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的形而上哲学阐微

“我们可以把人的头脑比作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具有反映的能力，并能把它所反映的形象保存、记录下来，还能不太完善的加以解释。这不是一面能够照出确切形象的清晰闪亮的镜子，而是一面经常被遮蔽的、模糊的、有污点的、有裂缝的破碎的镜子。形象的面貌，不论它所反映的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镜子本身的质地以及积聚在镜面上的污点、灰尘和其他外加物质来决定的。”

人是什么？这是足以让一个人寻觅一生而不可知的谜题。产生人类之前，绝没有这一大堆疑问。恰是造物弄人，环境的变化迫使某种动物由四足跑动向着直立行走的方向迈进，而这个物种迫于生计而不断的摸索锻炼使得手脚分工、脑量增加、制造并使用手工工具。久而久之，原始的人类便立足于这片蔚蓝色的星球之上了。造物主偏爱这新生物种，给以诸多的恩赐，使其成为“万物之灵”。他们逐渐创造了语言及文字以方便组织社会化活动，随着组织结构的扩大和复杂化，其生活也是日益丰足。“衣食足而知礼节”，他们自称为“人”，并且思考诸多问题。其中，思考最多却始终无法破解的谜题就是“人是什么？”。

恩斯特•卡西尔讲“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而对于此问题的探究已然成为一个阿基米德点，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评价自己的全部哲学成就只有“我寻找过我自己”一句话，蒙田亦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人作为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的自然环境的产物，必然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从何处来？”。人作为一个高度智慧的个体开眼看世界之时，虽没有复杂的语言符号系统，然其心底必会对自然环境的种种状态有所表述。大多数语言学家相信语言产生之初，最先出现的必然是疑问句、感叹句，而后才会是祈使句、反问句等。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进入个体思考的范畴，自然当时人们尚不知如此多的名目、概念。虽则如此，他们却是有过这样的体念。他们具有无比强大的求知欲望，就连他们自己也是无法想象的。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明察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之于视觉者为多。”

人草昧之时必会有这样的体念吧，随着求知个体数目的增长，知识逐渐积累下来，而产生出“文化”这个字眼。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于后世有多大的意义，也不知道他们被称作思考的行为所产生的知识会成为“文化”的称谓，正如他们长期以来所行使的义务一般。文化（英文词为culture,拉丁文为Cultura，意为耕种、栽培）随着耕种技术的播传而个体间组织日益紧密，社会网络已然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力的强盛使得当时作为社会群体的每一个个体充满了极强的自信心，亦对将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正由于此，刀耕火种模式的耕作制度开始显现它极大的破坏力。亚历山大•冯•洪堡于美洲新大陆的旅行中关于巴伦西亚湖的描述恰如其分的显示了这一点：“砍伐掉覆盖在山坡上的树木，对任何气候都将在未来的年代里产生两种祸患：即短少燃料和缺乏水分。由于树叶上水汽的蒸发和在晴日树叶的辐射，树木四周被一层凉爽湿润的空气包围着。它们对泉水发生了影响，这并不是如通常所说的树木能吸附水汽，而是因为它们遮蔽着土壤，免受太阳的直接照射，从而减少雨水的蒸发。森林一旦被毁坏，就像在欧洲种植者手下美洲各地到处如此，泉水量缩减或完全干涸。在一年中有部分时间干涸的河流，在山地降暴雨时变成了急流。随着山坡上灌丛的清除，草皮和苔藓也就消失，奔流的雨水不再遇到任何阻挡。河水面不再通过逐渐渗透而慢慢上涨，雨水把地面切割成沟谷，把松散的土壤带走，并暴发洪水，冲毁田地。这样，森林的破坏，泉水的枯竭，以及急流的产生，就成为密切相互联系的现象。”

人这一社会群体处于一个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之中，每个个体的自利行为必然要受到资源的约束。人口规模的扩大，势必引起人均资源量的降低。正如韩非子所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

当此之时，社会群体之中智慧的部分毅然察觉到，人与其生存之环境之间的关系关乎每个个体乃至于社会群体的存亡。人力的增长无疑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加及社会财富的增长，然而，自然环境在蒙昧之初的人类眼前始终是强大而不可战胜的。所以当时巫术盛行，甚至影响到所有的政治决策行为。此种传统于后世影响显著，历代皇帝登基亦或遇到大的灾难时会于五岳山巅封禅，祈年殿祭天。古代四大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虽然文化范式上面存有诸多差异，但在个体生命灭亡之后，所筑造的台型丘墓外形却是相似的。这一点不仅显示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群体于几何审美上有着相通之处，更重要的是，作为智慧的社会群体相信人死之后会与另外一个空间相联系，人死之后会成为另外一种存在而生存于另外一个空间。而台型丘墓的建筑就是生于此世之人与生于彼时之人的一种空间上连接的节点，亦是生人对已故之人的一种纪念形式。在我国春秋时期就有厚葬还是薄葬之争，曹操于此认识颇为深刻，而成为古代帝王中主动要求薄葬的第一帝王。

“穷则思变”，于此时社会群体之中聪慧的个体便有着有益于普通人的生活体念，便会创造出异于常人的思想学说。而于人之生存环境的认知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仅一句“法自然”影响了多少后世大贤，成为国人做事为人的最高原则。而西方贤哲之辈之中亦有与老子持相同自然法观的人物。亚里士多德“不应当在变了质的事物里而应当在合乎自然法则的事物里来观察自然”，弗朗西斯•培根“Natura Parendo vincitur,自然是通过对其服从而被战胜的。”培根处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初，不免受到当时流行的观点的影响而认为战胜自然是人类存在的必然要求。人们，至少当时西方的大多数人尚未认识到自然环境的变迁于人类有多大的影响。毕竟，变化是相对缓慢的，而人的生命亦是短暂的。

西方哲学历来未有相似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念之概念，他们认为战胜自然是必要的、必须的、必然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有许多人认为自然是人类存在的相对，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威胁。人类认识自然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经验无疑是来源于对自然观察的结果。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从一个森林里飞出的鸟，有着相同的羽毛”正和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中国传统思想认识，不过这个看似粗浅的认识确实是来自于对自然长期观察。上古伏羲远取诸端，近取诸身，象天符地，以为八卦。后“文王拘而演周易”，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成为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周易基础。十七世纪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在观察八卦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最早的二位数码并成功应用于早期的计算机，为后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提供了理想的模板。从这一点上我不敢妄加断论的讲伏羲八卦或周易于后世科学有莫大的指导意义，但至少目前我们所显现的所知的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一些端倪。而太极之称谓源自于孔子的创建却是无可争议的。“太极”意为“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说世间所有皆包含于此，类似于老子的“道”。当然，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是在见到老子之后，其思想五十岁前后大有不同之处，想必是受到老子与周易思想的影响。周易中乾卦与坤卦开头两句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道尽了伏羲创立八卦时的思虑体念，也成了后世儒家仁人君子立世的准则范囿。梁任公②便借了这两句来做了清华大学的校训。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的哲学定位就是从自然出发，而创立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