军饷来练兵，说起来好听，但饷的来源偏重于洋人海关，未免太幼雅，受人家摆布，而且管税务司的赫德是英国人，他必有其异心，一旦发生战争，他不拨款怎么办？六是通商约章应规定年限，如不规定年限，过一段时间洋人又要求减税，这样下去，洋税不仅没有增加，而厘金也流失了。

黄桂鋆强调：凡此六弊，都应引起重视。认为抽厘金的权操纵在他人手里，关系甚大，不能贪近利而忘远图。如不注意就坠入洋人的圈套，使洋人蓄谋数十年来都未得到的，今天安坐而得。

黄桂鋆又上奏说：明目张胆引狼入室，这是盛宣怀卖国的一大罪案。盛宣怀的罪恶明著，肆无忌惮，是有人支持他的缘故。船、电两局在北京以外有两三处重要的地方他并未入股而暗中参加分红；而有的人得了点小利，则互相袒庇。因此，虽屡次参劾，终含糊迁就敷衍了事。

然而，盛宣怀自知罪状难以隐匿，怕有人举发，于是别生诡计，竟称参劾的人是对他诬陷。

光绪廿六年冬（1900年），军机大臣召见黄桂鋆宣布皇帝旨谕说：“朕观黄某，富于才具，思恩筒缺，不称其才，其择冲重任之。”把黄桂鋆由都察院御史（省部级）贬到广西思恩府任知府，还说是黄桂鋆“富于才具，择冲重任”。

然而，当黄桂鋆接到赴广西思恩府任知府的旨谕准备起程时，又接到军机处传旨，改任湖南衡州府知府。由于黄桂鋆在任都察院御史时，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对朝廷中的一些王公大臣的违法乱纪、贪污受贿行为进行过弹劾，被弹劾过的人就暗中授意湖南省巡抚以图报复。因此，黄桂鋆到湖南几个月，湖南巡抚不安排他到职上任，给黄桂鋆写了一个奉旨开缺的介绍叫他自己送回北京另外安排。1901年黄桂鋆只好由湖南转回北京，走到开封将湖南省奉旨开缺的介绍在开封引见后，朝廷又给黄桂鋆下了一道“奉旨五缺后选用”的旨谕。

黄桂鋆又等了1年多，至光绪廿九年（1903年）才接到选授四川保宁府知府的旨谕。这时又有人上奏说：“黄桂鋆向来仇视宗教，四川是发生过教案的地方，他到四川保宁府去任知府不适宜。”又把圣旨收回，旋复开缺。

黄桂鋆对家人说：“吾一知府，竟为时流所不容，天下事可知矣。西湖为中国名胜之区，山清水洁，吾其老于是乡可乎！”就带着家眷一起到杭州寓居。由于他3次上奏弹劾奸臣反而遭到了惨重的打击，忧心忡忡，郁郁成疾，到杭州不久就抱恨终天，1903年6月卒于杭州西湖，时年45岁。

黄桂鋆的弟弟黄桂辉护送灵柩回贵州镇宁安葬。当时任贵西道的文悌与黄桂鋆是好友，知道黄桂鋆抱恨终天后，作了一首长歌以吊曰：“盖鋆之才宜膺大用，其为人也宜享大年；乃以一郡守，竟三仕三己，不获其任，坐令郁郁以终，而不一试，天实为之也。君子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岂独鋆之不幸哉！”

黄桂鋆英年早逝，皆因一心富国强兵，忠勇为国，不畏权贵，屡遭打击报复贬徙所至，时人评为“其人心底无私，忠勇可昭日月，大清不能用此忠勇之士，其气数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