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的初次被捕

1944年秋,骆宾基为生活所迫,离开重庆去酆都的适存女中教书,一面继续写作长篇小说,与他同行的是作家丰村。

当时,搞所谓“青年军”运动,以“出国、喝牛奶、吃面包夹黄油”等为诱饵,欺骗学生参加。适存女中一部分高年级学生不明真相,有的为了找寻眼前的生活出路,有的为了逃脱包办婚姻而报了名。事实上搞的这一套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获得美式装备,积存内战“资本”。在那种环境之下,骆宾基等进步教师不能直截了当地反对学生参加“青年军”,只能加以正面引导。他们在校内组织起了“读书会”,以合法形式传播革命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除个别三青团学生外,再没有谁报名参加了,为此,校内反动势力对他们心怀忌恨。

这年9月,日寇打到独山,重庆危在旦夕,收缩兵力,传闻要将“陪都”迁往西康或昆明。骆宾基返回重庆,与抗敌文艺界取得联系以决定下一步行止。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天官府,他见到郭沫若、冯乃超,并聆听了的形势报告。报告的基本精神是:适应局势的发展,抗日的文化人能隐蔽的隐蔽,愿意打游击的上山打游击,民族危亡关头,大家一致起来“救火”。

这时,适存女中的事态又有发展。一位在报社任编辑的朋友前来报信说,暗藏在校内的特务、英文教员严某已向“军统稽查所”告密,口实是:骆宾基选用《新华日报》社论《论联合政府》为补充教材,并且在一位想参加“青年军”的学生的作文本上批了“让这颗种子埋在雪里吧!待春暖鸟鸣时再开花结果……”等等。与此同时,丰村又听说校内反动分子还散布谣言说,骆宾基已经潜逃,不敢再回来了。

这年年尾,骆宾基由重庆回到酆都,向丰村等人传达了自己的见闻。丰村主张由骆宾基出面当众揭穿特务的面目,把事闹大,以便防止特务机关暗下毒手。于是,一天,在大饭堂里,当着全体师生的面,骆宾基走到告密者严某面前。

“你卑鄙!……”

说着,“叭!叭!”扇了他两记耳光。严某愣住了,随后大喊大叫,但他见骆宾基的支持者人多势众,未敢还手。学校当局惟恐消息扩散,严令学生不得张扬,而事实上却一夜之间满城风雨。

寒假在即,校方多方刺探骆宾基等人的动向,骆宾基他们成竹在胸,商定在学生离校前公开返回重庆,防止特务偷袭绑架,并事前把重庆有关朋友的地址留给了可靠的学生,嘱其一旦发生意外,立即通知营救。

1945年元月10日凌晨4时许,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刮着刺骨的寒风。骆宾基等,连同送行者和挑行李的工友,一群人高声谈笑来到酆都码头。就在他们走上趸船,正向送行者话别时,遭到从夜间起就守候和跟踪他们的“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酆都稽查室”的特务们的阻挠。待轮船启航,特务将送行者驱回学校。两名武装军警将骆宾基等5名教员连同丰村年幼的孩子一起送往稽查室。

骆宾基等戴着手铐被押到县特务机关后院一个废弃了的露天茅房。当晚,他们又被分别关押起来,骆宾基作为“主犯”,关在特务机关,连夜被拖去过堂。

“你是共产党。交出组织关系来!”开口的是坐在那里的稽查室主任。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组织关系。”

“《新华日报》上的《论联合政府》,你讲了吧?”“既是社论,当然可以讲。”“这是你批的吧?”那主任扬起手中翻开的作文本,“问你,‘春暖鸟鸣”指的什么?是不是盼望八路军开过来?说!……要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是破坏参军运动!……”骆宾基瞥了他们一眼,沉静地笑道:“这很简单,这篇作文的作者是高年级学生,眼看要毕业了,是否参军,是他的事,我不过是希望他等明年考完大学看情况而定,‘春暖鸟鸣”就是指的明年……“哼,胡扯!……”特务们累了,悻悻然而去。第二天晚上开始用刑。骆宾基的衣服被剥下来,几个人将他挟持到长凳上,用绳子将膝盖上部捆紧,然后一边审问一边往他脚下填砖,还用火熏烤他身体部分。他浑身流汗,两眼直冒金花,双腿像被折断了似地剧痛难忍,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恼羞成怒的特务们又用利器将他胸部戳破……接连刑讯之后,骆宾基被单独监禁起来。次日一早,那个审讯过骆宾基的特务故意在县三青团部关押着丰村的房门外对警察说:“姓骆的昨天夜里受了刑。他们是反政府的危险分子,是共产党。这些人,要严密看守,不然,嘿……”与此同时,还有人对骆宾基说:“丰村与你观点不同。”骆宾基心里有数,问道:“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教书的。”

元月16日,骆宾基受刑后第二天,重庆《国民公报》第三版上披露了一则消息:本报讯: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消息,该会员骆君(笔名骆宾基),冯维典 ( 笔名丰村)在酆都县适存女中任教多时, 在本月10日动身来渝时,忽被该县稽察 处人员所逮捕,同行杜君及送行者二人亦 同时被捕,骆宾基及丰村在任教职期中, 颇得校方及同学之敬重,酆都县士绅素来 敬重外省教员,对此深表遗憾。文协总会 闻讯后,除即电该县张县长查明真相外, 并正积极设法营救云。

