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一个村落的浮华

河北藁城市增村，曾是全国闻名的假烟制售基地，有关情况曾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关注。

2000年以来有关部门先后对该村造假者进行重点打击，该村近百人被判入狱，其中有多人被判刑15年以上。

按理说，教训不可谓不沉痛。然而2004年3月13日的子夜，藁城市烟草专卖局的稽查人员，又在该村查获了三名制售假烟的村民，其中有两人的亲属因造假正在监狱服刑。

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剧，构成整个增村的悲剧。这悲剧的背后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至今还有人铤而走险？

透视藁城假烟村报道之一假烟造就一个村落的“繁华”卷烟机实现三级跳

在20世纪后期，藁城市增村已成为一个假烟集散地，产供销一条龙，全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都在制售假烟，且假烟生产完全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生产规模之大可以与保定烟厂媲美，假烟品牌达到了几十种，有“南有云霄，北有增村”之称。与所有的事物一样，该村的假烟生产也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

在藁城市烟草专卖局，记者见到了增村三代卷烟机的照片。三代卷烟机从外形到功能都有很大的变化，机械化程度一代比一代高。据该局专卖科科长张明晓介绍，卷烟机的每一次改进，都会引起假烟生产规模的一次大的提高，增村的假烟生产就是随着三代卷烟机的改进实现了三级跳。

增村最早出现假烟是在80年代后期，那时造假者使用的是第一代卷烟机――手工木制卷烟机。这种自制的手工机器比较落后，全部由人手工操作，卷动一下只能出一根烟，因此产量不高。

第二代卷烟机出现在1993年，叫做自制电动卷烟机，卷动一下能出两根烟。使用这种机器时需要调节机器平衡等，已经包含一些技术含量，假烟产量也随之成倍增加。

1997年，由于南方沿海地区打击制售假烟的攻势凌厉，使造假者难以生存，于是一些造假分子逐渐向北方转移。与此同时，增村的第三代卷烟机正式上马。这些机器是河南、湖南等地烟厂淘汰的旧机器，完全是机械化生产，其规模和技术含量前两代卷烟机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些制售假烟者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不论什么品牌的产品，只要市场有需求，他们都能生产。

“机子一转，日进一万”

此种机器一般都在20万元以上。大投入带来高效益，这时的增村，假烟生产开始走上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能力和利润都令人震惊，每台机器每天可生产150件卷烟，一天每台机器的利润在万元左右。增村人曾自豪地对外宣称：“机子一转，日进一万。”

在增村，假烟的生产全部实行“股份制”。亲朋好友合股经营，一台机器多则20人入股，少则4～5人入股，有明股，还有暗股。经营收入按股东所占股份的多少分成。

每台机器的股东都有1～2名“管事的”，掌管这台机器的购进、原料的采购、假烟的生产和销售等事宜。账目由专人管理，以保证收支合理。由于假烟生产是违法行为，为了逃避打击，增村所有的机器均在晚上进行生产。有关这台机器的产出、销售以及停放地点，只有“管事的”和几个大股东才知道，其他股东只管坐在家里分钱。

36岁的杨某（后被判9年有期徒刑）被村里人称为“能人”，三台机器上都有他的股份。1999年8月，杨某和同村的周某（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等人商量，通过河南人徐某，花了27.6万元从湖北买进一台卷烟机和一台接嘴机。靠着多年制售假烟的关系，杨某联系上了河南的赵某，替赵某加工假烟。赵某提供原料，负责收购，杨某等只负责生产。一件假烟的加工费100元，而一台机器一天的产量是150件左右。可见，“机器一转，日进一万”此言一点也不夸张，短短三个月时间内，他们便收回了购买设备的全部成本。之后，便是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了股东们的腰包。

据知情人介绍，当年的增村，多数家庭都与假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村里人无心搞别的副业，制售假烟成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正因为假烟市场的繁荣，当时的增村一派红火景象：大小饭店天天爆满，百货商店顾客盈门，走在大街上，到处是匆忙的行人，有增村人，也有来增村发财淘金的外地人。增村，俨然成了一个遍地黄金的宝地。

