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廿二史记》剖析赵翼的治史方法

摘要:赵翼,清代史学家,著有《廿二史记》,但是在该书初出之际,得不到当时史学家的不承认,直至乾嘉之后,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以至于名扬海内外。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局面的出现,本文主要就从该书中剖析赵氏的治史方法。

关键词:赵翼;《廿二史记》;经世;归纳;比较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9-0002-02

“赵翼(1727年～1814年),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晚号三半老人,汉族,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清朝文学家、史学家。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五、七言古诗中有些作品,嘲讽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引自百度词条)赵翼的文学著作有诗集53卷及《瓯北诗话》,史学著作有《廿二史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

《廿二史记》又名《二十二史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总计条目约六百余条,内容以研究历代正史为主,其中也涉及《旧唐书》及《旧五代史》。虽书言二十二史,但实涉及二十四部正史。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其史名则远为诗名所掩,在史学上,彼极孤独,鲜有从其治史学者。其大著《廿二史记》虽于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并称,而当时史学界最重钱书,王书次之,记陪末座焉,怀疑记非是出于赵氏之手者,亦大有其人。即此可窥见赵氏生前史学声名之晦暗矣。”(杜维运 《清代史学与史家・赵翼之史学》中华书局1988)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廿二史记》出现之初在社会上的评价并不高,不为世人所重视。但是乾嘉以后,赵氏史学地位,有所提高。道咸年间,张维屏称美记“考证精审,持论明通。”(清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八・赵翼》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光绪三年,丁宝桢序《瓯北全集》谓“赵氏於清代诸儒中,独长于史学”。至民国时代,梁启超继续为记揄扬“谓赵氏能属辞比事,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不局促于狭义的考证。”(梁启超 原,朱维铮 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除此之外,赵氏史学之名,不仅仅是在国内影响广泛,在1916年西方出版社《中日史家》一书中,赵氏一书备受赞扬,加拿大汉学家浦立本教授认为“赵氏致力于克服中国史家之传统缺陷,能触及使近代史学家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能超越孤立之繁琐事实之上以观察,自其归纳出社会史和制度史发展趋势之通则。”正如赵氏同时诗云“诗传后世无穷日,吟到中华以外天。”(《瓯北全集》清 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 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能否吟到中华以外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从上述记述可知,赵氏史学和专著已经是扬名海外,洋溢环宇。

为何赵氏史学在其生前身后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首先,赵氏史学的诞生时期和时代潮流、史学发展潮流不相符。从时代潮流来看,赵氏《廿二史札记》约撰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此时既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辉煌期,同时又是文字政策异常严厉的时期,这就造成了此时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的发展――乾嘉考据学。史学家崇尚博雅,醉心考据,耗尽毕生岁月于纠谬证伪之中,而赵氏史学虽然内容上存在考据成份的存在,但是更加侧重于经世思想,“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於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廿二史记・小引》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 中华书局 1984)“一事无成两鬓白,聊凭阅史遣时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瓯北集・再题廿二史记》清赵翼著,李学颖,曹光甫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而钱大昕在《廿二史记・序》亦是赞其“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虽赵氏於记小引中云:“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於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随看起来是其自谦之语,但实际上经世致用之思想已是溢于言表,寓于谦语之中。

道咸以来,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侵略势力如潮涌而至,国势岌岌可危。时代在呼吁经世致用思想的出现,而赵氏史学则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要,促进其史学地位的提高,清代洋务派代表张之洞於光绪二十四年写劝学篇、考史之书,约之易读记,至如梁启超推崇记,已是多半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

