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增长危机

独生子女政策30年之际，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一个长期的风险在不断积聚。这就是涉及中国数亿家庭的人口负增长。中国目前有13.24亿多人口，人口总量尚在逐年增加，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然进入人口负增长。虽然其来势缓慢，但威力巨大，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危机。

人口负增长危机一旦形成，不可能在短期内逆转。人口学者大多认为，这将是一个百年危机。近20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子女)。这一重要转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2000年时才得到人口学界的确认。目前，人口学界已有共识，中国近年来生育率仅为1.5左右，即一对夫妇平均一生只生育1.5个孩子。

中国人口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一代人会比一代人少。事实上，若仅从生育率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虽然总量还在增加，但与上一代人相比，下一代人的生育人数却1.225％的速度在递减。

目前，全球50％以上的人口都已面临低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老化与人口减少的危机。与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剧增不同，21世纪初，全球已进入史无前例的低生育率乃至“超低生育率”时代。

与其他同家不同，中国目前还在执行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源于40多年前，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30年来城乡人口政策多有微调。但按照现行政策，目前中国63％的夫妇还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即每对夫妇平均子女数仅为1.47，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

可惜的是，中国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人口负增长的危机，更没有看到调整现有生育政策的紧迫性。尽管学术界已有调整政策的共识，但人口政策的调整迟迟不能起步，从思想上应归因于三个认识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30年前为了控制人口而广为传播的“人口决定论”。这种简单化思维最常见的说法，就是把人口与经济社会分割开来的“人口分母论”。即把经济产出当成一个与人口数量无关的“蛋糕”，结果就是“分者越少、分得越多”。

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是反科学的，而且难以经受事实检验。当“人口分母论”在经济学上越来越失去市场时，该理论又被移植到资源环境领域。其中的逻辑是，既然资源能源是有限的，人口越多，人均占有的资源量就会越少。

然而，这并非事实。统计显示，1990年至2007年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89％，天然气消费量增长375％，电力消费量增长424％，而同期中国人口总量仅增长15.6％。显然，中国的能源消耗剧增主要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非单纯的人口增长所能解释。

同样，人口增长并不能被用来解释环境污染的恶化。1994年至2004年，中国空气中二氧化碳污染量由40.6亿吨增加到61.1亿吨，十年增长50.49％，年均增长率为4.87％。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812％，不足二氧化碳污染增长率的五分之一。

由于技术的进步，尽管人口不断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反而还能更少。2000年至2004年，中国空气中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幅达72％，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幅达13％。而同期由于居民生活所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所占比例不仅没有上升，反而由2000年的19％下降到仅占16％。

第二个误区则是把常态的计划生育服务等同于非常态的独生子女政策。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生育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下降缓慢，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推广避孕药具、普及节育技术，这不仅是及时的，而且也深为广大中国家庭和育龄妇女所欢迎。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晚(婚)、稀(生育间隔)、少(子女数)”政策之前，很多夫妇已主动寻求并积极采用了避孕节育措施。中国生育率下降最多的也并非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而是发生于此前的上世纪70年代，被称为“计划生育的黄金时代”。

换句话说，且不论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如何，中国成功控制人口增长主要不是由于1980年后的独生子女政策。由此，人们看到，人口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并非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人为地控制生育，其效能有限且偏于短期，而发展经济、提高受教育年龄，普及节育技术和知识，方是正途。而目前多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的呼声都是建议尽快取消独生子女这项具体政策，而不是要取消来自政府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

第三个误区是看到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长，认为等到人口达到零增长时再调整政策也不晚。这属于缺乏人口学的基本常识。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当前的出生和死亡水平不仅影响现在的人口增长，而且决定未来的人口增长与年龄结构。中国目前的人口增长是由于人几年龄结构导致出生数还略大于死亡数，而不是每对夫妇生育数太多。

中国的生育率已长时间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年龄结构老化已非常严重。再继续这么低的生育率，中国未来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会更为加剧，而且该结果一旦来临，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扭转。

由于中国实现由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人口转变太快，而十多年来生育率已经降得很低，一旦中国人口达到最高峰，实现了人口零增长，接踵而至必然是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而且负增长的趋势与人口增长一样，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负增长危机，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供应减少与人口老化加剧，而且还造成巨大家庭风险与不可估量的社会成本。过去的30年中，中国已产生了1.4亿独生子女，也即1.4亿独生子女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这众多的独生子女不仅是未来的纳税人，而且要承担比此前任何一代更大的养老负担，其家庭风险将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代中国人。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只要现行生育政策不改变，成千上万的独生子女仍将不断产生，社会养老和劳动力短缺的风险就会加剧，而目前严重失调的出生性别比问题难以根本解决。

中国政府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初，就已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紧急政策，呼吁人民群众作出牺牲，并明确声明这个政策不是永久不变的。当时主要是为了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减少消费、提高资本积累，如今这些需求早已不复存在，为什么还要让亿万家庭做无谓的牺牲?30多年前。经济决策的权利和义务就被交还给家庭和个人，那么生男育女的基本权利何时才能回归家庭?

早在2001年，国内主要人口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等)的一批学者与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官员就开始对中国在2l世纪的生育政策调整展开研究。课题组于2004年初完成了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书，并提交中央及有关部门，建议在继续提倡晚婚晚育、严格控制多孩生育的前提下，“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到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建议在条件具备的地区开始试点。2009年1月，26位学者和高级官员再次联合签署并提交了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这些学者再次包括了国内主要人口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

2010年，中国将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中国人口而言，也是关键的一年。首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过低的生育率将使新增劳动力数量显著地萎缩。20岁至24岁人口组的规模将会急剧缩小，由2010年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即在十年中减少一半。第二，中国将启动新一轮全国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将再一次证实中国生育率很低，家庭规模很小，人口老化加剧。第二三，2010年是独生子女政策出台整整30年，各界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呼声会更强烈，决策者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呼吁“普遍放开生育二胎”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如此之大，各地人口变化如此不同，政策调整只有因地制宜、逐步推开，才能避免在政策调整过程中不必要的失误。由于近年来有关方面多次贻误了及早研究和生育政策调整试点的机会，各地如果“仓促出台、一哄而上”调整政策，也可能导致混乱和失控。