透视藁城假烟村之二假烟导致一个村落的衰败制假打假此消彼长

增村制售假烟，一直未能逃避藁城市烟草专卖局的打击。它的繁荣与衰落体现了打假与反打假力量的消长。

1992年至1998年，藁城市烟草专卖局每年都对增村制售假烟进行查缴。由于当时的制假数量较小，不够量刑标准，稽查人员除了对制假设备进行查封及对制假者给予罚款外，没有其他更有力的打击手段。所以，每次查缴之后，其制售假烟行为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为了打击增村假烟，稽查人员与制售假烟者斗智斗勇。1998年，为了解到制假者的内幕，稽查大队驻张家庄稽查中队的刘中队长，化装成收购假烟的商贩到增村“卧底”，掌握了造假者的许多信息。当晚，当刘队长带领稽查人员出现在造假者面前时，造假者大呼上当，对刘队长恨之入骨。与此同时，藁城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在增村及周围村庄布置了多名线人，线人提供的线索一经查实，当即给予4万元的重奖。

为了逃避打击，制假者采取了多种对策。不仅造假窝点十分隐蔽，而且在离增村不远的指甲村口，常有出租车在那里等客，这些出租车司机许多是造假者买通的线人，一旦看到车队开往增村，马上会用手机通知造假者。据了解，当年增村的制假者可在20分钟内迅速转移设备，也可在20分钟内迅速恢复生产。

制假者曾动过收买稽查人员的脑子。稽查大队的大队长张明晓说，当年，不断有被查的制假者对他说：“如你在行动之前跟我说一声，一次给你5000元。”但都遭到了张明晓的严词拒绝。

造假案件震惊高层

1999年发生的那场执法者与造假者之间的对峙，令稽查人员至今心有余悸。1999年的4月12日，石家庄市烟草专卖局、藁城市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及公安、工商等部门共101人，对增村的制假窝点实施突击检查，当场查获了其制假设备和原料，并抓获制假人员4名。不料在执法过程中，增村迅速聚集了上千村民，手拿粪叉、砖头、铁锤等物大打出手。几乎所有执法人员都挨了毒打，多个执法人员被打得鲜血直流，14辆执法车全部被，车窗被砸烂，连警车也没放过。

增村制假者的嚣张气焰传到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及国家领导人那里，他们深感震惊，决定摸一摸这个“老虎屁股”。当年8月22日，国家烟草专卖局调集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邢台市等烟草专卖机构的600余名稽查人员，加上公安、工商执法人员共计千人左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增村，当场捣毁4个制造假烟的黑窝点，收缴卷烟机8台，并查获大批成品假烟及烟叶、烟丝等原辅料。

国家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刚走，藁城市抽调市直机关干部300多人，投入资金360多万元，对增村进行了三个多月的集中打击。共查获各类卷烟机26台（套），捣毁烟丝加工窝点10家，查获成品烟444件以及大量的散装烟、烟丝、过滤嘴及制假辅助材料；抓获犯罪嫌疑人118名，其中刑事拘留、逮捕40人，使增村的制假活动遭受重创。

制售假烟人财两空

在“8・22”声势浩大的打假行动后，执法人员继续对增村制假进行严密监控和有力打击，几年来相继有多名制假人员落入法网。据张明晓介绍，到目前为止，增村制假案中共有185名涉案者被判刑，最长刑期达到16年半。所有判处徒刑者均依法并处罚金，最高罚金达到135万元。

由于增村制假多为家族行为，因此严打之后，有父子、兄弟同时入狱的，也有抛妻离子潜逃他乡，更有许多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不少造假者刚刚从事这项“生意”，是借钱或贷款入股买的造假设备，不仅没挣钱，连借款和贷款也无力归还，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而没有参与造假的人里，也有很多人因借钱给造假者而导致无端受损。

就这样，猖獗一时的增村制假活动走向了末路，增村的经济也随之大幅度衰落。此时的增村，悲伤、失意、穷困便是它的主题。

透视藁城假烟村之三浮华退尽增村面对新生困境颇有防范意识的增村人

采访增村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记者两度深入增村采访，遇到最多的便是阻挠，听到最多的话是“不知道”。

3月23日上午，记者来到增村，走进一农户的家里。这家的主人姓陈，是一位朴实的老汉。陈某说，现在的日子真不容易，副业是养殖一些狐狸，但仅能谋生而已。其他村民的日子也跟他家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好的致富门路。聊着聊着，记者把话题引导到假烟上，陈某立刻警惕起来，说自己没搞过假烟，也没跟搞假烟的人接触过，对那些事不了解。但他告诉记者，因为国家对制售假烟的打击，以前造假烟的人家现在都不太好过。记者向其询问一位因造假而被判刑的杨某家的住处，陈某只给记者指了一个大概方位。