接着,《新华日报》和各地大报也都转发了这一消息。元月21日,《国民公报》星期日增刊又一次作了如下报道:作家骆宾基、丰村在酆都被扣消息传 到渝后,此间文艺界人士均异常激愤,在 高唱人身自由的时候,竟有如此事件发 生,实使各界人士对中国民主政治大表遗 憾。

元月24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又以“文协设法营救”为题发表一则新闻:本报讯:作家骆宾基、丰村两人在酆 都被捕,陪都人士得到这消息后,非常关 怀。全国文协理事会特策议营救办法,决 定推孙伏园等人,向参政会、卫戍总部机 关交涉,根据保障人身条例,使早日恢复 自由。

此后,2月4日及11日,《国民公报》又两次报道骆宾基遭受刑讯及渝文协下属分会对此表示关切的消息;12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又以“音乐教员杜巴也无辜被捕,音乐界人士进行营救”为题发表新闻。适存女中的学生冲破军警封锁,及时地将这一切通报给了监禁中的骆宾基、丰村等;暗中同情被迫害者的警察,也悄悄地把有关报纸传递到了骆宾基、丰村等人手中,更增强了他们的斗争勇气和必胜信心。

这时正值美国司法考察团来华考察政府的司法,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重庆警备司令刘峙训斥手下人给他捅了娄子,因而酆都县的特务们难免有点手忙脚乱。在抗敌文化阵营中,郭沫若、冯雪峰等通过邵力子,老舍通过冯玉祥,丰子恺则通过30年代是上海左翼文艺青年、此时是酆都城内有威望的开明士绅的林梅荪等,多方设法援救危难中的战友。1945年2月10日,骆宾基等又在特务机关里相聚,他们怀着兴奋心情,彼此热烈握手,用目光相互问候着。一个高个子特务走了进来,煞有介事地说:“诸位大概也知道,今天释放你们,不过,我们还需要一个手续……”他们明白特务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也知道那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得到的。僵持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特务只好自找“台阶”,说至少也得写上两句什么话才成。骆宾基闻听此言,第一个走到院内凉棚下,伏在小写字台上,铺好空白纸,快速地写下一行大字:抗战到底!抗战到底!获释后,骆宾基等人被留在保人林梅荪家中受到热情款待,一面等待重庆方面的回音。经中共地下文委书记冯乃超的精心安排,春节期间,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先锡嘉(中校),以陪同夫人回原籍酆都探亲、拜年名义,迎接并护送他们安全返回重庆。船靠涪陵码头,他们倍加警惕。因为如果特务们要搞什么花招,正是下手的好机会。那时,骆宾基、丰村和先锡嘉夫妇手挽着手,夹在乘客中间,密切观察着船上船下的动静,直到船重新启动才放下心来,他们面面相觑,露出会心的微笑。重庆在望了。那雄伟、美丽的山城此时正隐没在一层浓雾之中。船到江边,骆宾基等人这才发现岸上一张张熟悉的、饱含激情的面孔。身穿延安生产的咖啡色粗呢制服的冯雪峰一无所惧地挺立在码头石阶上,正以坚毅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他们。骆宾基心中顿然升起一种道义力量,为自己有这样的师友而感到无比自豪。他们上岸后,像凯旋的战士一样被簇拥着,回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址张家花园,骆宾基、丰村、杜巴就被安排住在那里。

他们回到重庆的那一天―――1945年2月 26日,《新华日报》以答读者来信方式,再次作了报道:作家骆宾基先生是在今年年初在酆 都县被捕的,事发以后,经当地士绅援救, 并由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声援,加以在各 报纸上也披露了这个消息,所以骆宾基先生在被逮三十多天后恢复自由了。这样总算使这一莫须有的冤狱没有继续发展下来。据闻,骆先生在被逮时期,颇受严刑拷打,现虽已抵重庆,但健康极受影响……此后几天,郭沫若设家宴款待骆宾基、丰村等人,胡风也请他们到赖家桥他的家中去住了两天。文协专门召开理事会,听取了他们关于在酆都被捕前后情况的汇报,茅盾、冯乃超等都曾给予了亲切的慰勉。夏衍还特地委派新华社医生为骆宾基作了体检。5月,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董必武、邓颖超等以中共代表身份提出了关于保障作家人身自由的提案,整个重庆抗敌文化界热烈响应,并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酆都被捕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最后的结局,磨砺了骆宾基的意志,激发了他的豪情,丰富了他应付意想不到的险恶境遇的斗争经验,也更增强了他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政治责任感。随同骆宾基、丰村等稍后到重庆的,还有几位酆都适存女中的进步学生(其中包括那位若干年后成为了骆宾基妻子的邹民才女士)。骆宾基一一地协助她们解决了入学问题,帮她们安顿下来。之后,于1945年的夏秋之交,又经叶以群介绍,离开重庆,到沙坪坝复兴场的治平中学去了。在那里,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写作长篇小说,不久,迎来了抗战胜利的可喜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