其次,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廿二史记》中更是突出的使用了归纳和比较方法来实现这一思想。赵氏治史,深的春秋属辞比事要义,不执单词孤事论史,每每罗列诸多相类之史实,比而论之,以得一代之特征,这就是近代极流行的史学归纳法。如记卷五“关张之勇”载“汉以後称勇者必推关张。其见於二公本传者:袁绍遣颜良攻刘延於白马。曹操使张辽、关羽救延。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於万人之中,斩其首还,绍将莫能当者。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後。飞据水断桥,_目横矛曰‘身是张益(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二公之勇,见於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魏志昱传)刘奕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於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矣!’(魏志奕传)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吴志瑜传)此吴人之服其勇也。不特此也。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晋书遐传)符秦遣阎负殊使於张元靓,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邓羌者,关张之流,万人之敌。秃发辱檀求人才於宋敞,敞曰‘梁崧、赵昌,武同飞、羽。’李庠膂力过人,赵Q器之曰‘李元序,一时之关张也。’(皆晋书载记)宋檀道济有勇力,时以比关羽、张飞。(宋书道济传)鲁爽反,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刺之,应手而倒。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南史安都传)齐垣历生拳勇独出,时人以比关羽、张飞。(齐书文惠太子传)魏杨大眼骁果,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书大眼传)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寅曰‘崔公,古之关张也。’(魏书延伯传)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破胡等十万众,来拒有西域人,矢无虚发,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即出阵,掷铣杀之。(陈书摩诃传)以上皆见於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 中华书局 1984)即为自正史列传中觅取材料,获得“关张之勇”这一结论,从众多的事实中得出抽象的理论,这正是对归纳法的应用。当然除此处之外,类似的“宦官之害民”、“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等多处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赵氏使用归纳法同时,也充分的使用了比较方法,凡同类事,都是比较异同,由其异同寻出可疑和矛盾的地方。如记卷七“九锡文”载“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逐件铺张,至三、五千字,勖文体裁正相同。)其後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着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操之九锡文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乃後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词也。(以後各朝九锡文,皆仿其文为式。)曹丕受禅时,以父已受九锡,故不复用,其一切诏诰,皆卫觊作。(觊传)晋司马昭九锡文未知何人所作,其让九锡表,则阮籍之词也。(见籍传)刘裕九锡文亦不详何人所作,据傅亮传,谓‘裕征广固以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诰,皆亮所作,则九锡文必是亮笔也。’萧道成九锡文据王俭传‘齐高为太尉,以至受禅诏册,皆俭所作,则九锡文是俭笔也。’萧衍九锡文据任P传‘梁台建禅让,文诰多P所作。’又沈约传‘武帝与约谋禅代,命约草其事,约即出怀中诏书,帝初无所改。’又邱迟传‘梁初劝进及殊礼皆迟文。’则九锡文总不外此三人也。陈霸先九锡文据徐陵传‘陈受禅诏策,皆陵所为,而九锡文尤美。’是陵作九锡文,更无疑也。高洋九锡文据魏收传,则收所作也。他如司马伦亦有九锡文伦既败,齐王滓沙龈抵,将罪之,後检文草,非只所为,乃免。(只传)又以陆机在中书,疑九锡文、禅位诏皆机所作,遂收机,成都王颖救之,得免。(机传)而邹湛传,谓‘赵王伦篡逆,湛子捷与机共作禅文。’则九锡文必是机笔也。桓温病,求九锡文。朝廷命袁弘为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美而戒勿示人。谢安又屡使改之,遂延引时日,及温死乃止。(彪之传)桓元篡位。卞范之及殷仲文预撰诏策,其禅位诏,范之之词也,九锡文则仲文之词也。(见范之、仲文传)此皆见於各史列传者。至於曹丕授孙权九锡、孙权加公孙渊九锡、刘曜授石勒九锡、石弘授石虎九锡、石世授石遵九锡、苻登授乞伏乾归九锡、姚兴授焦纵九锡,其文与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见当时篡乱相仍,动用殊礼,僭越冒滥,莫此为甚矣!汉书武帝纪‘诸侯贡士得人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曰‘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然皆不言九锡出处。据後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於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鬯(祭酒)。’案周制本有锡命之礼,如诗、左传所载‘厘尔圭瓒、鬯一卣(酒器,宽口、大肚、有盖、有提梁。),彤弓矢千’是也,纬书仿之而演为九耳。”(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 中华书局 1984)这就是对于同类之事进行比较,并且这个比较也是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类似的篇章还有“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魏晋禅代不同”等。除了这种相关的内容进行比较之外,涉及到记载同样事情、同个时期之间的比较更是不胜枚举,例如《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新旧《唐书》的比较、辽宋金史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原事实的真相。在辽代、金代、元代的史事,尤其是涉及人名的时候,更是书与书之间的互校和一书前后的本校相结合。

归纳法和比较法在清代的史学家中可是说是运用的十分的广泛,无论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还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史学家中,能够将比较法和归纳法运用的如此的透彻的,可以说是要首推赵氏。大着言“一代文物制度”、 “历代之兴衰弊端”,小者如言“两汉多凤凰”、“汉代多黄金”、“金俗重马”等等,往往都能自圆其说。除此之外,在对于中国历史,赵氏也是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如纵向多次谈到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米价问题“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明代的米价贵贱”,通过米价的变化,透视朝政兴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其意义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考史范畴。横向的,在“汉末诸臣劾治宦官”条中,不仅涉及东汉的宦官问题,而且将唐、明各朝士大夫与宦官势力之间的较量进行对比分析,从宦官势力膨胀的过程中,寻找中国政治的特点。同时,赵翼的考释极少晦涩之词,大多言简意赅,易读易懂,篇目的标题常有画龙点睛之效,经过综合归纳,有些条目很是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卷。

因此,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云:“赵翼之廿二史札记,虽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方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此事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 2009)甚至时至今日仍有有学者评论赵翼的治史是“乾嘉时代甚至中国整个史学发展史上所罕见的史学”。由此可见赵氏治史方法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赵翼之史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2]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八・赵翼[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梁启超,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