按照陈某指的路线，记者一边走一边问。竟没有一个村民肯告诉记者杨某的住处。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了杨某家所在的小巷。一位妇女听记者打听杨某的住址，误以为是执法机关来抓人的，便替杨某求情：“杨某现在监狱里，只剩下媳妇带着两个孩子，日子太苦了，你们就别抓她了。”

记者找到增村村委会。在破旧的大院里，未看到一个村干部，只有一个门卫在值班，不管问什么，这个门卫一律回答“不知道”。甚至问到村党支部书记的名字，他也说不知道。

造假让增村付出沉重代价

昔日的造假者在牢狱里服从改造，那么，没有男人的家是什么样子呢？3月26日，记者第二次来到增村。吸取上一次的教训，记者先找到增村镇党委副书记，通过他们才见到当事人。

杨某因制假烟加上抗拒执法，被判处16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是增村制售假烟案中被判刑期最长的一个。说起坐牢的儿子，他的父亲留下了辛酸泪：“儿子不在家，扔下多病的儿媳和两个孩子，一家人的开销全靠几亩薄田和自己在外面捡破烂，难熬呀！两个孙子小的今年11岁，从小体弱多病，现在还在上一年级，经常要看病花钱；另一个14岁，因为缴不起学费，已经辍学了。”

记者问老汉：“到监狱探望过儿子吗？”

老人的眼泪又流了出来：“几年来，我只去看过他一次。”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两个人去一次石家庄，来回的长途车费加上市内公交车费就得14元，顶我捡半个月的破烂。”

杨双（化名）和弟弟因制售假烟双双入狱，刑期分别是7年和9年，他们各自给老父母留下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父母亲已经年近八旬，种田之余靠做些豆腐养家糊口。杨双的父亲擦去眼里涌出的泪水：“兄弟俩现在有十几万元的银行贷款，别说还贷款了，日子都很难过呀。”

两个家庭的困境让记者心里一阵阵发酸：孤儿寡母，古稀老人，加上银行贷款，日子之难可想而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呀！

制假使增村经济倒退20年

其实，制售假烟对增村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增村党支部副书记杜林保说，制假给村里带来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首先是村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因为制售假烟，花费数十万元购买的卷烟机被国家没收了，许多人被罚了巨额罚金，一下子倾家荡产。现在村里一片萧条，农村经济仿佛倒退了20年。

其次是村里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当年制售假烟的大多是3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入狱后，村里少了许多有生力量，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好在村民目前在镇、村两级政府的领导下，搞了一些养殖狐狸、猪以及种植大棚蔬菜等副业，村里经济有所恢复。

另外，制假对家庭和后代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制假者入狱后，他们的子女教育也成了问题，这些孩子们一方面要承受经济的窘困，有的孩子因家境贫寒而失学；另一方面勉强读下来的，也因缺少父爱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一些入狱者的妻子，因不能忍受生活的艰辛弃家出走，留下年迈的爷爷奶奶带着年幼的孙子孙女，艰难度日。

增村的明天路在何方

在与增村村民的接触中，记者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制假以前时光的怀念。

但对于制假售假行为的反思，记者却很少听到。他们将过去的事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只不过是为了这挣俩钱，根本没想到（造假烟）是犯法的。”一位因制售假烟被判刑的村民家属对记者说：“俺们一没偷，二没抢，只不过卖点东西想挣钱花，为何就判这么重的刑呢？”

虽然村民们都说他们早不做假烟了，可是从藁城市烟草专卖局的查缴结果来看，藁城假烟并没有绝迹。一位村民也说：“现在村里人都知道做假烟是犯法的，都不干了，但个别人还在偷着干。”

那么，增村的明天会走向何方呢？增村人能否抛弃过去制售假烟时的投机心理，从制售假烟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走上勤劳致富之路呢？或许，一些人还在怀念过去“机器一转，日进一万”的好“时光”。对此，藁城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马志鹏警告说，该局对非法制售烟草保持强力打击的态势，可以说，造假莫露头，露头必挨打，任何侥幸以造假烟致富的目的都不会得逞的。在此，衷心希望增村人认真反省，吸取沉痛的教训，在今后的日子里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